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书展2021|由危险荒岛到知名东方之珠:形塑香港的旅游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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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是香港经济的四大支柱之一,反映出香港文化和社会的变化。最初,本地旅行仅限于来自上层阶级的外国居民,他们有金钱和休闲时间,穿著雅致的衣服,带著仆人和照相机出游农村,代表了他们杰出的社会地位。来香港旅游的外国人则喜欢拍摄平民百姓,特别是下层阶级,反映洋人以西方文化为本位,探索“其他”地方。

文:阮志|来自《从荒岩到东方之珠——形塑香港的旅游文化史》前言(三联书店(香港))

从1930年代起,来自报纸和出版社等本地文化组织的人士,或一些希望能摆脱民国初年影响的前清官员,开始在香港境内推广旅行,其主要目的是探索香港的中国特色及其性质。他们对“家”的认同仍然是中国大陆,而不是香港,认为香港只是动荡时期的避难所,他们对香港旅行的推广,并不在于香港的文化和自然本身,而在于这片移居地与大陆之间的联系。尽管如此,这仍然是倡导当地旅行的肇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变得更加工业化,参加短途旅行团的既有富裕阶层,也有工厂工人,旅行缩小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人们还可以藉周日的短途旅行暂时摆脱工作带来的压力,具有自我认同的意义。

但是,随著政府在1970年代末开始参与推广本地的郊游活动,建立了郊野公园和第一条远足路线“麦理浩径”,削弱了志愿者或非牟利组织的作用。本地旅行的制度化,有助政府促进游览活动,以吸引本地和海外游客。一日游旅行社的兴起,特征是旅游景点的商品化,减少了此类活动的社交聚会功能,同时加速了旅行产品的商业化,例如旅行装束、远足和野外定向装备,远足亦越来越依赖互联网和大众传播的信息。另一方面,面对香港回归,促进市民对文化遗产的认同及其与中国内地的联系,也鼓励了政府机构、政治团体和其他相关组织发展文化旅游业。过程中,旅行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和制度化,与经济问题互相紧扣,组织度较低的旅行团和非牟利组织的参与越来越少,也很少听到社区中原居民的声音,一些旅游胜地的当地色彩日渐变质,倾向于普遍文化旅游者的口味。

阮志|香港出生,祖籍广东新会,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曾任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荣誉副研究员、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系客席讲师。多年来对香港历史、文物及民俗文化进行研究,包括新界宗族、边境禁区村落、客家文化及20世纪香港天主教历史,著有《禁区:夹缝中的沙头角》、《越界:香港跨境村庄及文化遗产》、《入境问禁:香港边境禁区史》及《中港边界的百年变迁:从沙头角莲蔴坑村说起》,编著有香港天主教历史研究专书及论文多篇。近年从天主教及基督新教传教士访港旅行的历史为切入点,进行历史梳理,集中研究旅游作为香港文化历史的重要环节。

坊间以旅行史为题的书籍只有凤毛鳞角,就是在学术界,旅行史或旅行文化史也是近年才成为史家的焦点。笔者曾计划以旅行为题撰写文化史论文,但当时的指导老师认为不可行,因为游记并不可靠,亦非正式的史料。但事实上,“行旅者”是近代一种新的身份,随著文明进程在20世纪的加速而流行,铁道、轮船、公共汽车等大众运输的出现,加上新式旅店、旅馆以至今日金碧辉煌的酒店的发展,均使旅行成为现代消费主义的雏形,因此旅行史应在世界文化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关于旅游研究及编写旅游史,王永忠的《西方旅游史》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当中涵盖了从古希腊文明开始,经历罗马时代、中世纪基督教传播、世俗旅游、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科学与理性时代、工业文明以至现代,西方旅游兴起的变迁及发展,除了是旅游史的标准读本外,亦是了解西方社会生活的参考书籍。

香港人较多到外地旅游,较少关注本地景点,但外国旅客却往往对香港的古迹十分感兴趣,知识可能比许多香港人更多。日本是香港人最喜爱的旅游地点,笔者有朋友每年均到日本旅行三至五次,差不多整个日本都游玩过了,接下来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其实旅行的乐趣可以很多样化。从富田昭次的《观光时代:近代日本的旅行生活》(台湾译,日本原著名为《旅の风俗史》)封面插图,便可以想像旅行的多姿多彩。他提出:“旅行的乐趣,当然因不同的人,而有不同的体会。”他多年搜集带有美丽图案的资料,如手册、明信片、旅行导赏书,以此写成一本旅行文化史,呈现了近代日本旅行的有趣面貌。他并指出,日本在明治时代以前,一般民众是禁止自由旅行的,外国人更不能在国内自由活动,直至1874年才终于取得有限的旅行权,但还要待《安政五国条约》所定的外国人居留地制度于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废止,才能在日本国内自由移动。刚才那位朋友,问到他对香港古迹文物的认识有多少,往往便支吾以对。香港人要加强对香港的归属感,便应对本地的文化古迹有更深入的了解及认识。

旅游业一直是经济和管理研究领域的题目。近年来,虽然它仍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但人类学对旅游的研究——从文化与旅游、主客关系和游客体验等方面——正在成为一种新兴的视角。早期西方世界的大型旅游,如法国带薪假期和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1808-1892)在英格兰的短途旅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展开。然而,旅游史一直不被视为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就算如英国这个早已开展历史研究的国家,旅游研究也是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沃尔顿(John K. Walton)便指出,“旅游业在现代英国历史写作中,不是一个发达的主题,亦反映出历史专业的文化保守主义。”然而,随著借鉴其他观点,近年来旅游史研究日渐扩展。最为活跃的争论是有关博物馆或文物旅游中对“历史”的保存、主题公园旅游及复修工业遗产等。此外,文化旅游问题的整合和认同、全球化、原居民参与和城市更新,也进一步为旅游研究提供了框架。

与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后殖民社会不同的是,香港的旅游研究在人类学、历史和文化研究等学科领域尚未成为主流。直到近年,旅游业成为政府和私人企业认可的经济原动力后,在教育、社会或非政府机构才陆续出现各种旅游活动,如文物、生态、宗教和博物馆旅游等。尽管如此,张展鸿对香港从殖民地过渡至回归中国时期,文化旅游与香港特色的关系,进行了较早的观察。他指出一种名为“冷冻文化”(Process of Freezing Culture)的过程,特别是“香港一日游”是一种以重视昔日文化与自我认同感的消费模式。

尽管这是作为国际都会的香港现代化发展的一环,香港旅游的历史也仍然是一个非常边缘的,不起眼的题目。旅游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在香港政府的具体政策背景下进行,以作为促进经济繁荣的手段。香港旅游发展局(旅发局)是政府于1957年成立的法定组织,目的是“吸引游客到香港,令他们对香港留下最好的印象,并帮助他们愉快地逗留。”这样一个政府资助机构,关注的是旅游的经济贡献,而不是其在各个研究项目中的社会文化意义。虽然旅游业早已将集中参观历史建筑物的活动视为“文物旅游”,而且在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倡议下,文化委员会在2003年亦已提交一个工作议程,但没有经过有意义的公开讨论,迄今尚未宣布或达成任何政策决定或结果。

综上所述,笔者感到有需要全面研究香港旅游文化的历史。例如,早期殖民地的欧洲旅行者的经验,可以揭示他们对当时的香港及人民的印象。因此本书旨在从文化和经济两方面,考察旅游与香港的历史发展。笔者想指出,旅游业务以各种形式(例如游览、暂居和移民)在香港发展,促进了西方人与中国人的社会和文化交流,从而帮助英国在殖民地初期保卫他们在香港的统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然而,从战后直至1997年,“遗产旅游”的引入,帮助英国人树立香港国际化和现代城市的风貌,同时也加速了香港人的当地语系化和身份建构的进程。因此,战后旅行业的发展,可视为与英国的非殖民化政策一致。香港通过保护自然资源、历史古迹及商业上的推广,成功将东西方文化并置于各方旅客眼前,令香港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旅游城市,在东亚以至全球享负盛名。作者希望从以上粗疏的叙述,带出旅游业的文化及社会研究角度,从不同旅游景点、机构以至旅行者的感受或经验,为这个香港经济支柱的发展勾划出初步框架,让海内外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开拓另一个领域。本书只是笔者将多年考察的资料作非常有限的疏理,鄙陋众多,敬希各界相关研究者赐教指点。

虽然如此,本书粗疏的历史论述仍获得旅游跨文化研究创建性著作《旅行:跨文化想像》的作者郭少棠教授赐序,深感荣幸,这位历史学家15年前出版的著作,建立了从中国旅行文化到现代旅游研究的范式,对笔者往后对文化论述的探讨影响深远,促使我开始从事香港旅游文化史的研究。人类学家张展鸿亦为笔者作序,他对旅游与文物的“冷冻文化”论述,为香港文物及文化研究开创先河,本书多次引用他的论述作为支持点,使整本书有了理论基础,特在此作一不可或缺的注释。

作者希望从足见粗疏的叙述,带出旅游业的文化及社会研究角度,从不同旅游景点、机构以至旅行者的感受或经验,为这个香港经济支柱的发展勾划出初步框架,让海内外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开拓另一个领域。本书只是笔者将多年考察的资料作非常有限的疏理,鄙陋众多,敬希各界相关研究者赐教指点。

书名|从荒岩到东方之珠——形塑香港的旅游文化史
作者|阮志
出版|三联书店(香港),2021.07

内容简介|旅游业是香港经济四大支柱之一,香港的文化和社会变化,与本地旅游业发展不可分割。开埠初期,西方人对香港的印象普遍恶劣,视为一个气候不佳、自然资源匮乏、危机处处的荒岛;一百年后,二战结束,香港著力发展旅游业,其殖民地背景吸引了很多对神秘东方有憧憬的外国游客,渐渐得到购物天堂、美食天堂、东方之珠的美誉;来到现代,香港也开发人文旅游的资源,郊外风光、文物古迹不一而足,展示了香港旅游业的多元化和与时并进。

本书是首部有关香港旅游文化史的专书,旨在探讨自开埠至九七回归,香港作为旅行目的地的历史发展、文化与经济相关的行为。从殖民地早期至二战,旅行的各种发展形式如长途、短途、本地游、侨居和迁移等,加强了西方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社会和文化交流。战后,香港旅游的进一步推广及产业化,除了带动经济发展外,亦有助殖民地政府为香港树立国际现代化的城市面貌,加强了香港人的本土化和身份认同。

香港人以文物、商业成就和东西方文化的并列,建构历史及重拾“正面”记忆。业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旅游活动,使城市的文化走向本土发展,进一步让香港获得国际认可,带动了以中西文化并存的都会发展历程。

(书本图片由三联书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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