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娥凝聚民意群聚集会挑战厂商?香港1970年代左翼小说全剧透
香港文学自战前起,已跟内地文坛有密切交流。在二次大战后,有大批左翼作家为回避国民党政府的打压,决定南迁香港,在港形成活跃的作家社群。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在一篇回顾当时左翼文艺的文章中,亦把香港同期的文学作品纳入范围讨论,与左翼文艺一视同仁,认为当中的作家皆以“打破五四传统为模范”,一方面追求“民族形式与大众化”, 另一方面受到左翼的文学观所影响。
文:《新蒲岗地文印记》编辑 | 来自《新蒲岗地文印记》
左翼是一个政治概念,主要是指一群在意识形态上支持改革的进步份子,他们厌恶社会种种压迫,热衷以各种政治行动创造财富更为平等、资源分配更为公平的社会,例如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都属于左翼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左翼”一词最早出现于1925 年鲁迅为任国桢所编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中提到:“左翼未来派”,此派自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艺术”,其艺术主张是“推倒旧来的传统,毁弃那欺骗国民的耽美派和古典派已死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而建设起现今的新的活的艺术。”到了1930 年“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 “左翼”一词广受全国文坛注意,此一名词亦变得普及。而左翼的文学观,主要体现于写实主义的故事呈现方式,代表作品包括茅盾的《子夜》、《蚀》等。
香港保存逾六十位中国文学名家作品
这些作家大量办报和出版文学书籍,延伸其政治宣传的影响力,明显的例子有《华商报》,在创刊之时, 发文强调要推广进步文学,其所指乃为左翼文学;而1938 年4月1日《立报・言林》创刊,主编包括茅盾、叶灵凤;另外《时代文学》的创刊号, 也刊出巴金、丁玲等67位内地文坛重要作家的作品。受到这个左翼文学潮流的影响,香港在战前已有相当成熟、甚具本土特色的作品。1940年代黄谷柳的《虾球传》(1942-43)是最为鲜明的范 例。故事以主角虾球的冒险为骨干,反映动荡年代里人的生存状况。虾球是个贫苦孩子,只身在社会闯荡,干过多种行业,小说常以广东话入文,突显地方特色之余,亦能把劳工、黑社会等边缘群体具体呈现。
另一个重要作品是侣伦在1950年代出版的《穷巷》。《穷巷》以战后的香港为背景,当时经济萧条,百废待兴,小说集中描写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几个小人物如何面对生活困顿──失业、贫穷、难以安居等生活问题。除侣伦外,五○年代著名的小说还有赵滋蕃的《半下流社会》、曹聚仁的《酒店》。这些作者即使不全声称自己怀抱左翼立场,其作品仍在延续左翼写实主义的取向。
书籍简介|本书整合了多个新蒲岗地志文学作品,以多个面向切入,糅合了文学赏析与文化理论,呈现出新蒲岗在推动香港工业发展的重要角色,以及相关地志文学在香港文学史上的位置。新蒲岗这个小社区是香港社会的缩影。编者引领读者穿越到上世纪的香港,在地志文学作品中寻觅历史的足迹,本土文化情怀跃然纸上。
另一方面,自1950年代起,现代主义小说开始在香港长足发展,尤其在马朗的《文艺新潮》创刊后,其所提倡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激发了许多前卫作品出版,诸如昆南的《地的门》、马朗的《在太阳和月亮之间》等,相较之下,那些承袭左翼文艺或写实取向较强的作品,其美学手法未能为小说的技巧和先锋性质带来突破。于是1960年代后,文坛上著眼写实风格的小说逐渐减少,但当中仍不乏值得讨论的作品。
左翼思潮在新蒲岗
新蒲岗作为香港重要工业区,区内每个角落,都记载了劳动阶层在其中刻苦谋生的痕迹。而工人与新蒲岗两者的联系,早在新蒲岗命名之始。从新蒲岗里的八条街名中,不难看见当年人们对于香港工业发展的愿景, 大有、双喜、三祝、四美、五芳、六合、七宝和八达,反映出当年华裔商人的价值观。在陈慧的著名小说《拾香纪》里主人翁一家其中八兄弟姊妹的名字就呼应了街道的命名,寄寓香港生产业发展的愿景。
二次世界大战后,内地政局动荡,导致难民涌入香港,为香港提供了大批无法即时消化的社会劳动力。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工人的待遇更未见受到重视。加上早在战前已有左翼思想在港宣传,1949 年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在香港推行更为明确的统战路线,因此,当这些工厂区的工人受到压迫时,知识份子和工会领袖很自然就借用左翼思想来分析他们在工厂遭受的不快经验。而这些工厂的工人都会加入工会,期望所属工会会保障他们的权益,更因工会定期组织联谊活动、电影会、读书会, 使其精神世界具有更丰富的想像。
当年工会活动都怀有鲜明的共产主义立场
据《工人周报》所载,六、七○年代的工会活动都怀有鲜明的共产主义立场。左翼文艺的思想,就是从这些活动散播开来。以至后来六七暴动先从新蒲岗爆发,参与罢工和暴动的工人,多来自这些工会组织。顺带一提,坐落于新蒲岗的“九龙同乡会”正是由中国共产党党员成立, 可见新蒲岗在六、七○年代仍是左派份子活跃的集中地。
虽然六七暴动对香港左派的社会组织造成很大破坏,但暴动以后,左翼文学的出版仍隐约维持了一段日子。到1970年代,仍有作家怀著强烈的左翼意识创作写实主义小说,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伍蘩的香港三部曲, 分别是第一部《香港啊香港》、第二部《太平山故事》与第三部《矮簷下》, 是目前为止香港文学史中罕见的左翼长篇小说。
伍蘩的《香港啊香港》及接连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初见于1975 年, 出版社为“七十年代杂志社”,当时这杂志社主要经营一份名为《70 年代》的文艺杂志,杂志的左翼立场鲜明,但小说内容没有一面倒歌颂共产主义,反而更著眼呈现香港基层工友的生活状态。
小说以二次大战作为序幕,讲述社会经济在战后迅速发展,工人却只感受到社会阶层的强烈分化,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生活并没随著分享经济成果而得到改善。小说主力描述这些小人物之间的悲凉遭遇。角色形象塑造难免平板,人物刻画亦少不了一种左翼小说常有的阶级定型,工友永远处于受压迫的位置,工厂老板、管理层亦只扮演压迫者的角色。对当时的劳动阶层来说,这种现象尽管有一定历史现实的基础,但刻板化的人物塑造并无深化对人性和社会问题的探讨,难怪一直较少人重视。
月娥大战李氏家族的故事
但如果以地志文学的角度切入这部小说,就会发现在这些刻板的人物描写背后,小说确实描述了大量九龙城一带工业区的地景和地方、以及不同阶层与这个生活空间的联系。
《香港啊香港》故事开首提到木根兄妹和孤儿狗蛋原属水上人,为回避太平洋战争,改业至陆上谋生。他们和袁月娥、大牛、安超以及其他几位朋友,本结成一个守望相助的社群。然而,由于战后暴发户李氏家族冒起,为求私利不断剥削这些工友,令几位男女主角在工厂中经历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在工厂管理层的剥削下迷失自我,有的因为工时过长而受工伤,有的则被排拒在工厂工作之外,无法维系团结互助的生活。故事借小人物的不幸遭遇以小见大,旨在反映繁华城市背后,基层劳工的辛酸和困局。
“香港三部曲”是伍蘩于1975 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 记叙了人物的悲欢离合得失,并披露了当时工业场景中还很少被人关注到的事物。第一部曲《香港啊香港》主要叙述了旺娣与安超、木根与月娥的恩怨故事, 李氏家族于战后暴发成工业巨擘,身怀殊技的手工艺人狗蛋在李氏工厂工作的故事反映了香港基层工友的生活状态。第二部曲《太平山故事》为第一部曲的旁枝独立衍成,故事围绕一名性格开朗朝气蓬勃的工读生叶婷珠,与一双密友陆碧和柯迪之间的友谊。第三部曲《矮簷下》主要交代前两部曲中一部分人的下场,剧情峰回路转,本该可以快活过日子的他们,迎来了不同的遭遇,不过未能确定他们的结局,后事如何,有待读者明察。
作为故事的主轴场景,小说选取了于“九龙某工业区,鹏程道一号”的李氏塑胶工厂,作为小说里大部分工人共处的一个戏剧背景,小说里并没有直接提及新蒲岗,但其描述正反映当时新蒲岗至东九龙一带,工厂的产业实况,以下为作者描述主人翁狗蛋初访这间工厂的一段文字:
过海回到九龙,走到九龙城背后,离市区相当远的靠山边地方, 找到一间能避风雨的破土地庙,又找来几块烂铁皮旧纸板,费了天把工夫搭成一间寮,在里面安置好睡觉的草铺,门口拿石头堆起个柴炉子烧饭,又到茶果岭弄来一堆泥。一切都安顿好了,闲著没事,把泥锤好,一天到晚揑著玩。不到肚子饿的时候,他不跑进市区。有时候, 只要弄到十元八块,就可以十天半月不露脸。有一天,狗蛋动了一下念头:“我何不到工厂里混几天呢?说不定会碰巧访到旺娣下落的。”他走到工厂区,看见墙上有许多招请工人的招贴。旺娣本来是做胶厂工的,他心想:“要去混混的话,也要找胶厂才好。”
走近一家大厂,单看一个门面,就够堂皇了,一切全是亮闪闪的, 阔阔大大的,像一张发了大财的胖脸孔,招牌上斗大一排金字:李氏兄弟企业有限公司塑胶厂。隔著高大的玻璃门,里面竖著一块招请工人的彩色广吿,原来这厂是专造高级软胶洋娃娃的,广吿上叫应征的工人从侧门进去接洽。
——伍蘩:《香港啊香港》(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5 年),页37。
就交代这家大厂的外观,作者已然花上不少笔力,同时小说还记载了大厂附近工人经常活动的商铺和街道,例如下面的一所茶楼,写来更绘形绘声:
大牛领著狗蛋,走到鹏程道附近一家茶楼。距离中午下班时间还有一会,人很疏。两人找了一张挨近门口的桌子坐下。这茶楼是有冷气设备的。堂倌一面沏茶,一面催问吃甚么。这种地方吃东西,利在速战速决。但大牛说要等人,他是不大爱看别人颜色的。时间一到,人会像潮水般涌进来。要单靠几杯茶占著一张桌子, 同时要抵挡得住堂倌和茶客的唇舌,只有大牛有这样本领。〔⋯⋯〕声音嘈杂极了。不是哑巴,说话也得看嘴形做手势。冷空气里充满辛辣品和肥腻食物下锅时的浓味、烟味和汗气,还有从工场里带出来的机器油味和化学挥发品的气味,也混在一起。人继续涌进,大牛一直固守阵地。三伏天时,刚从大焗炉般的工场放出来的人,谁也希望跑到冷气里面喘息一会儿。路边茶饭档,只靠老爷风扇搅动起灼热的风。可是冷气写字楼里的小姐先生们,他们受够了通风设备不足的混浊冷气的罪,却宁愿跑到街边吃鱼蛋粉面,呼吸一下虽然呛嗓子但总算是流动著的热空气。头痛、感冒咳嗽和呼吸器的慢性毛病,在工厂生活中,对一般白领蓝领来说,机会是相当均等的。工业区内大街小卷,摆地摊卖独步单方膏丹丸散的,和饮食摊档同样抢尽镜头。有些人辛苦了半天,中午时间还不一定有胃口吃饭。他们便跑到官家卫生德政默许下的小贩冰档,吃几碗未经煮沸的草药汤“崩大碗”或生榨甚么汁之类,然后捧著肚子去光顾子上绕著大蛇做招牌的江湖郞中。
——伍蘩:《香港啊香港》(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5 年),页95-96。
小说除了仔细交代这个大工厂附近的街道、商舖等多重生活空间,对照出工厂外观上的辉煌奢侈、生活空间的嘈杂和混乱,还深入剖析了厂房的室内结构,清楚交代不同的楼层正在处理工厂里的哪个生产流程:
起重机的声音从早到晚响个不停,还有撬木头箱子的钝重声、人声,闹成一片。刚开箱的机器用绞索吊起,送到李氏工厂大厦楼上的工场里去。有巨型搪炉,大刨床和自动车床。也有连木箱原封吊起的……(页116-117)
整层楼摆满了烈焰熊熊的大搪炉,屋顶的热气又往下蒸。里外交逼,活像一只大焗炉。(页128)
九楼是喷色部。喷枪是用风力发动的。输风管像水喉一般分布在各层楼,许多器械都用得著这动力。(页131) ——伍蘩:《香港啊香港》(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5 年)。
以上段落描述工厂内部各层的结构,描写极为细致,除了各层的基本功能,作者还比较了工作的程序、环境布置、气味和温度,不同工人工作时面对的情况,让故事发生的舞台更见立体,他也试图透过这种对于建筑物内的空间描写,加强读者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了解。作品中别具心思的地景和地方描写,反映出地貌和人物关系背后,所存在的一个普遍社会构成模式,那就是左翼文化力图把握的资本主义逻辑,且看小说如何透过人物对话,带出各种对于资本主义下工厂生产模式的严厉批判:
刘仁贵大概酒量最不行,他直著眼睛,嘴角还挂著涎沫,说道:“公道个屁!我们的工钱本来没拿够的嘛。”他乜斜著眼盯住大牛,向袁金海道:“不说他是公司出钱买了监视我们的狗腿子吗?” (页152)
“战后的新兴行业包括塑胶,情形有点特别。”老王继续说道,“那是一二十年间突然像雨后春笋那样滋长起来的,雇员中大部分是近期来自外地的,尤其是技工方面。这种人在工厂雇员中有一特点是牢骚虽多而又非常怕事,工厂老板最喜欢雇用这种人。”(页184)
他满手泥污而且衣衫褴褛,一拐一跛的瘸进市区,把捏好的东西卖给经纪人。经纪人把它卖给工厂。工厂把它放进机器里变成商品。商人把它零售给每一个拿得出余钱去购买一点欢乐与美的人。桃金娘吃下这些由泥巴变成的药品和食物,她的健康会好起来。她将会长大,她将成为她在神经病院里无忧无虑的母亲的接班人,将站在机器旁边继续成为这繁荣社会繁荣生活的支柱。谁是真正的受惠者?(页208-209) ——伍蘩:《香港啊香港》(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5 年)。
叙事者经常透过工人之口,揭露工厂生产模式背后的经济逻辑,从而带出各种资本主义造成的异化状态,如此的控诉式对话内容,在小说里比比皆是。从传统左翼写实小说的艺术观来看,以上段落再加上主人翁的悲惨遭遇,已经充分达到其社会批判的效果。然而叙事者在指摘资本主义的同时,还有甚么想法、价值或美学感知,想透过小说体现?
在〈战后的香港左翼诗歌〉中,文学研究者陈智德谈到1950年代香港左翼诗歌的特质时,曾提到战后的香港小说《虾球传》和电影《珠江泪》都有类近的叙事倾向,主角都无法或不愿留在香港,最后选择返回内地, 投身“革命的斗争”当中。他指出,一种单纯批判和否定香港改革的可能性,贬斥香港的人和事,简单视内地为理想象征的叙事时间观,普遍存在于战后的左翼文艺,包括诗歌、小说、电影和戏剧,并从战后一直延伸至五、六○年代的左翼文艺创作。这样一种“憧憬乌托邦式的集体想像”,即主人公往往对香港许多人和事情看不过眼,把精神和理想的寄托放到内地的文化和生活环境去。到了“香港三部曲”,这种倾向就变得不太明显。小说的叙事角度,虽然仍保有过往左翼文学那种否定当下, 控诉香港种种人事和生活环境的倾向,但故事并没有憧憬别处,亦不见得刻意理想化某个空间,只不断强调故事里的基层小人物如何在香港的恶劣环境中生活,故考量其左翼叙事的时间观之外,更不应该忽略小说中的空间意义。
书名|新蒲岗地文印记
出版|水煮鱼文化(2018.07)
相关活动|新蒲岗地文艺游祭
(出版社授权转载,大小标题由编辑拟写。本文不代表“艺文格物”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