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约翰‧伯格｜纽约人眼中的 John Berger 与同代作家｜郭力昕
假设约翰·伯格在1962年离开英国之后（这不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舍弃某种生活，开启另一种生活方式）就停止写作，人们对他的记忆就只会是“为《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写稿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艺评家”。傲慢、热情、直言不讳然而言简意赅（“脸不红气不喘，不会有一丝的尴尬或不好意思”，有人如此评论），伯格定期为工党左翼周刊撰写的文章提供了英国最卓越的产出，展现一名社会主义者对文化的理解。而这段时间是冷战引发激烈论战因而彼此愤恨且伤痕累累的十年，这些论战即使已经退居阴影之中，仍在那一世代人身上留下了烙印。
文：郭力昕 ｜ 节录自《凝视约翰·伯格：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推荐序
当然他没有停止书写。是在他迁移到欧洲大陆之后，伯格才开始走自己的路。他首先定居日内瓦（期间短暂停留于巴黎和吕贝宏山区），然后迁移到上萨瓦（Haute-Savoie，译注：法国一省，毗邻义大利和瑞士）乡间。他的题材横跨自然、政治与艺术；他的工具是一支笔、一本素描簿和一台摩托车。他写小说、知性散文、民间故事，还有号称无法归类的非虚构创意写作。他协力创作影片、照片——文本、戏剧和广播。伯格说，他离开英国以脱离英国新闻业的紧身衣。在他2017年去世之前，他已经在全世界赢得大师的崇高地位。
但愿我们不需要战争来造就艺术。但是我们的确需要某种目的感，团结感。
对于伯格的新身分，英国新闻界从来没有特别热衷，也没有认可他全方位的成就。即使在半世纪之后，在他们眼中他仍然是那位离开祖国时的桀骜不驯煽动者。在他去世之时，那是2017年的第二天，距川普胜选入主白宫以及英国公投决定脱欧才几个月，依旧鲜少人注意到他的著作和那个时代的历史现实之间，比较深刻的连结。一篇接一篇的讣闻大多是以样板的报导方式，缅怀他的“争议性”。他们描述的是一位艺评家，以种种政治化主张跟策展人和教授为敌；一名在1972年轻慢“布克奖”委员会的小说家，将其一半的奖金捐给黑豹党（the Black Panthers）；以及一名电视主持人，透过《观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在节目进行中挑战肯尼斯‧克拉克爵士（Sir Kenneth Clark）。媒体总是热爱决斗，伯格往往奉陪。他们没说错，伯格是无可救药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自我标榜的革命家，去跟农民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也书写动人的艺术评论。现在以90岁高龄去世，他可以让后世颂扬了。一旦昨日的战役束诸历史高阁，之前的战斗者就会因为他们活出理想即便不切实际而让人怀念。体制怀柔原先的反对者。过往可以描绘得无比遥远，而事实上无人关注的能量正在冲刷那个早晨的头条新闻。
这本书采取相反路径：过去就存在当下，昔日的故事仍然拥有活生生的气息。尤其对伯格这样的作家来说，年复一年在历史感和希望原则的驱策下前行，贯串他作品的思潮或许依然会继续流动。这些思潮意义多重、互相连结、层层交叠，抵达了作品以外的地方。要追踪它们的轮廓，看看它们来自何处，又引领到什么地方，也就等同于去探究半世纪以来向四面八方延伸的人文地景。无论如何吸引目光，激烈的论战或许只是漫长旅程中的之字形道路。这些论辩中流淌著复杂的意涵，既涉及历史也蕴含个人，而报纸不太有篇幅去陈述。
艺术的目的 创作自由的本质 献身的意义
眼前这本书朝著两个方向。一方面是为伯格的发展以及他诸多创意十足的隐喻涉及的底蕴提供比较完整的图像；另一方面透过他的范例并且涵盖一系列政治分水岭事件来探讨困扰整个世代的宏大问题：艺术的目的、创作自由的本质、献身的意义，还有现代性与希望的关系。这些问题依旧困扰我们。伯格在34岁时离开英国以及他在《新政治家》的职位，进入新的活动场域，在这个场域里，这些连系——横跨时间、横跨亲密与经验的领域——开始自由漂浮，脱离了短期因果的铁律。他说他迁移到欧洲大陆变成欧洲作家。他最终成了人道主义左翼的精神导师，是良知的守护者，也成为在他的世代全球最举足轻重的意见领袖之一。
文学是什么？为什么要写作？尽管这一类问题自从沙特在《摩登时代》（Les Temps Modernes）这本杂志上提出来广为人知后（当时德国坦克刚刚撤离法国），已经间歇性流行又退流行，刺激这些问题的整体思考和情感内核即使在1945年促成工党胜选的社会精神早已消散之后，始终是伯格长久不变的关怀。或许因为这项理由，他可能是最好的领路人，引导我们回答这些问题。仔细检视他的生平和作品——尤其是他的作品——都是在拓展我们的意识，去理解在当代身为一名献身的作家是什么意义。在这个时代我们见识到前所未有的迁徙、庞大的政治压力、不间断的文化战争，以及关于信念的长期斗争。这么多年来，这样的问题从来不只是文学修辞的问题。
新的禁忌与新的自由互相竞争
而且对伯格来说，这些问题也不仅仅是在理论层次上的思考，如沙特本人或他之后的阿多诺（Adorno）尝试的作法。有一些选择不能单靠推论。献身从来就不只是关于一种态度——像是摆个姿态或站个立场——是我们可以随意采用的。献身的意义超过赞成或反对。献身需要努力、决心、执拗和牺牲，要在时间中进行，并且通过时间的考验。决定离开英国对伯格的人生影响最大。之后会有大量篇幅探讨在他完成作品之前的创作过程。“被人遗忘的50年代”，世人如此称呼，就像是萦绕在心却记忆不全的插入语——是战争过后而60年代尚未大摇大摆来临的时期——在英国这个十年弥漫著“配给簿的颜色和心情”，借用画家约翰‧布拉比（John Bratby）的话来说，“战后普遍的忏悔哀悼之情。”那个历史时刻与我们的时代既亲近又遥远，新的禁忌与新的自由互相竞争，而且如我们将会见识到的，艺术和政治密不可分，却往往让人挫折，产生了纠结成一团的矛盾，这也是埋藏在伯格杰出生涯底下的根基结构。一旦伯格挣脱了家乡的土壤，事业就一飞冲天。如果不是这些纠结的矛盾，就无法想像他在流亡中所做的每一件事。
如果离开英国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决定，在16岁时辍学去学习艺术可以排第二。生于1926年的篝火之夜。伯格是早慧的学习者。如同许多他这种家庭背景的英国男孩，再加上他早熟的学术天分，几乎可以认定他有一天会就读牛津或剑桥，然后从事有名望的专业，例如像他父亲是管理会计师。他的父母在年轻时都是理想主义者。
伯格的母亲米丽安（Miriam）曾经是争取女性投票权的运动人士，父亲史丹利（Stanley）原本想要成为英国国教派（圣公会）的牧师，1914年战争爆发时入伍，以低阶军官的身分在前线服役四年，甚至在停战之后还待在军队协助埋葬死者。不过到了组成家庭的时候，这对夫妻已经安居在斯托克纽因顿（Stoke Newington）这个中产郊区了。米丽安是全职主妇，史丹利完善了他的行为举止，成为不折不扣的英国绅士——“无比正直又有尊严的男士。”如他儿子后来所说，不过由于工作是“成本与工程会计师协会”（Institute of Cost and Works Accountants）理事，他也是“每一种想像得到的坑蒙拐骗的招牌人物”。根据各方说法，战争带给史丹利深沉的心灵伤口。他将此深藏不露，但是隐约的存在反而在两个儿子（约翰有位哥哥）的想像中留下深刻印象。结果伯格很容易产生的困惑感受——既同情父亲的痛苦，又愤怒他的沉默——激发了将会在这本书里反复出现的母题，也就是他和一连串英国导师及父亲形象的长者，甚或英国本身，之间不稳定的关系，交替著深情和冲突。他后来在〈自画像1914～1918〉（‘Self-portrait 1914–1918’）这首诗中写著：“我出生时看起来像死者／包裹我的襁褓是芥子气／在地下掩体里面得到喂养／我是英雄适合生活的世界。”
6岁时，父母送他去寄宿学校，最初在吉尔福德（Guildford）郊外，之后进入牛津的圣爱德华中学（St Edward’s）。在访问中要谈论他的童年时，伯格总是寡言少语，除了强调他在自己家里的孤寂感（他常常把自己比拟为孤儿），以及英国寄宿学校“全然野蛮”的文化。或许是作为对应的方法，他开始素描、画画和写诗。假使艺术，如他后来主张的，注定要当成武器来使用，他最初转向艺术是当成自卫的武器。透过想像意识得以拓展；透过叙说经验无意识方能成形。
14岁读the Freedom Press三本小册子
伯格也热切阅读：哈代（Hardy）、狄更斯（Dickens）、莫泊桑（Maupassant）、契诃夫（Chekhov）、海明威（Hemingway），以及无政府主义的众多经典，包括克鲁泡特金（Kropotkin）。14岁时，他偶然看见“自由出版社”（the Freedom Press）发行的三本小册子，甚至开始跟诗人暨文学批评家赫伯特‧李德（Herbert Read）通信，请求这名年长作家（在书的开头这号人物还会出现）评论自己最初的几首诗。李德回信了，批评一番然而语带鼓励，伯格把回信带在口袋里好几个月。多年以后两人将会在报纸的读者投书栏激烈交锋。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伯格在圣爱德华中学悲惨生活的完整面貌，不过他后来称之为“法西斯的训练，用来训练军官和施行酷刑的人”。1942年，当外面世界也普遍在跟法西斯主义交战时，伯格离开了学校。需要让自己有事可做度过两年空档（18岁时国家就会征召他入伍），违逆父亲愿望，伯格接受奖学金前往位於伦敦南安普道（Southampton Row）的中央艺术学校（Central School of Art）就读。这是他年少时首度尝到独立滋味，享受创作和文学，还有危险。身处战争中的城市，他断断续续与一名同学共住在一栋供膳食的狭小住房里。他后来吐露，这名年轻的女子是他的初恋。“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重叠。”他说起自己对那一年（1942年）的记忆：“有轰炸，那意味著一个人生活在那个时期只看得到非常非常近的前景，而且有种巨大的急迫感。然后还有艺术学校，对我是完全崭新的世界。再来是跟这名女孩生活在一起。我以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能开始选择如何去解决我自己提出来的问题，而不只是选择一个方法去熬过别人要我做的事。”
艺术学校、卧房和战时伦敦，是伯格青春时代性格养成的三座剧场。1944年他18岁时加入军队。有望接受军官任命，然而在最初的训练之后他拒绝申请。在他后来称之为“愚蠢的官僚小眉小眼的报复行为”下，他受命为士官等级的准下士，派驻在一处训练站。免除去诺曼第，他停留在北爱尔兰的港口小镇巴利凯利（Ballykelly），在这里他与劳工阶层的男性睡上下铺两年。这种经验对他这种阶层背景的人来说颇不寻常。与军队称之为“其他军阶”的普通士兵接触——伯格后来省思，这些新兵“前十八年的生命和我迥然不同，然而我宁愿与他们为伴”——带给他书写的新理由：那些人，他常常说，他们很多人接近文盲，把故事说给他听，他再写成文字传递给他们的女朋友和父母。无论有多少真实性，往后人生他大部分让自己扮演这个角色。神话的创造就此扎根：他既是士兵又是抄写员，退伍之后持续为劳工阶层的穷人代言。几十年之后他有时会开玩笑，他上艺术学校因此能够整天素描裸体女人，而军队的奖助金让他进入切尔西学院（Chelsea），他在那里绘画的是在铸钟工厂和建筑工地工作的男人。
大后方民众和战后重建的集体精神滋养了他初期的社会主义和文化信念。“但愿我们不需要战争来造就艺术。”多年后他在广播节目上这么说，“但是我们的确需要某种目的感，团结感。”在那个团结开始分崩离析，战后的民粹主义（populism）沦为冷战的偏执妄想，而且1950年代初期的各种压力延伸到美学辩论时——抽象化或具象化、自主性或目的性、个人或集体——伯格放弃了绘画，转向新闻写作。他定期为《新政治家》撰写艺术评论，此时他已经二十有几，在迅速崛起暴得大名后，人们谈论他，称赞他是他的世代最聪慧的年轻批评家之一：雄辩滔滔又活力四射，不过也气势汹汹，有时候是构成威胁的讨厌鬼。错过了战场上的厮杀，他在杂志的文化页面上尝到了战斗滋味。
“每当我以批评家身分观看艺术作品，”那个时候他曾经说，“我会试著——像阿利雅德妮（Ariadne，译注：神话人物，给忒修斯一团线，帮助他走进迷宫杀死里面的怪物）那样，因为绝对不是一条笔直的路径——跟随线索把作品连结到文艺复兴初期、毕卡索、亚洲的五年计划、我们体制吃人的伪善和感伤滥情，同时连结到这个国家最终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如果唯美主义者雀跃接受这种告白，说这证明我是政治宣传员，我会为此感到光荣。不过我的心和我的眼依旧是画家的心和眼。”
这是放火者伯格——马克思主义煽动家——的诞生。这也是大约60年后报纸讣闻缅怀的伯格。这是他安居的身分，经常会去耕耘，经年累月。然而这只是其中一个声音——比较大声的那个——在他的众多言说之中。打从一开始就总是有股张力存在于向外的不妥协与向内的追索之间，从这股张力中浮现出他最优秀的作品。不过我的心和我的眼依旧是画家的心和眼。在这个“转向”的表述中包含了他人生计划中所有蕴含生产力的矛盾。
伯格最初是帮广播写稿
有重大意义的是，伯格最初是帮广播写稿。他在现代的传播媒体中工作，成长为成熟作家，而当时战后的社会正在急遽民主化。在往后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他持续尽可能为更广大的受众写作，而且常常出现在电视上。他工作场所的平实风格是为了达到广泛说服和触及率的宣传话术。“broadcast”（广播）这个英文词汇的语言学源头就昭然若揭了：其原始意义是“广布来播种”。透过他的作品，伯格尽可能广阔的撒网。他刻意使用能够流传的俗语来写作，让尚未启蒙的人也听得懂他的表达。
所以从1970年代以来，对成千上万的学生来说，伯格就是那位在蓝萤幕之前顶著乔‧纳马斯（Joe Namath，译注：当时非常受欢迎的美国职业橄榄球员，担任四分卫）的发型跟他们谈文论艺的男士。电视的力量是奇特的。多年来《观看的方式》（1972年）在艺术学校或是艺术史导论的课堂上放映，用来促进文化排毒。如我们所见，这样的介入证实是大变革。非常多的内容此后成为人文课程的核心——华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关于“机械复制”的论文、女性主义对“男性凝视”的批判、运用符号学解构广告、从非物质的天才转移到文化的物质分析——这一切首度击中莘莘学子的神经系统是伴随著伯格的注视、咬舌和皱眉。他的魅力光芒四射。
（出版社授权节录转载，本文为《凝视约翰·伯格：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推荐序，原题：与John Berger在书里重遇。本文不代表艺文格物立场）
本文作者简介｜郭力昕，影像文化评论者，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著作包括：《书写摄影》（元尊文化，1998）、《再写摄影》（田园城市，2013）、《真实的叩问：纪录片的政治与去政治》（麦田，2014）。
书名｜凝视约翰·伯格：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
作者｜Joshua Sperling（约书亚‧史柏林）
译者｜林莺
出版｜时报出版（2021.01）
书籍作者简介｜Joshua Sperling（约书亚‧史柏林）生于纽约市，在加州长大。他的文章出现于《布鲁克林轨道》（Brooklyn Rail）、《格尔尼卡》（Guernica）、《电影季刊》（Film Quarterly）、《跳接》（Jump Cut）和《布列特杂志》（Bullett Magazine）等刊物上。他拥有耶鲁大学“比较文学、影片与媒体研究”的博士学位，目前任教于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
译者简介｜林莺，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曾任职于汉声和张老师月刊,现专事翻译。译有《艾伦．图灵传》、《天翻地覆》、《一次读懂心理学经典》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