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艺术界回顾与展望　两位策展人的一场“艺术”对谈

艺术，能展现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过去一年，有无数的展览在香港发生，一场展览短则两三天，长则两三个月，是雁过无痕，还是为这座城市的文化积累添上了些什么？我们请来策展人陈子澂和梁展峰对谈，以事件出发，希望从中梳理出较为清晰的脉络，既是回顾，更是展望。摄影：龚嘉盛、黄宝莹、潘思颖、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资料图片

记：记者　陈：陈子澂　梁：梁展峰

西九故宫　新一轮文化统战？

记：过去一年，香港艺术界发生了什么大事？

A：西九故宫明显是个问题。故宫永远是一流的展品、九流的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两部分展品，第一部分是展馆、建筑物本身，第二部份是北京三大博物馆中“定位最窄”的馆藏，有关宫廷的东西才放进出去。而它在管理、研究、策展上都是九流，研究员写文、做研究，实则是帮拍卖公司擡桥，这违背博物馆伦理，并不会在世界级博物馆出现。

而香港亦没有人做古董的专业，除了拍卖行和荷里活道的艺廊外，没有古董专业策展人。究竟这团队怎样成立？与北京故宫关系如何？我有很大的疑问。不论台湾还是北京的故宫，都是国之重宝，当权者拿着国家最重要的宝物去组建自己的博物馆。这件事最终没有赢家，除林郑一个。

J：林郑也是被人安排的。Andre说得对，这件事是政治权力的文化体验，令我觉得整个西九发展合乎当权者的期望，解释了为何海外策展人会离开西九。现在的文化圈进入了统战，统战意欲十分明确。

策展人角色　人人皆可策展？

记：在ICC一事，艺术家黄宇轩和林志辉在ICC外墙上展出作品《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六十秒的朋友》，但接受访问时加入“为2047倒数”的概念，策展人决定取消艺术家的参展资格，这件事算是艺术界大事吗？

陈：在策展人角度来看，ICC是小事一桩，不涉及政治审查，只是策展人做了很差的决定。

记：这事有否破坏艺术家与策展人之间的互信？

梁：（大声笑）其实一直都不太好。香港的节奏让展览模式成为“只是一份工作”，在很多情况下，策展人与艺术家根本没有时间坐下来沟通；香港的展览操作令展览变为推广活动，但我们做展览不是纯粹做推广，而是策展人与艺术家一同推展艺术性的素质。

现在人们说“人人都可以做策展人”。最近苏富比请韩星做策展人，是要营造一个品牌，制造一个策展人出来，成为营销的指引。以前，策展人找个展览题目，根据不同展品来制造话题；苏富比的新形式则是个更阔的营销策略，可开拓年轻的收藏家市场。

陈：对于商业活动而言，找韩星来做策展人的确是件大事。有年轻收藏家跟我说，他们本来并不知道可以走入苏富比看展品。在过去一年，富艺斯拍卖行（Philips）的成绩不错，它卖时尚一点、入屋、低价的摄影作品或较小的作品，销量很好。由于价格较其他媒介低，两大拍卖行不太拍卖摄影作品。今年富艺斯拍卖时装摄影师Nick Knight的作品，价钱为廿几万一张，很受年轻收藏家的欢迎。

沉淀想法　艺术家更直接行动

记：本地艺术家的创作在过去一年有什么变化？

陈：有艺术家做社会性的创作，想法较为沉淀，相比两年前雨伞运动发生时的创作则是反射式做法。今年有梁御东在“咩事艺术空间”的展览“梁御东的空间介入”、 程展纬与杨秀卓在牛棚1a Space的联展“心安是归处”、邓国骞在百呎公园的“孩子”，他们都将艺术家的脾性和见解展示出来，是成熟的表现。另外，艺术家卢乐谦将整个生命放入社区，处身社区中做创作，去回应社会问题。

梁：卢乐谦这类型的艺术家多吗？

陈：不多。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很多崇尚自由主义的人认为不能再以言语去说服他人，不如落手做，于是有艺术家走去耕田，耕田成为他们的实践，例如艺术家劳丽丽，她同时会制作影片。“落手去做”是个好趋势。

梁：对，创作者不再倾向声明形式的创作，而是行动。艺术家可以沉淀思想，好像酿酒般慢慢出创作，我很期待这种作品的出现。现在都多了“艺术家驻留计划”（residency），让创作者有机会沉淀，多做一点社会性的创作。最有代表性的是Spring Workshop，Rooftop Institute较介入社区，而“咩事艺术空间”、Para Site、亚洲艺术文献库、亚洲文化协会等都一直提供空间，让艺术家在里面专心工作。各机构利用自己的资源去发展residency，相比传统展览模式，这是当代艺术新的、恰当的展示方式，合乎展示时间性（durational）、表演性（performative）的艺术形式。早前，社福机构亦推出了“V54”艺术家驻留计划， 社福机构有文艺化的趋势，“艺术家驻留计划”成了新文艺形式。我有点担心他们以文艺来“漂白”历史建筑的意义。

陈：我都对“V54”有保留，仔细看完计划，发现计划不需有任何成果，没有任何指引给艺术家，最终会变成酒店房。其实，艺术家驻留计划最重要是对社会和艺术社区的介入，一个计划至少有5位艺术家参加，而外国的驻留计划亦重视当地艺术家与外国艺术家的互动，让这班人有数月时间专注做好一件事。

新晋艺术家谭颂汶　找到方向、继续尝试

走入新进艺术家谭颂汶的工作室，一个不足300呎的小地方，挂满画具、素材和创作成品，更令记者感兴趣的是架上的书本—昆德拉与村上春树的著作，还有一本左翼史学家霍布斯邦生前讨论马克思的文集《如何改变世界》。“异化”、“剩余价值”、“阶级”，是这次访问不时提到的字眼，谭颂汶却说：“其实我对这些的理解还很浅薄，但对我创作，以及我对世界的了解都有很大的帮助。”

他在2016年发表的装置作品《米》，以3个多月时间，从每天跑步里收集得来的汗水提炼出盐分，再制作成一粒粒像米一样的物体。艺术家笑言这是没有钱之下想到的创作方法，对于像他这种以混合媒介作为志向的艺术系毕业生来说，素材、物料往往成为负担，而香港的艺术环境大多以平面创作受欢迎、更卖钱。“以前我都会做传统媒介，但混合媒介的多样性吸引了我。”2016年，谭颂汶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向。

作品关注城市、贴近时代

这件作品反映了打工仔辛劳的汗水，特别是香港这个工时冠绝全球的环境。他说：“我不明白为何这城市的人每一天都花上大部分时间在工作，没有了生活。走过中环，这个城市好像很光鲜，大都市如此富裕，但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牺牲了那么多来换取城市发展？”谭颂汶指这是他毕业后想持续探索的创作方向，对于城市环境，对于香港的生活状况，他想用艺术表达出来，做出和时代有关的艺术品。

“有时候也会在这里睡，毕业后就想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创作空间。”谭颂汶没有像其他毕业生那样合租单位，2016年年中毕业后不久就租下这个单位，没有全职工作，平时只能打散工来维持生活，租金成为他最大负担。“所以生活要求都要减到最低，吃最平的，没有太多娱乐，只想待在这里整天专心创作。”

对于大部分新进艺术家，头两三年是非常辛苦的阶段，一方面要持续创作，寻找自己的方向，另一方面就是生计问题，往往要为了工作而放弃艺术创作。“记得老师说过香港的艺术环境比外国艰苦，但持续去做，应该会有机会。我想用两三年时间去尝试有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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