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疫转｜新冠肺炎疫情下暂别理想　艺术工作者能屈能伸

在新冠肺炎疫情和限聚令下，本港多个艺术团体表演、电影制作和舞台剧被迫临时取消或延期，业内人士面临手停口停的困境，艺术工作者纷纷转行。当中有演员被逼离开舞台，转行成为全职夜更保安，更过着日夜颠倒、收入大减的拮据生活：“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有时会想，为何自己会落得如斯田地。”身处梦想和现实的牵扯中，他们被迫暂别梦想，为生计奔驰。
记者｜洪卓儿　编辑｜刘靖怡　摄影｜刘靖怡

自今年初爆发新冠肺炎疫情，40岁、从事自由身演员14年的郭颖东，在农历新年后面临舞台剧演出、学校教班和巡回表演突然全部取消，一下子失去所有收入来源的困境。他指出，本来每年固定担演一个由廉政公署主办的学校巡回节目，但合约列明薪金以表演次数计算，由于演出因疫情而取消，无论是艺团还是个人，均无法获得任何赔偿：“我们排练的时间、服装、布景和道具全部都是投资，艺团前期投资已经超过十万元，但机构根本不理会你们投入了多少。”他慨叹，现时的合约完全侧重在资方利益，艺术工作者以至艺团的议价能力近乎零，这白白浪费他们前期的筹备工作和排练的心血。

暂别演员梦　转行做保安

虽然郭颖东成功申请政府为艺术工作者提供两轮抗疫支援金共15,000元，但除此以外，两个多月来“零收入”，只能靠储蓄度日。面对复工遥遥无期，演艺学院毕业的他为解决燃眉之急，在三月报读了雇员再培训局提供的物业管理课程进修，为日后转行作准备。完成课程后，他在七月投身保安行列，希望成为日后随时加入物业管理公司的踏脚石。

即使转了行，郭颖东依然准备随时重返舞台，并刻意当夜更。

“我抱住一个希望，就是开学的时候，恢复戏剧课、巡回演出、剧院重开等。重开的时候，我日间就可以马上复工。”

然而，夜更保安工作不仅工时长、一星期要工作六天，除了难以适应日夜颠倒的生活，还要处理住客大大小小的无理要求，甚至是恶言相对，饱受住户投诉的沉重压力，苦不堪言。“换灯泡叫你帮忙，有蟑螂、老鼠又叫你捉，一晚打十几二十个电话投诉冷气机滴水，甚至用粗口问候你。”自疫情由九月起放缓，他也逐渐恢复学校戏剧教班的工作，但未有全面复工，为了生计依然继续任职保安，有些日子甚至要在早上进行网上教班及排练，晚上又要当保安，每天睡眠时间不足两小时。

郭颖东认为在这段日子中，真正最艰难的时刻，是突破心理关口，下决定要正式转行的一刻：“我做演员这么多年，是因为我除了喜欢这样东西之外，是这一个身分带给我的成功感。”对他而言，转行是个屈辱的决定。他说，演员工作是高尚的专业，更是他的尊严，要他舍弃14年资历顿时成为保安界的新人，而且收入只有原来的一半。他坦言，转行不单要告别亮丽的舞台，还要委屈自己做不喜欢的事，心里很不是滋味，只能勉励自己“大丈夫能屈能伸”。随着演艺工作从十月起逐步重回正轨，他在十一月正式辞去保安工作，重投演员身分。不过，疫情期间的经历，亦令他意识到从事演艺的收入非常不稳定，已开始寻找多一条出路，例如向物业管理界发展，让自己能继续演员之路时，更能维持生计。

郭颖东认为，今次疫情将业界多年来面对的问题展露无遗，包括政府对艺术教育、戏剧工作者待遇的保障严重不足，更突显了组织工会的重要性。他指出，由于现时所有合约条文，均由主办机构制定，没有工会代表业界向政府和财团发声，因此只能任由资方“大石砸死蟹”，而所有工作取消带来的损失均由艺术工作者和剧团默默承受，业内人士的薪酬可算是毫无保障。

副导演收入大减　改当外卖员

生计严重受影响的还有28岁、任职副导演两年的魏境彤。疫情下，今年本港电影制作近乎零，令他失去所有电影拍摄工作。他表示，拍摄电影是他主要的收入来源，估计全年整体收入减少近七成，由四月起接近三个月没有收入，同样只靠储蓄和短期兼职维持生活。他指出，本来今年五月在内地有电影拍摄工作，但因回内地要先接受14天隔离；在隔离或拖延拍摄挡期下，最终由另外一位已经在内地完成隔离的导演补上，白白错失珍贵的工作机会。他又提到，一份和政府合作的短片拍摄工作预计七月完成，但在限聚令下足足延误了三个月，令他本来安排好的其他工作档期被迫一再延期，工作计划大失预算。

魏境彤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只好向他们隐瞒自己的困境：“家人不知道我当时几乎是完全没有工作，（我）只好装作没有事情发生。”每当母亲问起工作的情况，他都会用善意的谎言含糊带过，基于自尊心及不想让家人担心，他甚至不愿意减少家用的数目。眼见储蓄不断减少，他由六月开始，从事不同种类的临时工作，包括送货员、打字员，后来主要依赖做网上外送平台的外卖员维生，更试过连续一个月，每天送外卖超过12小时，收入却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

即使被迫暂时转行，魏境彤依然乐观面对困境，更视送外卖为一种崭新的生活体验，接触各行各业的人，例如他曾经送外卖到一家棺材店，在和老板的交谈中，学习不同种类的殓葬仪式，这些独特的经历反而激发起他的创作灵感。被迫暂时转行不止魏境彤，他忆述一次送外卖的时候，巧遇同为电影从业员的旧朋友，才发现原来这段日子大家都没有工作，对方也是当外卖员维生。

收入大减，他减少外出用膳等非必要的支出，更一改平日常到电影院看电影的习惯，限制自己一个月只能看一次。每次看着电影院外的海报，内心却是十分唏嘘：

“这部戏刚刚上映，但是幕后一班工作人员现在却面临失业工作量又不稳定，为甚么还有一班人那么热爱这个工作？是爱还是责任？这绝对是爱。”

他表示由十月起，电视剧、广告短片等拍摄工作已经重回轨道，目前副导演的工作已恢复超过五成，他也放下外卖员的工作，重投电影业。

魏境彤相信，疫情在短期内难以结束，电影从业员只能被迫暂时转行自救。他坦言，政府对电影业支援不足是一直以来的根本性问题。疫情下电影票房持续低迷，他认为本土电影业必须转型才能另觅出路，可以考虑改为网上播放模式，或与网上串流平台合作。

艺文界支援计划门榄高成效低　工作者难受惠

2020年7月下旬，香港舞台艺术从业员工会向383名会员进行了一项“有关受疫情影响及抗疫援助成效”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接近四成人没有获得政府任何补助。工会理事兼艺发局委员胡俊谦批评，计划审批的时间长，而且审核资格过严，例如私人教班被排除于计划之外，许多艺术工作者无法受惠。

他认为，由于舞台业界的工种五花八门，许多艺术项目均被排除于计划之外，令很多人无法申请任何资助。故此，工会目前正在讨论向政府争取调低申请门槛，建议申请可交由艺发局的民选委员和顾问，逐一审批每个个案是否符合资格，而非单单跟随现时设下的界线。

胡俊谦形容，今次疫情对舞台艺术界带来“灭顶式”的影响，表演场馆因而长时间关闭，许多演出被迫取消或延期，导致业界在前期的准备工作，如表演者的排练、舞台设计等全部都功亏一篑，业界前景更因随时受关场等不确定性影响而变得不明朗。胡更指，疫情更造成人才流失：

“有些人转了行，未必会重返舞台艺术界，整个行业的发展一次倒退不知多少年。”

同时，有不少艺团选择暂时结束经营，令他十分忧虑即使疫情过去，他们未必愿意在艺术发展上再重投资源，难以预计疫情过后，行业需多长时间才能复苏。

【本文获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实习刊物《大学线》授权转载，原文：疫情下暂别理想　艺术工作者能屈能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