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打破中原王朝循环停滞史观　看草原帝国自主创新

【艺文编按】在汉族的民族史观中，清政权被视为外来政权，满人政府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但另一方面，清朝开拓了中国历代王朝最广大的版图，是中华帝国荣耀的颠峰，现代中华民族国家的理想国界，正继承自十八世纪清帝国版图。
本篇节录自濮德培（Peter C. Perdue）《中国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欧亚与蒙古帝国的最后挽歌》导论，在这本书中作者探讨当代中国民族论述是如何吊诡地建立于过去曾否定的帝国历史上，又为何如此强调“统一”昔日帝国版图？作者亦在导论中提及，如何以草原帝国的角度为出发点，从新看准噶尔蒙古，与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间的互动关系。

导论

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叶，满清（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俄罗斯（一六一三至一九一七）和准噶尔蒙古（一六七一至一七六○）三大帝国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竞逐权力。此地距离水远山长，沟通迟缓，军事行动耗时又伤财，文化的疏离巨大。这场史诗对抗，可说是日后“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雏型。待对抗结束，只剩两个帝国还屹立。大清和俄罗斯沿著长长的边界对峙，各自成为世界史上最大的两个帝国。准噶尔则消失了。尽管十九世纪的时局动荡，欧亚大陆的这个二元分歧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本书检视两大帝国在欧亚大陆上的势力分割，并侧重清帝国对蒙古和新疆的征服。

清朝在中央欧亚的行动未曾被忽视，每本教科书都会提及。因此本书不是要还原早已被人遗忘的事件。然而，过去从未有充分全面的英语研究著作。以其他语言进行的研究也有其局限。本书以多语言的一手史料为基础，包括档案和出版品，讲述一段几乎不为英语读者所知的精彩故事。

本书也批评现代中国史学的一些主流典范，这些典范在中国学者的作品中最为显著，不过也默默地被许多西方学者采用。简言之，多数史学家在台湾海峡两岸盛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下，将中华民族国家当前的领土和文化界线视为理所当然。他们将中国征服蒙古和新疆视为实现民族国家的过程， 最终成为二十世纪的中华民国。用中国人的说法是，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国家“统一”了中央欧亚各部族。这些史学家将清朝在一八○○年左右扩张至巅峰的疆域视为“统一”的尽头。那是中华帝国荣耀的巅峰，此后在十九世纪一路走下坡，直到一九四九年才重新收复该区域的大部份主权。尽管民族主义者将满人视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而厌弃之，但中华民族国家对理想国界的概念却源自于十八世纪清帝国的最大扩张版图。如同其他民族主义者，中国人也将自身基础建立在他们拒斥的过去之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征服新疆和蒙古是重要的，但还称不上划时代。然而，如果我们不把中国征服新疆和蒙古仅仅视为通往民族国家的必然产物呢？有没有可能这场征服只是许多参与者意志交错的偶然产物，参与者只有部份是汉人，而且没有人知道现代民族主义为何物？在历来帝国统治者的心目中，来自西北的安全威胁确实经年不绝—哪个皇帝不想摆脱那些骚扰西北边疆的该死游牧民族呢？然而，除了蒙古统治的元朝（一二七九至一三六八年），历朝历代的努力皆铩羽而归，直到清朝在十八世纪中叶实现“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为什么清朝能够一劳永逸地消灭蒙古人威胁，自此支配这个地区，过去却没有王朝能够成功？这将是本书的核心问题之一。

研究中亚历史的专家普遍忽略这一时期，把蒙古帝国崩塌以来的历史视为“衰落时代”（Époque de la Décadence）。塞诺（Denis Sinor）对该领域介绍，在三百五十页中仅占三十页的篇幅。他们强调语文学，更胜民族志（在塞诺的著作中只占八页）或其他社会科学观点。陆宽田（Luc Kwanten）对草原帝国的研究仅写到一五○○年为止，因为他和许多人一样，认为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是草原帝国传统的顶点，随后是几个世纪的衰落。 许多史学家都使用此一典范作为书写架构：先是繁荣扩张的古典时代， 接著进入“衰落”。研究鄂图曼土耳其和其他帝国的史学家，对这一观点的批评愈来愈强烈。这套典范的主要缺陷是，错把尾声当开始，从蒙古帝国孱弱的时期追溯“衰落时代”的起源。与民族主义史学一样，这套“衰落典范”的叙事阻止人们设想未行之路、关键决策和偶然事件，否定了行动者的能动性。我们需要在这个故事中，重新赋予中央欧亚人独立的能动性，而非理所当然地接受其满洲人对手的敌对观点，或是仅仅停留在对成吉思汗时代的怀旧。

仔细研究这些事件，就能看见中国和中央欧亚主流历史学的许多问题。最佳的西欧语言概述至今仍属法国外交官古恒（Maurice Courant），他在一九一二年写了《十七与十八世纪的中亚：卡尔梅克或满洲帝国？》（L’Asie Centrale aux 17e et 18e siècles: Empire Kalmouk ou Empire Mantchou?）然而，此书几乎完全仰赖一份中文史料。兹拉特金（I. Ia. Zlatkin）的《准噶尔汗国史》（Istoriia Dzhungarskogo Khanstvo）是最好的俄文研究，使用满文和俄文的史料写成，但却没用上中文史料。千叶宗雄（Chiba Muneo）提供了详细的日文叙事，还有许多日本学者撰写了相关著作。中国学者已生产出庞大的二手学术文献和一项主流见解。但这些学术传统各个都有缺陷，这些缺陷揭示了特定的文化和民族特征。我会在本书的最后一部份扼要回顾征服的史学史，以显示这个主题的史学家，一如所有史学家，反映了他们所属时代的关切。

中国近代史研究渐趋内向。早期研究关注中国的国际地位，研究清政权的满洲人本色、军事制度， 以及对帝国中心的安全考量。费正清学派的崛起，将学界的兴趣转向与海上西方列强的外交关系、清朝中央文官制度，以及思想史。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区域系统模型的影响，使学者转向单一省份或次区域的细致社会经济研究。内向的转变带来丰厚的学术成果，但同时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更看重个别差异的特殊性，却失去对更广大脉络的掌握。在今天，我们应该把中国置于世界史的脉络视为优先事项，而边疆研究是将中国整合进更广大欧亚世界的可行办法。本书对清朝扩张的研究，提供了对世界其他边疆研究的比较点，并质疑施坚雅的区域系统模型是否太过缺乏弹性。与其在既定的地理框架下思考区域分析，我们必须认识到政治与社会进程在军事安全、经济利益或文化传播的考量下，往往跨越了区域的界线。

历史、时间和记忆

在重塑空间概念之外，本研究也试图调整我们对欧亚时间的看法。史学家经常以周期循环看待中国和中央欧亚的历史。自西元前一○四五年周朝伐商以来，朝代循环的史观为中华帝国政权兴衰提供了方便的解释。草原帝国反复的统一和瓦解，也激发了周期循环的解释。尽管许多学者同时在中国和草原的国家形成中看到了重复的模式，但他们对个中原因的看法相当分歧。我们可以粗略地将这些原因分为精神和物质两类。精神解释寻找人类心理变迁的本质。中国的王朝周期理论家，将帝国兴衰归因于统治者的道德特质。倘若他治理贤明，让百姓安乐，就能获得他人支持。倘若他骄奢淫逸，农民受苦，士兵反抗，百官便会离他而去。相比之下，王朝周期循环典范的更新版本，侧重帝国统治的物质基础，例如维护水利灌溉工程，公平的税收，或饥荒赈济。从这角度来看，如果这些关键社会制度的官僚管理未能回应社会挑战，则大规模叛乱或外部入侵就会推翻王朝。

对草原帝国而言，主流的物质解释则援引气候决定论，假设干燥周期不可避免地使游牧民离开草原家园，侵略周遭的定居社会。相较之下，伟大的伊斯兰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概述了一种基于社会团结的理论，“阿萨比亚”（asabiyya，或译团结意识）。赫勒敦主张部落社会产生的集体统一创造了一种力量，使他们能征服颓废的城市文明。征服之后，当在草原与沙漠环境中产生的道德规范，受城市生活的影响而衰败，则部落征服者便不再团结，最终成为新入侵者的牺牲品。赫勒敦的理论与中国的王朝周期模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他没有把道德定义应用于“文明的” 儒家君主，而是应用到游牧战士身上。

循环模型的优势在于突显超越特定事件叙述的共同模式。因此，他们指向关于社会变革广泛过程的归纳。早在西方社会学兴起之前，中国和中东的社会理论家就已经在比较与分析社会的长期演变。然而，周期性推论的危险在于，它否定了人类的能动性，忽视了线性变化。坚守周期性解释仿佛暗示人们不会从经验中学习，注定要步上祖先后尘。但我们清楚地知道没有任何社会进程的历史是完全重复的。原因有二。首先，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造成社会分裂的各种冲突形式，也改变了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压力。举例来说，新武器的发明、运输成本的降低，或是新的通讯形式，都改变了中国历朝历代分合的方式。其次，中国人和游牧民族都从历史汲取教训。他们知道祖先立下先例，而且他们不断利用过去经验累积的知识，或从错误中学习。因此，历史的写作和改写成了塑造帝国创建者、官员和一般社会互动之策略的关键因素。

中国与游牧互动的地理和战略环境，创造出反复出现的情境，但是身处其中之人仍会依据其历史与技术资源，选择不同的应对方式。我在后续章节中描述边境贸易、养马和使用火药武器的例子，显示满清与准噶尔之间的冲突如何既沿著古老的道路前进，又能屡屡开创新局。

强调草原帝国创建者的创新尤其重要，因为定居世界的观察者经常用“注定停滞不前”的眼光看待游牧民。由于游牧生活始终有著惊人的连续性，往往使人联想到单调、重复和停滞。几乎所有的史料， 都是来自定居世界的观察者。他们通常认为，游牧民族就像灾难性一样，闯进他们的文明世界—若用布劳岱尔的话，甚至堪比圣经中的瘟疫。环境决定论的呆板论点，剥夺了中央欧亚人的任何能动性， 倾向将他们简化为仅仅依赖生物本能行动。我们将看到准噶尔人的敌人一再援引生物学与自然生态的类比，以便将他们排除在人类世界之外，并合理化对他们的灭绝。

在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盛期，西方人习惯将中国人描绘成自然力量的受害者，或者很可能会突然莫名其妙地诉诸暴力。他们运用简单的决定论和对亚洲独裁的刻板印象，解释中国对西方入侵的持续抵制。近年来，我们对中国的看法已有很大变化。学者们纷纷抛弃了“东方专制论”的古老刻板印象。“内籐湖南假说”和“近代早期假说”都认为，中国分别在西元九到十世纪或十六世纪末期，发生了决定性的社会经济变革。我会在本书的最后一部份支持“欧亚相似论”，认为中国帝国在直到十八世纪末之前，都与欧洲的帝国一样具有经济活力。借由赋予中国内在动力，一方面可与近代早期的西方作出区隔，但一方面仍可相互参照，这样的分析才能真正把中国融入世界历史。

就在最近，学者们也在讨论游牧社会的重大历史变迁。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的游牧国家建构模型承认线性演化，但他的理论使游牧国家创建者依赖中华帝国的变化，并未赋予他们太多自主的能动性。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对草原帝国形成的自主性提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论证。狄宇宙主张，我们应该将内亚民族的研究从生物意象和机械式的因果关系中解放，并将国家构建的分期奠基于国家创建者从外部行为者获得收入的手段上：从前二世纪到十八世纪，税收从征收贡品，到朝贡贸易伙伴关系， 到定居与游牧民族的二元管理，到成熟的农业社会征税程序。

读者将能在本书所述的故事中发现，准噶尔其实也用上前述的所有方法，试图支持自己国家的扩张。他们向邻国征收贡品，和清朝、俄罗斯和中央欧亚民族大量从事贸易，在突厥斯坦实行某种二元管理，并在伊犁河谷发展出某种财政结构。然而，诚如狄宇宙指出的，由于清朝和俄罗斯同时向他们进行扩张，他们缺乏统一国家所需的“喘息空间”。因此，我认为十七和十八世纪是草原与定居民族互动的关键转捩点，其结果同时取决于农业帝国创建者和游牧国家创建者的行动。清朝和俄罗斯帝国同时扩张，关闭了边界，大幅限制了两大帝国之间的民族的生存空间。诚如巴菲尔德主张，准噶尔领导人为了支持自身国家扩张，会试图从其强邻俄罗斯和中国获取外部资源，也试图从突厥斯坦绿洲及欧亚商队贸易开发内部资源。对环境干旱的游牧国家来说，物质资源固然重要，但无法完全解释其国家形成的模式。当干旱来临时，蒙古人除了选择攻击清帝国，其实也有同样机会寻求清帝国的庇护。游牧民族如何应对干旱，是清朝和大汗之间个人和外交谈判的产物。

本书从头到尾，都强调所有参与者都拥有多重机会，也强调结果的不确定性。清朝并非注定要征服准噶尔，准噶尔也并非注定要灭绝。某些环境因素有利于清朝，其他因素则有利于准噶尔。个人决定、意外死亡、误解和欺骗都在这中间起到重要作用。如果天命、环境条件或国家目的论预先决定了结果， 这个故事就没戏唱了。与此相反，我会把这个故事放进最广大的脉络中，同时也突显人类决策的偶然结果。

将清朝征服看作一次世界的历史事件

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典范，形塑我们对中央欧亚重要性的普遍看法。许多理论家将中央欧亚描述为最不适宜迈向现代化的地区，认为中央欧亚与全球趋势隔绝，政治与文化又破碎，更缺乏天然资源，没有太多适合快速发展的先决条件。对这些理论家而言，经济成长、政治与社会整合，以及通讯的普遍进程，不可避免地将落后传统的社会拉进痛苦的转型。在这种线性前进的历史观中，后进社会几乎没有可供先进社会学习之处，只有追随领导者脚步的份。

另一种是人称“世界历史”的观点。它拒绝像现代化理论那样，不假思索地以民族国家单位，对社会进行分类，也否认国家单位可以彼此孤立地发展。主要的文明单位往往逾越当代民族国家的界限， 这些地区全都不断进行互动。在这种观点中，中央欧亚不是一个偏远、孤立的地区，而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对周围所有的定居社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俄罗斯欧亚学派，到哈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和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地缘政治，以及当代的世界史学家和世界体系理论家的历史解释趋势，都将欧亚大陆视为欧亚世界体系的关键区域。

在近代早期，中央欧亚确实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各大宗教都汇聚于此。往来中国、中东、俄罗斯、印度和欧洲的贸易路线也都在此纵横交错。至少在十六世纪之前，沿著旧丝路的贸易商队，在全球贸易扮演重要的角色。即使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当旧丝路贸易衰退，俄中茶叶和毛皮贸易的重要性仍然不减。绿洲城市的特色正是宗教多样性、语言多元化和世界主义。该地区在十九世纪被降级为落后地区，并不是因为该地区本身的特性，而主要是因为受“现代的”中华和俄罗斯帝国征服。就像批评现代化典范的学者们常指责帝国征服导致世界其他地区陷入落后，也许征服在此也有同样的效果。至少我们可以说，大清和俄罗斯对该地区的征服，强烈影响了中央欧亚民族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发展潜力。

因此，清朝征服在三个意义上，是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首先，对帝国的统治者和臣民而言，这些胜利彻底改变了他们世界的规模尺度。借由大规模扩大国家触及的领土，征服为垦殖、贸易、行政和文学想像开辟了新天地。其次，清朝扩张是十七和十八世纪全球进程的一部份。几乎在所有地方，新兴的中央集权、整合、军事化国家，都借由军事征服将其边界向外推，移民、传教士和商人则紧随其后。西欧史学家经常将这一时期描述为国家形成的“十七世纪危机”，随之而来则是十八世纪的稳定；其他史学家则在全球各地看到类似的发展。将中国的帝国扩张视为全球进程的一部份，有助我们从更宽阔的视角看待中国，而不是将其帝国经验全都看作独一无二的。第三，中国扩张标志著欧亚历史的转捩点。蒙古帝国解体后，欧亚大陆两端的征服者们（编按：俄国与中国）征服中央欧亚、竞相建立庞大帝国。它们各自占据人口密集的腹地，利用这些地区的资源供养军队，再从腹地向欧亚大陆的中央地带进逼。当这些大帝国的边界交会时，就会制订条约，协商出穿越大草原、沙漠和绿洲的固定界线，使边境的流动民族再无容身之地。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这个边境的闭合比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一八九三年感叹的著名北美边境闭合更重要。自西元前二○○○年以来，游牧民族原本也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要参与者；然而，这次边境闭合却使游牧民族永远丧失与定居农业社会竞争的机会。许多内亚研究者认为游牧战士的衰落在十六世纪已成定局，因为火药的传播或中亚商队贸易的转移。然而，最后一个大型游牧国家仍坚持抵抗外敌向大草原进逼。这些蒙古人激烈对抗满清的军队。他们同样也采用火药武器，以回应周围的军事威胁；而商队贸易则始终是竞争各方的重要收入来源。在一六八○至一七六○年间，世界变得愈来愈不利于自由的游牧生活而清朝统治者正是导致此一重大变革的主要力量。

出版资讯
书名｜中国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欧亚与蒙古帝国的最后挽歌
作者｜濮德培（Peter C. Perdue）
译者｜叶品岑　蔡伟杰　林文凯
出版｜卫城（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