年年有鱼|海岸线与冰层如何影响渔民有史以来的迁移
根据我们今日熟知的观念,一万五千年前,自然发生的全球暖化使最后一次冰河时期划下尾声后,捕鱼才变得重要,尤其是在距今(Before Present,简称BP)约六千年之后,海平面高度终于稳定的时期。
文:Brian Fagan | 来自《渔的大历史:大海如何滋养人类的文明?》
攀升的温度、退缩的冰层和升高的海平面改变了北方的自然环境。人们迁居至海岸、河岸、湖滨与潟湖。此时,捕鱼成为生计的核心,对于居住在新生海岸线旁的族群尤其如此,因为那里栖息著大量的浅水鱼类和软体动物。有史以来,人类生存的动力首次发生了变化。许多社群开始长住久居在同样的地点,若非永久定居,也会在一年中在同个地方住上好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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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著地方人口增加,领地的划分变得更加精确。来自软体动物的栖地与渔场的渔获耗竭。海洋资源的争夺有时会导致暴力冲突,譬如加州南部的楚马仕人及斯堪地那维亚的艾德布勒人。在这些区域等地,仰赖软体动物、植物粮食和丰沛渔场维生的社会发展得更加复杂。重要的氏族领袖成为权威人士,并透过受人尊崇的先祖,进而与超自然世界建立特殊连结。
这些人和法老或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领袖那样的神圣统治者不同。他们的权力仰仗个人魅力和经验,以及追随者的忠诚度,总是变化无常。人类历史上从未有捕鱼社会发展成有城市和常规军队的文明。他们没有这样的发展途径。他们的领袖享受特权与财富,并且分配丰富财产,如过剩的食物,以及像是饰品等能为其带来声望的外来物品。但这些领袖永远无法成为君王,因为渔场的资源基础变幻莫测。渔夫总是处于前工业化文明的边缘。
捕鱼行为本身的动力
多数捕鱼的历史皆与变动有关,不仅是关于捕鱼行为本身的动力,还有捕鱼社群与仰赖他们的其他群众之间的互动。捕鱼是发展造船的主要诱因,造船这项技术又促进了人类的贸易、迁徙与探险。四万五千年前,人们在东南亚外海乘船捕鱼,而一万五千年后,太平洋西南部的俾斯麦群岛上的人们也这么做。到了西元一二〇〇年,随著独木舟航行至社会群岛、复活节岛及夏威夷,太平洋岛屿上的生计开始仰赖专业的领航和潟湖捕鱼技术。
日本北部绳纹时代的捕鱼社群高度依赖鲑鱼洄游,以及冒险出海至千岛群岛的汹涌海域,最远甚至来到东北亚的堪察加半岛。绳纹时代的渔民所捕捉的物种,几乎和第一批美洲人在阿拉斯加海岸定居时的渔获如出一辙。在遥远的北方,大约一万一千年前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两地的白令陆桥上,人类仰赖机动性与高度发展的机会主义心理,使捕鱼和猎捕海洋中的哺乳类动物成为扩展生存策略的方式。
腌咸鱼技巧已沿用几多个世纪?
旨在为家庭和村庄提供更多食物的自给性渔业是一回事,但捕捞大量的渔获当作商品贩卖又是另一回事。在古代世界,渔获丰收不足为奇,但即使有部分渔获会被用以和其他或近或远的社群交易,捕获的鱼大多仅供自用。在美洲太平洋西北地区,掌控鲑鱼洄游是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主要来源,在绳纹人的聚落可能也是如此。多瑙河上的渔夫在鲟鱼来到浅水域产卵时可以大大丰收。各式各样的自给性渔业都必须仰赖有效的保存技术,诸如干燥、盐渍或烟熏,这些技巧猎人已经使用了数十万年之久。
就算是有组织的季节性丰收,地方的自给性渔业在本质上也不同于为供应配给粮食给兴建吉萨金字塔的古埃及人,而进行的大规模渔捞。此种规模的捕鱼需要大批抄写员和负责不同事项的官员,来记录用大型围网工作的全职渔夫所承揽的渔获。那些渔获由数千人去除内脏、清洗干净、剖开摊平并干燥保存,作为提供给在前工业化的经济体的劳工的配给口粮,带来了许多好处。这样的鱼制品重量很轻,容易放在篮中携带,也能长时间保存。当鱼成为配给食物,渔业的规模就改变了。随著非农夫的人口增长,城市市集出现,再加上提供军队和水手营养丰富的食物配给的需求增加,把鱼当作配给口粮是合情合理的结果。
水产养殖的起源
水产养殖也不是任何人发明出来的。当对鱼的需求迅速增长,导致地方水域遭过度捕捞,人们拥有的应对方案相当有限。其一是用长钓线和其他设备,以强化渔捞;其二是寻找更多远方的渔场;其三是转为水产养殖,也就是养鱼。第三个方案对担忧渔获减少的人们来说是合乎常理的策略,也是一种取得较大型的鱼的方式。早在西元前三五〇〇年,中国人便驯养了赤棕鲤。富有的罗马人乐于在铺张的宴会上展示他们养殖的炫富鱼。此外,中世纪欧洲的修道院之所以开始养殖鱼类,有部分是因为基督教教义规定,虔诚信徒要增加不吃肉的守斋日的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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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曾被视为异教的符号,象征死亡,后来则变成了一道适合用来代表基督及其在十字架上的苦难的餐饭。长达两千年来,星期五都是天主教徒有义务禁食肉类的日子,忏悔的信仰者在这天会改吃谷类、蔬菜和鱼。到了十三世纪,信徒在一年中近半数的日子都不吃肉。对于海鱼永不满足的需求,尤其是鲱鱼和鳕鱼,创造出盐渍鲱鱼和鳕鱼的国际贸易,范围从挪威的卑尔根与波罗的海国家遍及欧洲各地。十五世纪,北海渔夫开始在冰岛南部外海捕捞鳕鱼。义大利航海家约翰・卡博特在一四九七年航行至纽芬兰岛后,北美洲外海和离岸沙洲的鳕鱼渔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不寻常的是,捕捞鳕鱼的技术基本上直到十八世纪皆与中世纪无异。
十九世纪的新技术将渔捞转变成工业化的产业。渔获量减少促使长钓线和更大型的流刺网出现,以及第一批摧毁海床的底拖网诞生。随后蒸气引擎、汽油动力接连问世,最后则是柴油,让拖网船可以前往比过去都更深的海域,并引发我们今日面临的渔业危机。
渔业危机最终与现今规模更大的海洋和气候灾难合而为一。这个问题对文明构成货真价实的生存威胁,已经是数量多到可以塞得下好几座图书馆的书籍所著墨的主题,我没有资格也并不想再添一本。然而我深信,我们需要历史性的观点,以了解人类最后一个从大自然取得的主要食物来源。当鱼不再扮演这样的角色,我们将与自身长远历史一刀两断。
(《渔的大历史》系列文章。本文获出版社授权转载,不代表艺文格物立场)
作者简介|Brian Fagan(布莱恩‧费根),1936年生于英国。世界知名考古学作家,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人类学系荣誉退休教授。曾于1959至1965年于尚比亚的李文斯顿博物馆(Livingstone Museum)担任史前文化研究员,在此期间潜心投入田野调查,专注于非洲史的跨领域研究及遗址保存。1967年开始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直至2004年退休。现与妻女居于加州。费根致力透过演讲和写作,向一般大众推广考古学知识,编有《牛津考古学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rchaeology),是进入考古学的最佳读物。费根的著作等身,更有多部著作已在台湾出版,包含《圣婴与文明兴衰》、《法老王朝》、《古文明七十发明》等,其中《漫长的夏天》和《历史上的大暖化》结合了考古学知识与费根对气候变迁的关注,更是畅销经典。长期以来,费根探索气候对于人类文明与历史进程的影响,另著有《小冰河时代》(The Little Ice Age)、《星期五的鱼》(Fish on Friday)、《长生不老的关键:人类与水的历史》(Elixir: A History of Water and Humankind)等。此外,他从八岁开始练习驾船,至今已是专业好手,其著作《中南加州巡航指南》(Cruising Guide to Central and Southern California)自1979年出版以来不断再版,是被广泛参考的航海指南。
译者简介|黄楷君,政大阿拉伯语文学系、广播电视学系毕业,曾任出版社编辑,现为文字工作者、译者、内容力有限公司特约译者。译有《手写时代》、《穆罕默德:宣扬谦卑、宽容与和平的先知》、《福尔摩沙.美丽之岛》(合译)、《时光出土:考古学的故事》、《原始富足:布希曼族的生存之道,以及他们能教给我们什么?》、《征服的时代:从亚历山大到哈德良的希腊世界》等书,及合著《吹过岛屿的歌》。
书名|渔的大历史:大海如何滋养人类的文明?
作者|Brian Fagan(布莱恩 ‧ 费根)
译者| 黄楷君
出版|八旗文化 (202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