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沾遗物整理师：《世界真细小》手稿连钉书钉都要留｜吴俊雄专访
我们都知道《世界真细小》由黄沾填词，却不知道原来这只是他工作项目之一，有更多“相关作品”。我们都知道顾嘉𪸩与黄沾常因创作方面的合作而有书信来往，却不知道原来二人创作与书信往来有用传真机。我们都知道黄沾当年曾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念书，却不知道中文学院原址曾在2005年举办过一场“黄沾与香港大学”特展，当时重现的正好有黄沾书房……还有许多个“都知道”“却不知道”在，随吴俊雄“黄沾书房”编制的《保育黄沾》，许多只是口耳相传的传闻与轶事，有了非常完整的印证。
资料太多，不想放弃。有段时间甚至会闭关……
访谈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从“第一眼见到沾叔书房有多震撼”说起——那种震撼并不全是全屋被书包围的情景，更大的震撼来自每个细节，在在呈现“黄沾这个人”的细心、认真，以至一种难以言说的“温度”：“沾叔2004年过身，我们2005年来到书房整理遗物。”黄沾经常翻书，在书页书眉书边写满自己的想法与意见，每页都有指头按过的、隐隐的指纹，室温与空气、书页留存的气味犹在。黄沾历经数十年创作的岁月，我们可以想像那个空间曾有这么的一个人长年在那个房间工作。
我会说这是个时间黑盒，或者历来有许多前台资料，而（书房的）是后台资料。
许多年后，吴俊雄办公室“桌面”安放一张“wallpaper”，在典型教师的案头杂物下，是一片大玻璃，压住的正是黄沾办公桌实物原大照片，意思是说：吴俊雄用俯瞰角度保存了黄沾生前办公桌的最后一刻——眼镜、口琴、CD、参考书、放大镜、电视摇控器、字典等。吴俊雄在大学工作的岁月里，每天都与沾叔办公桌共存。
黄沾是吴教授的学生。吴俊雄以笔名梁款写的文化评论，这么多年以来，总又无法绕过黄沾。二人关系微妙。他每次看到黄沾，就想到他写过的、自己都会唱的作品，渗满他成长年代的歌曲，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文字，“在课堂上，在聊天时，如见故人”。而他长年研究流行文化，是个学者；黄沾其时正希望可以用学术方式探讨自己成长与盛年时期接触的流行文化，他这个兴趣为吴俊雄与黄沾生前建立了一种罕见的关系：“他很亲切、亲和，会叫我做‘吴俊雄老师’，可是他明明是个大师……”
他是个粗口佬，同时又是文化人。
“每次都客客气气。沾叔生前，我们算不上是朋友……”毕竟沾叔烟酒粗口与教授生活似乎有颇大的距离？吴俊雄的意思其实是，二人在私交上真的一点也不熟络；倒是沾叔告别人间，他保存的遗物、文件、手稿，却在博士的生活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有种特殊关系在；笼统地说，就是亦师亦友。
黄沾辞世差不多一年，其时正值香港保育话题炽热的年份。自那年开始，社会运动渐渐由一群学生与文化人启动，纷纷关注地标的保育；那种实体实物的保育意识，影响着香港每个人，包括吴俊雄。其时许多人到利东街访问，直接从一条街道、几门行业采集民间声音，紧接着就是天星码头、皇后码头一连串保育运动。“实物保育”是他每天都可从新闻甚至朋友口中得知，亦在港大通识开课讲地标，讲的是一块块青砖，而不是一个人做了什么、他她做的怎样留下来。
整个书房给人的质感好强烈，温度还在。留下来的这些材料与文字，有许多我都写过，但从未见过：手稿、书信、书本、录音带……是有种“发现宝藏”的感觉。
【黄沾的遗物｜论文战后讲到回归 广播道访问四大天王粉丝极痛苦】
“硬地标可以保育，软文化又如何保育呢”，吴俊雄形容黄沾的书房其实就是“一个人家里有许多纸张”的概念，大家可以想像搬屋要处理家里存放文件的状态——乘以百倍：黄沾手稿除下的钉书钉，是用包装袋为单位的。“真的很痛苦。我自己平时并不是很整齐的人”，于是去请教在资料馆（博物馆）工作的朋友。他们提供处理文物的一般方式：什么也不能丢，不能断不能舍也不能离。大家又可以想像，一个有一千平方呎的单位内，所有纸张都不能丢掉，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况。他在这期间获得的知识，并不全属于自己的专业——容我暂时用“遗物整理师”与文物保育人员的处境来形容吴博士当年眼前的状态。
想说这并不是开仓，而是要尝试去理解，也想知道他是怎样创作出来的。
“黄沾书房”并不是一个工作室，也不是一间公司，更不是一间出版社；它是“一群朋友”——大家都愿意为黄沾遗物努力整理的朋友。他们以文物保育的最高标准来整理遗物，手上每一件东西都是珍品，却又未必能认得出每个物品的来历，就会商量应该要找谁来问。有时，他们正要打电话给谁，恰巧谁就来电，要谈的本来是另一些事，最终还是谈到沾叔当年哪件物品是什么来历。
黄沾物品实在是太多太多，家人递来一些文件档，档案内就是一大叠收得整整齐齐的手稿，有时是一大叠书信：“我们常常说的‘𪸩黄’时代，一看这些书信就知道，他们真的亲如兄弟，是真兄弟。”说的“𪸩黄’就是顾嘉辉与黄沾。
吴俊雄｜在香港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多年，长期关注流行文化和香港社会发展。曾出版《普普香港：阅读香港普及文化，2000-2010》（合编），及《此时此处许冠杰》等著作。近年为“香港记忆计划”制作了“黄沾书房网站”，和替香港电台主持播音节目“粤语长片重出江湖”。
当中亦有一批已褪色的传真感热纸张，上面的字体已难辨认。“亦有Romeo Díaz——即是戴乐民这位菲籍音乐人的书信。”他与黄沾当年有非常紧密的合作，例如讨论《男儿当自强》应该用哪种风格的曲式，在书信里就读得到：“像后来他与雷颂德的合作，同声同气，什么都可用电话解决，就不会有这些珍贵的材料。可以说，幸好他们需要以书信来沟通，我们才读到这一批作品的创作由来。”这批英文书信需要翻译与分类，创作痕迹都留在《保育黄沾》套装书里。
保育建筑是一方面，保育一个生命，我们就要努力学习。
还有一大批从未曝光的数码录音带（Digital Audio Tape，简称DAT），由于磁带大都打结开花似的，他们又需要花时间整理：“做到某一段时间，我是需要闭关，认真想想：有这么多东西，到底要怎样分类来处理才对。”例如人人都会唱的《世界真细小》手稿，他早就知道是沾叔为迪士尼巡回做的翻译填词作品，却原来还有更多尚待流传的词作，又或从未发表过的作品，这些巡回本来会演绎或未唱过的中文歌词，又成为“黄沾书房”要分类的珍贵内容。
吴俊雄试过不同的分类方法，其中一种就是为每个手稿、书信、作品、物品等做“好像今日大家都会用的hashtag”，甚至会做完整图表。例如“星岛业余歌唱比赛”，他与周梁淑怡都有参加，互相有提到那段日子：“一封信是写给周梁淑怡的，他在专栏又有几篇文章又提过周梁的”，他们就会为这批材料起tag；到了一定的储藏量，就拿出来对照，看看到底有关周梁的原来已经有几十则，就组织起来，看看怎样编选整理。这些琐碎而每个微小步骤都那么重要的工作，与“成书”阶段还有很大的距离。
沾叔与香港历史紧扣，可以说，与历史有关，是因为香港社会给他机会，令社会更开放。
最令吴俊雄感到苦恼的，是传真感热纸；他怕读者不知道什么是“传真机”，细心地解释：“即是现在购物时经常收到的单据”那种感热纸，它上面的文字是有期限的，过了一段日子就会消失。“文物传真纸如何救？要照灯，亦要用PS。”这种文物简直是整理者的大敌——它里面可能是很重要的资料，又可能是无关痛痒的信息；根据他们采用整理文物的最高标准来看，手边这一大叠无字天书，每一张“白纸”，他们都有责任把它们“还原”。而手稿和其他书信就要除钉。“有些书与纸会有虫，更有许多影带未曾出街（发表）的。”
“黄沾书房”团队做了许多调查与研究，终于运用PS来“还原”——在CMYK之间逐一选择，有时要用青色才看到原文，有时用红色，每次扫描与还原都花很大的气力与很长的时间，而且要每字细察字迹，辨别那些文字是在写什么，然后为每张纸做分类：“不能不做，亦不能不这样做。”
吴俊雄在访谈中常常提到“沾叔有几千万字”，我们当然知道“几千万”在这里是形容“多不胜数”，不过像他们这种连“白纸”也不放过的态度，再看黄沾从不间断的专栏写作与各类广告文案创作，从概念、实践到回馈，说不定真的有几千万字。
像重遇一个人，他称不上是你的熟朋友；最后，却因这些文字而成为老友。
2004年至今，出现许多回顾黄沾生平的文章与研究；吴俊雄从流行文化研究的教学工作到亲身整理沾叔遗物，得出一个较容易令人记住的说法——50年代吸收，60年代成人，70年代发放。“沾叔与香港历史是互相交织的，他既是历史见证者，也是时代的参与者、推动者。”吴俊雄自1950年代说起：黄沾少年时代已经是个出色的表演者，他的口琴技巧早就达到一流境界，经常参与电台演出，当年已遇见过许多来自上海的音乐大师，见识影响香港早期流行曲的一群奠基者。同时，香港发生的许多事件，例如家在深水埗的黄沾，就写过1953年圣诞夜遥望石硖尾大火一直烧，烧到巴域街才停止，而他家正好就在巴域街前，如果再烧下去，就烧到他的家，真如他写过的，大火烧到他家门前。而他目击的这场大火，成为香港房屋政策基础的关键事件。
书名｜保育黄沾（一套五册）
作者｜黄沾
编者｜吴俊雄
制作｜黄沾书房
出版｜三联书店（香港）
第一册：《黄沾看黄沾》｜放大黄沾早年的身世，在他身上慢镜头重播香港本土文化形成的经过，记下香港平民的集体前传。
第二册：《黄沾与港式流行》｜重新严选黄沾有关流行音乐的专栏文字，理顺次序，对焦“制造港式流行音乐”的过程和奥秘。
第三册：《黄沾书房 — 流行音乐物语》｜整理黄沾手稿，忠实呈现他的足迹，还原一段本土历史的面貌，为如何在香港做好文化保存，提供线索。
（附录）第四册：《黄沾年轮》｜将黄沾的生平，以及同代的社会和流行文化大事，以编年表的方式呈现，折射大历史和小人物在香港曲折的交往。
（附录）第五册：《黄沾音乐创作全纪录》｜由黄沾的歌词手稿、电影上映和唱片出版的资料集合而成，同比份展现，是目前有关课题最完整的纪录。
至于他为什么会在电台遇上那么多的音乐大师，全因当年一大批避乱的文化人，从上海来到香港，一如他当年如何从广州来到香港。那一群人，那一段历史，简直是“印在他身上”，“他与历史的因缘很深，而他又能像海绵一样吸收前辈的养份”，其后把它们继承下来，转化为自己的创作。在文化养份方面，他早就投稿《中国学生周报》，亦深得“50年代香港文化上的精华”，文字工夫早就确立下来。到了1960年代，香港电视媒体有普及化的趋势，广告创作有很大的需求，粤语歌曲亦渐受重视，黄沾工作愈来愈多，可说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包。
他的办公桌，有口琴，有放大镜。后面一样有书架，放他写博士论文的手稿和参考书。当年他来旁听我任教的流行文化课，从中看到他真的是个好学生：参考书不止看一次，而且会在书页写满意见，意思大致是“点解啲人咁写”、“点解要用咁难嘅野写出来呢”。他写论文是反转原稿纸来写的。
他开始将时代离乱得来的体验，用在广告创作方面，将那些能量转化为正面的创作能量，从主题曲到歌舞剧，一一发放给香港社会，同时在香港社会亦给他很大的回响。1970年代“两个就够晒数”的广告歌、《白娘娘》歌舞剧《爱你变成害你》这支国语歌，还有他笔下的“不文集”。“在他之前，香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读中文出身的人，会大讲粗口，又会（公开）写这些。”吴俊雄形容他为人、为文与公开的言谈，都为香港注入了很不一样的动力，甚至可说是为香港奠定一种思想开放与包容接纳的态度。
一讲时代交织，必会提到《射雕英雄传》、《狂潮》、《家变》等剧集主题曲：“他做了许多个第一次，都是属于这个年代的歌。”至于怎样整理这么丰富多变的黄沾，他提出了一种方法：“如果将他生平每十年划分，可以称之为‘年轮’。”
在工作期间，书房曾发生“灵异事件”，例如发现文章有些问题想找人问，书架就会有一本书跌出来……
黄沾的出现，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香港社会里，破除了多种典型，令社会更包容，更开放。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不管是什么言语、什么内容、什么态度，一经沾叔演绎，整件事就“很香港”——香港常以打破阶级观念与定见为一种成就的地方，精巧乖张不再是贬义词，灵活多变更是醒目仔的性格特质，这可说是都有来自黄沾特质的文化认同？
2005年年中，黄沾家人跟吴俊雄说，他有许多许多剩下的物品，不知怎样处理；看看如何处理。黄沾的家好多好多书。他家门前有个佛像，佛像两手朝天。家居陈设简单，最特别的就是每个地方都是书架，每个地方都是书。走进他平日工作的书房，书就更多。
黄沾最特别的一点是，自己写过学术分析。他写的是1949-1997年间香港流行音乐，在课上用理论、用西方对流行文化的分析。“其实，沾叔上课时都已（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说）有点不高兴；回看这几十年，证实（这门学派的学说）不能尽可套用。它的观点单一。在香港的资本主义都有不同面貌，创作人在当中的位置也不是扯线公仔。”至于论文为什么没有出版，“有次我问他会不会出版”，他表达的意思就是觉得这论文写得不好。“开头是很好的，慢慢愈来愈薄，有两个原因，一是病，二是近——最亲近的，最难写。”近是指研究对象总不能避开自己，而自己明明又不是学说里的那种归类。“现在整理出版刚好就为论文建起一个骨架，可以说论文的编辑节录，到了另一本就是它的血肉，充满着论文难以包含的细节。”何况在香港谈创作，是要“讲求年代、条件与因缘，有时好，有时不好，要分析条件”。至于学者学术与创作人实践，可互相印证，也可互相否定。发生在黄沾身上的则更复杂。相信这需要读者与学者一同努力，从《保育黄沾》再发现一些事情才可说得准？
后记：7月9日上午，沿三联书店为我约见的地点，穿过校园的保安群，找到吴教授办公室。早在高中时代已在读梁款，专栏报角或是文化杂志，都有他的精彩文字，带给我们观察流行文化的方法，在最亲近的歌曲与符号，找出文化身份的线索。来到办公室前，他的门半开着；叩门进去打个招呼就开始访谈，谈了大约四十分钟，像上了几堂课。《保育黄沾》花十数年时间完成一个阶段的工作，其实还有大量材料在整理。这套书列入出版社今届书展重点书籍，相信亦将会是这十年以来最重要的结集整理，“沿途在 修理着熄了的曙光”，尤其创作自由正受挑战的时刻。或者，我们就从阅读黄沾出发，认识那一段香港历史，看看创意可以几时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