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展2021｜梁慕灵：小说所写的香港好像突然成为某种历史

《恋人絮语02．21》是梁慕灵二十年来的小说结集，早在2002年，她以〈故事的碎片〉获得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短篇小说首奖，又于《联合文学》及《明报》等发表小说创作。梁慕灵一方面担任香港公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教授、创意艺术学系系主任及田家炳中华文化中心主任，出版了学术著作《视觉、性别与权力：从刘呐鸥、穆时英到张爱玲的小说想像》等，另一方面，梁慕灵创作了创新前卫的长篇小说〈恋人絮语2021〉，在文学创作、研究和教学上，梁慕灵都取得可观成绩。我们以下的笔谈，主要讨论她的小说集《恋人絮语02．21》（2021年台湾联经出版）。

郑：郑政恒　｜　梁：梁慕灵　｜　整理：郑政恒

原题：留下一点印记：梁慕灵《恋人絮语02．21》笔谈

郑：《恋人絮语02．21》是教人眼前一亮的小说集，我们由篇幅最长的长篇小说〈恋人絮语2021〉说起吧。顾名思义，〈恋人絮语2021〉呼应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恋人絮语》（A Lover's Discourse: Fragments），你为这个小说花了多年的时间，早在2003年已构思，中间也中断了创作。什么原因驱使你开始执笔又重新执笔呢？而你觉得〈恋人絮语2021〉可能是写不完、写不尽的一篇小说吗？因为随著人的情感生活的改变，又会不断产生新的变化。

书名｜恋人絮语02．21
作者｜梁慕灵
出版｜联经（2021.03）

梁：其实在获得《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的那一年，我正在一间中学担任中文老师，心底里隐隐约约觉得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写作，不论那是学术论文或是文艺创作。但是，那时的我仍然是处于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初投教学工作的成长阶段，非常多的工作和杂事充斥著日常，写作小说好像在香港不是那么现实的工作。就这样，我或许就跟其他很多本来对文学抱有热情的年青人一样，慢慢地就离开了，或是妥协、或是成长了吧。后来我考上了中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大部份的时间都投入了在论文的写作上，那是另一个写作世界的开始。在准备报读博士的研究计划时，我在想，或许这是一个时机，离开工作了五年的中学教师生活，全职回中文大学读书了吧。这种渴望一日比一日强烈，因为在香港当一位中学老师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要放弃也是相当不容易。那时候有一个很浪漫的想法：将来我临死前，如果我没有回中大读博士的话，是不是会后悔呢？那种一定会后悔的想法愈来愈强烈，如果是这样，就放手一搏吧。我想与我同届的几位博士生同学一定不太会明白这种夸张的想法。（笑）那时的我从来没有要做一个大学教师、或是以后要做什么学者的想法，就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人有一种强烈想要写作、觉得有很多对世界的看法要表达出来的欲望罢了。

梁：时间过得很快，在十多年后，我因缘际会到了香港公开大学，任教创意写作和电影艺术课程中的写作课。我突然又发现，原来在我这埋首学术研究的十年间，仍然有那么多的年青人喜欢文学，对创意写作有那样大的热情，很多人梦想成为作家。我看著我的学生，心想：他们还是会走我们的老路吗？就是在年青的时候满心欢喜，长大以后逼不得已向现实低头吗？我们在塑造这个梦想给年青人的时候，是否也需要为他们的未来负责任？一味的强调梦想，美化和神化成为作家的欲望，为年青人制造一个看似与别不同的位置，过分地擡举“写作”的孤芳自赏的小众品位，不是我教写作的目标。读博士的三年让我明白，其实很多事只需要坐下来，专心一志地去做就可以了，不要想太多。我觉得我需要亲身尝试一次，只要踏踏实实地写作，不要沉醉于自我幻想、不要为自己找寻太多理由，在人生任何阶段和任何时候，我们仍然是可以写作的。于是，我就想起我那些一直没有完成的作品，包括这篇〈恋人絮语2021〉，然后用了四个月的公余时间，写成了我自己的第一篇中篇小说。我很庆幸这篇小说经过了十多年后才完成，因为再重新执笔的我已经不是刚大学毕业的状态，它包含了很多人生的阅历和思考在当中。

梁慕灵简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荣誉文学士、哲学硕士、哲学博士。2002年以〈故事的碎片〉获台湾《联合文学》第十六届小说新人奖短篇小说首奖，并入选台湾九歌出版社《九十一年小说选》，并于《联合文学》、《香港作家》及《明报》等发表小说创作。现为香港公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教授、创意艺术学系系主任及田家炳中华文化中心主任，曾出版学术著作《视觉、性别与权力：从刘呐鸥、穆时英到张爱玲的小说想像》、《数码时代的中国人文学科研究》及《博物馆的变与不变：香港和其他地区的经验》等。

梁：你说得很对，这种我称为“絮语体”的小说真的是一篇写不完、写不尽的小说。在完成这篇〈恋人絮语2021〉时，时值2017年，当时我仍然觉得还有很多的话未说。在等待出版的这几年间，其实我已经写了另一篇〈恋人絮语〉（2018）的三万字，但是我发觉，小说中的那种有关恋爱的思考和语感已经离开我了，可能我毕竟已经不是二十多岁时的那个我。（笑）但是，我预感这篇续集会是更为成熟之作，因为它逐渐走向了对香港的观察，带著文化研究的角度，更多的谈及了世界、文学、历史和艺术，结合了自身的体验。如果它真的有完成的一天，可能已经不是“恋人”的絮语了。我非常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剧本中，世界的回应、磁场会互相激荡导致各种因果。我在2018年的时候因为太忙碌，写作这篇小说的工作又停下了。突然，2019年、2020年、2021年到来，令到这篇小说所写的香港好像突然成为某种历史。本来在一个全球化视野下的创作观，在这三年间面对了各种各样的冲击。在沉淀一段时间后，我想如果我还会重新执笔，这篇小说应该会有另一番面貌。

郑：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好像向你提供了一个结构或方向，而你面对的是当代人的情感世界。你用后设的手法，以讨论和介入，表露出小说的虚构特质，当然，这些都不是一般传统小说的写作手法，是不是传统的手法已令你觉得不能再走下去呢？或者，你想进行另一方面的创新或尝试吗？又或者，你想刻意挑战读者熟悉的阅读习惯吗？

维特式的暗恋怎样写

梁：是的，你说的都是我这篇小说希望达到的目的。当然，最初写作这篇小说时我并没有想这么多，只是觉得罗兰‧巴特《恋人絮语》的思考方法和写法很特别。十多年前开始写这篇小说时，我仍然只是以表现爱情的心态为主，当时只是单纯在想，维特式的暗恋发生在现代社会的话会是怎样的呢？十多年后，到我再执笔写作这篇小说时，我重新又看了一次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这时吸引我的不只是当中对爱情的哲思，更是那种后设的思维、理性的语言，特别是我看的是中文的翻译本，那种翻译式的语言并不是传统的中文，却令我兴起活用这种新鲜的表达方法的念头。一般来说，我们并不鼓励不中不西的翻译腔，那种复杂的句式结构、那些“的”字结构等，通常都不会被认为是好的文笔。但是我想，我在早年的写作中已经证明了我有写作传统中文的能力，现在的我既然要再写作，就应该尝试一些新的写法。我在大学的小说课上教过法国新小说派、魔幻现实主义、后设、鄕土、女性书写、荒诞、意识流等，既然我鼓励学生通过学习不同的写作小说方法去创造自己的风格，那么我自己能做到吗？所以，〈恋人絮语2021〉可以说是我给自己的一次习作，属于实验之作。但是，我仍然认为我不会放弃传统的手法去写作小说，我的理念是：选择最适合的小说方法去写作适合的题材。

我不知道是否有挑战到读者的阅读习惯？我暂时还未听到有读者反映这本小说很难读。（笑）我想这篇小说最大的特色是读者可以用多个角度去阅读。喜欢爱情小说的读者，他可以看到一个表现爱情的小说，因为它有不少跟流行爱情小说很相似的地方；但是，越读下去，读者又可能会发现它有点像学术论文，因为它引用了很多理论，似是而非地带来很多联想。再读下去，读者又会发现它融合了很多女性书写的特色：自传体、抒情、私密、女性主义等等。与其说〈恋人絮语2021〉企图挑战读者的阅读习惯，不如说它其实欢迎你用各种各样的角度或情绪去阅读。

最有趣的地方是，不同的读者会为这本小说有不同的定位。联经的编辑非常尽责地替这本书设计了一个营销方案，希望让更多年青读者可以接触到这本书，而我自己却一直以为这本小说应该算是严肃文学，非常怀疑是否有这么多读者对它有兴趣。我想，这真是非常有趣的后现代情况呀！无所谓严肃文学或流行文学的分野，对于一个停留在学术写作很久的作者来说，联经的编辑和团队真的是带来了一次非常有趣和启发性的出版经验，我非常感谢联经。后来小说出版了，我在不同的书店看了看，这本小说有的被安排在流行爱情小说的专柜，有的则不是。在台湾的新书资讯网，这本小说更被分类为“散文、随笔、情感”，这令我觉得自己可能真的做了一次颇为有趣的小说实验。

郑：〈恋人絮语2021〉运用了不少西方文化理论包括罗兰巴特的《明室》（Camera Lucida）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等等，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学院派创作人吗？在〈恋人絮语2021〉中，你挑战了理论或评论的应用界限，正如你说罗兰巴特和本雅明评论模式被局限了，你想以论文的方式写可以胡言乱语的小说，在你看来，这场实验也是对你自身学者身份的反叛和游戏吗？创作的过程可带来意想不到的趣味？

学者与小说作家的距离

梁：如果单从〈恋人絮语2021〉这篇小说来看，它的确是一个学院派创作人的作品，但是我希望它不会带来一种傲慢感，好像不懂理论、或没有看过罗兰‧巴特和本雅明就不会明白这篇小说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我想我最希望呈现的是：看待事物实在有太多太多的角度，我想呈现的是“可能性”。我其实到现在也还是不太感觉到自己是“学者”，或是某种类型的人，将来我也想挑战一下写网络小说或穿越小说呢！但是从你的问题中，我亦思考到我确实是喜欢文字上的反叛和游戏，只是这些反叛和游戏必须建立于对世界提出问题。从这一层面来看，我想我不是对“学者身份”反叛和游戏，我是希望借用“学者”和“文学创作者”的位置去挑战自己。你说得很正确，我在十多年前写作小说时是要抒发对世界的情感，但写作〈恋人絮语2021〉时确实是充满了思考的趣味。

郑：关于〈恋人絮语2021〉，我最后想问，你在“我城”一节对文学本土性的作出反思，可否说说你对文学本土性的看法呢？

梁：“我城”一节谈及了文学“非本地”和“本地”的关系。我觉得我离不开本土性去写作小说。不论是十多年前或十多年后，始终有一个“香港人”的身影充斥在我的这些小说之中。我在〈恋人絮语2021〉中曾经写过：“在这个城市长大的人，不论视野多开阔、胸怀多广大，人们仍然习惯狭小的爱情观：执著于某一点，并且不断反刍咀嚼。不论走得多远，我们仍然是习惯这个城市的繁忙与狭小，并且引以为傲。”这段文字写的虽然好像是爱情，但是它代表著叙述者是一个典型的香港人。跟在大陆型或岛屿型地方生活的人不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不论如何的国际化，他心心念念的、他的思维和认知模式，都仍然是有非常浓重的香港本土性。但是，我认为我虽然离不开香港人的视角去观察世界，然而我们的小说是否只有“本土性”这一个卖点呢？每一个香港创作者的作品本身必然具有“本土性”，但是除此之外，有没有别的东西是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创意呢？

多年前获奖的小说与今日的香港

郑：我们谈谈《恋人絮语02．21》中的短篇小说吧。2002 年的得奖作〈故事的碎片〉，大概是写七十年代的秀茂坪，为什么你想以这个时空为小说的背景呢？如今看来，张爱玲的影响是不是当时创作的动力呢？

梁：其实这些小说有很多都是源于我的父母在我童年时候告诉我的点滴。我是通过他们的口述、翻看他们的照片来认识那个年代的香港人的，而我觉得有一种写作的必要和责任去述说他们这一代人的故事。我的外祖父就是住在油塘，小时候我住在屯门，感觉要经过千山万水才能到达油塘去探望他，所以我对观塘和油塘一直有一种来自于童年的想像，对于那个昔日的油塘高超道有一种模糊的记忆。读大学的那几年，有一段时间我常常去秀茂坪，它勾起了我很多童年时对屋邨的记忆，所以我就选择了这里作为〈故事的碎片〉的背景，而其实它融合了屯门友爱邨、油塘高超道邨、官塘秀茂坪邨的点滴在内。我其实也很熟悉沙田博康邨、黄大仙上邨、荃湾石围角邨等，这些就是组合成我们这一代普通背景长大的人的共同记忆吧。我们的家庭、生活、经历都离不开屋邨，有机会我很希望可以为香港的屋邨文化写下一个小说。我想张爱玲一直是我创作的动力，但不是唯一。现在回看，〈故事的碎片〉中有不少的句式也有某种影子在内。但我特别记得我在写作〈故事的碎片〉前，是大量的阅读了《红楼梦》和张爱玲的小说去获取一种语感，所以如果今天要我再重写〈故事的碎片〉的话也许已经不能再有那种感觉了。

因“现代季常偷胸围惹祸”而写小说？

郑：印象中2003 年发表的〈红莓记〉没有红莓的意象，恕我愚鲁，题目的用意何在？

梁：你这个问题令我回想起昔日年青的自己真的很任性，那是在一种什么也不在意、什么也觉得没有意思的心态，可能很多年青人都曾经经历过这种漫无目的的状态吧。那时的自己就是觉得一个小说的名称没有什么重要，所以我只是在一本饮食杂志中随意选了一个题目就命名了这个小说，所以你说得很对，那是一点意象和用意也没有的。如果今天要为这个任性的举动说明有什么用意，可能就是记录了那一个过去觉得做什么都没有什么意义的自己吧。（笑）不过这也提醒了今日的我，就是面对如同过去的年青的我一样的年青人时，不要把什么意义强加于他们身上，因为意义并不是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他们自己。我常常都勉励我的学生，可能你觉得别人总是比自己幸运，常常都愤愤不平。但是，这可能是因为命运要安排你做一个小说家呢？太幸福的人是写不成小说的。（笑）

郑：2003 年发表于《明报》的〈胸围〉，实在教人捧腹大笑。这篇小说的调子与〈仁爱街市〉不一样，但都刻划了女生的成长焦虑，但结局一教人喜，一教人悲，回望这两个本土色彩较浓早期短篇小说，可跟读者分享，你最初的创作动力与背景吗？

梁：这两篇小说其实都是我在中大中文系读本科时写作课的习作。因为要交功课，却没有什么题材，所以纠结了很久。很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令我印象深刻。那是1999年6月12 日《星岛日报》〈现代季常偷胸围惹祸〉的港闻，这则新闻报道了一个中年无业汉洗烂了妻子的胸围，因为怕老婆而不惜铤而走险偷胸围，文章同时记录了裁判官的话。我看了这篇报道，就兴起了写小说的念头。我记得那个年代，“包二奶”好像是香港一种常见的伦理问题，货柜车司机来往香港和大陆，成为了这类事情热门的主角。我也认识一位货柜车司机，他曾经告诉我这份工作的辛酸，这些后来都成为了这篇小说的题材。那时候失业情况非常严重，我于是把我当时见到的、听到的，结合想像出来的，为这个无业汉添写了他与他家人的情节。这件真人真事本身就具备了一种黑色幽默，同时也是一件令人十分无奈的悲剧。那时在中文系读了很多小说，都是为低下阶层发声的乡土小说之类，所以不知不觉就写了这种风格的小说。

至于〈仁爱街市〉同样是一篇功课，这个小说纯粹是虚构，但也标志著我最初的写作方向，就是那个被困在屯门而无法伸展的年青人的窒息。我自己并不是成长于一个与街市有关的家庭，当时的校服裙也不是白色的。只是，我记得小时候陪母亲去街市时的气味和感觉，融入了我当时觉得一定要写的有轻铁的故事。或许，将来我会更认真写下一个与屯门有关的小说，更多的记忆会突袭而来吧。

我想我和很多香港的写作人一样，就是对香港有一种割舍不下的情感。二十年前的我已经有一种预感要为我见到的香港留下一点印记，我很庆幸我把它们写下来了。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同样感到一种责任、一种述说的渴望，要以小说的方式把这些年的人和事写下来。希望很快我又会再重新执笔写小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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