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影像】打趸街櫈创公共空间　香港的“摄櫈”艺术

2011年 ，内地艺术家艾未未在台北展出 “大理石椅子”作品，他模仿传统酸枝椅的外观，却用坚硬高贵的白色大理石雕制成“文人木椅”，具讽刺权力及传统的意味。然而，作品竟在运送途中受挤压，到达台北市立美术馆时，椅脚断裂。作品照样展出，但变成由一张完整大理石椅子和一张已断裂的椅子组成，而碎裂的作品亦带来意想不到的政治隐喻。
原来，以“椅子”为题的艺术创作，也能引伸多重意义，让人重新审视屁股下的椅子。本地三位风格迥然不同的摄影师，为街上的空椅着迷，多年来游走大街小巷，纪录大小椅子的不同形态。
摄影：龚慧、李泽彤、李孙彤

凌晨的空椅　想象街坊神态

“櫈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是人日常活动的引证。我通常在凌晨两点到四点时在街上拍摄，那时没有人坐在櫈上。我从观察櫈的细节中看到人的习惯，例如有人怕櫈被拿走，于是连上幼线。当我拍摄空椅时，我会假想有人坐在椅上，而我正在拍下他们的肖像。”全职摄影师阮小芹（Kay）在08年开始拍摄街道上的空椅，一拍便拍了两年，她形容自己当时年轻，未能从日间的拍摄工作得到满足感，工作只容许她毫无自主性地拍摄一式一样的产品。愁绪令她失眠，她决意拿着中片幅相机在家附近游走，寻找有趣的题材。

公共空间的空椅　公与私的界线

姜永生（Sam）2012年在元朗拍摄的第一张空椅，是一张鲜红色的沙发，被放置在天桥底的草丛中，成为“万绿丛中一点红”，非常夺目。曾任职电视台导演的他形容“这个情景好有画面”，如拍戏的场景般。和拍戏不同，拍戏时他在背景前安排灯光和演员，那次他却用镜头纪录城市的真实情景。这张相引发他对椅的好奇心，便开展《空凳》拍摄计划，两年间共拍了200多张照片。

“我也开始研究哪儿会有空椅，是否香港路太窄，难在闹市中放椅？在公共空间中放张椅，什么时候会被人拿走？”在开展拍摄计划前，Sam对公共空间有很多疑问，在游走、观察和拍摄期间，他用摄影去探索公共空间的可能性。

“西贡大坳门路的巴士站内有张长椅，是一张好重好大的长椅，我不知道是谁搬出来的。我能想像到，大家有意识地合力把它搬上来。”Sam认为街坊一向用自己方式解决问题，有人觉得需要在这里休息，便自觉将椅放到公众空间。由于这些椅子不属于该空间，过几天便可能被保安移走，但再过几天又有人需要坐着休息，新的椅子又再占据一小块公共空间，街坊与保安展开一场场空间争夺战。他又说，即使公共空间多了椅子，香港人不喜欢坐在繁忙街道上观察、欣赏城市，很多人宁愿选择付钱在咖啡店里休息，或站在地铁站等人，也不想在街上坐。

后巷的椅子　展现实际的美

德籍摄影师Michael Wolf在港居住近23年，因迷恋香港的城市景观而决定留港。在过去13 年间，他曾纪录被清拆的转角唐楼，又拍下惊人的高楼森林，六十二岁依然不觉沉闷，经常带着相机穿越横街后巷，拍下后巷的各种细节，如被修补的旧椅子、挂起的数枝扫巴等等，纪录一个个以民间智慧解决空间不足的故事。

Michael认为：“香港人大多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很多人喜欢在后巷抽烟，或是坐在后巷的破旧椅子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空间。”他喜欢在后巷抽烟、思考和拍摄，13年间拍摄近500张椅子，并从中选取20多张，以《随便的座位安排》（Informal seating arrangements）命名，一部分作品在大街上拍摄，但大部分是在他心爱的后巷所拍。

“我喜欢破旧的椅子，它们大多经人手改造过，改造者重视椅子的实用性多于外观的美学。”Michael又说德国人重设计美学，欧洲很难遇到如香港般有“实际美”的椅子。他觉得拍摄旧椅子就好比拍摄老人的脸孔，每张脸也有独特的故事。有时看到心爱的旧椅子，他会付上五百元购买，有人感到错愕，并将椅子送给他，亦有人以为他是疯子，大声骂他离开，多多钱也不卖。

90年代，Michael曾在北京工作。“1995年时，我在北京拍下一张漂亮的椅子，椅脚由砖头叠成，上面放了坐垫。我正在放好脚架时，便来了十几二十人，问我为什么拍这张椅子，是否在开中国玩笑。于是我和助手快快拍完便走了，6小时后又想回到该处，想拍下主人家的肖像，但公安已经到来，将椅子打成碎片。”Michael认为摄影让人看到这张椅子，但亦因为他的拍摄，椅子才被公安打碎，消失在世上。“香港比内地更先进，始终有自知之明。我现在还可以在香港拍破旧的椅子，迟些可能不能了。我利用香港本土特有的文化来作声明，香港是香港，香港不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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