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流寄生族】韩流怪吓导演再执导 有钱人穷人谁是社会寄生虫?

撰文: 李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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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贫穷,谁没有千言万语。
数十年了:都市过度化、全球一体化、教育普及化、经济滞胀化、人口老化、上游机会停滞化等等,社会退步,就算人们愿意营营役役地生活,也找不到“小王子”(Le Petit Prince)的美好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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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数十年前的贫穷,是真的“一穷二白”,没有钱交租、付学费、买米的那种;今天的贫穷,是经济发达以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生活费用因为通胀而增加,可是收入却严重地赶不上,于是,香港愈繁荣,穷困的人愈多,连中产也如学者大前研一所料,打落“下流社会”。教育已经不足以改变命运,中产和基层共命,挣扎在“M型社会”。

香港的贫富差距被联合国点名为全亚洲最严重的,那些GDP,只是报告好看。

投资作家林一鸣说得对:“香港优势被内地取代、社会无法向上流、本地青年被边缘化。置业无望等问题,让年轻人累积大量的怨气,当事业目标变得遥远无望,看不到如何得到合理生活,部分人将怨气化为行动。”

“当香港从‘资本主义’变成‘资产主义’,拥有资产的三分一人口,生活愈见优游;而无资产的三分二就活在彷徨失措之中。就算做生意赚到点钱的人,也往往不及收租的业主;而对于有聪明脑袋、有学历、肯上进的年轻人,也不及拥有资产等升值的懒人。”

我身边的中年朋友,常常责怪今天的年轻人,没有日本励志人物“阿信”的吃苦精神。以往,我也是这般想,但是我想通了:时代不会回头,不同年代的人,对生活总有不同的标准和期待。我记得小时候,爸爸说过:“星期天,放什么假?太不长进了!”后来我长大了,和身边年轻的律师说:“星期天已可以休息,为何星期六不加班?”现在年轻人对着老板说:“不合理,我平日晚上要私人时间,不希望‘加班’。”强把过去的标准,放在今天的年轻人身上,冰炭同炉,于事无补,恐怕规矩亦要迁就方圆,反正香港未来吃饭吃粥,他们都是萧何。所以,民生上、经济上、政治上,年轻人有自己的看法,政府总要想办法,消消社会严重的怨气,不过,自回归以来,年轻人觉得政府只是蜻蜓点水,没有勇气和决心去斧底抽薪,消弭社深层次的不公,例如房屋困难、贫富差距、医疗危机、缺乏新经济等。

最近,亚洲的“揸筷子”地区,不约而同,出现五部关于贫穷的出色电影,而且,每部都获奖无数:韩国的《上流寄生族》(Parasite)、日本的《小偷家族》(Shoplifters) 、台湾的《大佛普拉斯》(The Great Buddha+)、内地的《我不是药神》(Dying to Survive) 和香港的《一念无明》(Mad World)。

2018年,日本名导演是枝裕和执导了《小偷家族》,获得康城影展最高荣誉的金棕榈奖,故事讲述繁荣东京市内有一栋破旧小平房,住了婆婆、父、母、姐姐、弟弟、小妹妹,一家六口表面贫穷,但看来家庭融洽、互助互爱,不过很快被人揭发惊人秘密,原来他们是完全没有亲属关系的一群小偷,为了生活,铤而走险。

2017年,台湾导演黄信尧拍摄了《大佛普拉斯》,在各地影展佳评如潮,夺得了台北电影节长片奖,电影诉说两个中年男,一个佛像工厂的警卫和一个拾荒者,他们过着悲哀的贫穷生活,连吃的都是超市丢弃的食品,有一天,他们发现了一宗谋杀案,却招来杀身之祸;影片透过基层的可怜生活,指出台湾社会的种种荒谬。

《大佛普拉斯》(海报)

2018年,由内地年轻导演文牧野执导的《我不是药神》,真人真事改编,收了三十多亿票房:在中国,穷人没有能力购买治疗白血病的特效药,刚巧上海的一个“低端”阶层,售卖神油的小混混,从印度偷运仿制药进口,本意是牟利,却救回无数穷人的生命。这部现实电影,哭中有笑,从“假药”事件,引爆出内地贫穷现象所包藏的善与恶。

《我不是药神》(剧照)

2016年,香港新晋导演黄进的处女作《一念无明》,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多个奖项:贫穷独居多年的父亲,因为患有躁郁症而误杀母亲的儿子出狱了,于是把他接到自己狭窄的“㓥房”居住,不过悲剧接踵而来……到底儿子的精神病是罪,还是贫穷才是原罪。

+2

到了2019年,南韩一显身手,《上流寄生族》为它抱走历史上第一座康城金棕榈奖。电影在韩国红透二十多天,全球观众累计一千多万。男星宋康昊及李善均对香港观众来说,毫不陌生,而大导演奉俊昊在香港,更是受欢迎的,还记得他大卖的《末世列车》和《韩流怪吓》吗?

《上流寄生族》(剧照)

片中,富裕大都会首尔里,有一处肮脏发臭的“半地牢”民居,住了寒酸得自己也忍受不了的一家人,中年爸爸和妈妈失业,青年儿子和女儿都失学,其实他们不懒不笨,只是社会病了,他们怎样努力,还落得“贫穷”两个字。一家人决定不择手段,盯上了住在花园豪宅的另一户人家,于是爸、妈、子、女各施各法,对准上流家庭埋手,实行把豪宅“鹊巢鸠占”的大计,就在此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原来早有另外两个也穷得走投无路的低层人物,已默默地“占据”豪宅,到底鹿死谁手呢?到底有钱人是社会的寄生虫?还是穷人呢?

影片用“好看”来形容,也不足够,简直是精采绝伦,导演兼顾艺术和商业元素,一幕比一幕高潮迭起,全场观众过瘾,不想离开座椅半步,欢笑、悬疑、悲情,兼而有之,是本年度最有价值的亚洲电影。

五个文化接近的地区,竟然在同一时空,拍出现代社会日益严峻的贫穷问题电影:这些地方表面经济发达、繁荣兴旺,有钱人抓到大钱,可是,都没有和穷等人分享,上下阶层表面在同一天空下生活,有来有往,工作和生活的接触看来平静和气,暗地里充满矛盾和嫉妒。资本家及资产者可以拥有良好的家庭环境、优质的教育、方便的关系、美好的生活;而穷人却由于先天不足、后天不济,除了为口奔驰,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人生规划,只好等待堕落。

有趣的地方是五部电影反映着不同地域的人民性格,隽永深刻,回味无趣:韩国的穷人是强悍的,他们火爆,会找机会来报复平反。日本人内敛,一切都是默默无言,无奈承受着生命的风吹雨打。台湾是快乐的宝岛,人们乐观,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懂得苦中作乐。内地人充满生活的激情,生意盎然,穷人就算多苦,也要拼命赚钱。香港则变成狂躁抑郁的社会,沉重的生活压力叫人们情绪反反复复。

南韩的失业率创新高,青年失业率百分之十以上,虽然政府大升最低工资,却反而吓怕雇主,窒碍了招聘。可能是生活不继,韩国人婚后,一对夫妻也平均生不了一个小朋友,而他们更要等到四十多岁,才有足够储蓄,首次拥有物业。

日本经济低迷了二十年,就算大学毕业,也找不到工作,那些没有大学学位的,只能够一生找散工。日本过去只有“老板阶级”和“工人阶级”两种,现在多了一种,叫“流动雇员”(non-regular employees),又叫freeters(飞特族) ,他们没有固定收入,难以建立家庭,成为日本社会的新趋势,有些中年人穷得不敢面对家人,宁愿失踪,成为freeters大军。

台湾最大问题是不够国际化,世界服务业不发达,而依赖的工业又西移去了大陆,在缺乏新经济动力,人口又老化的情况下,老百姓的工资十年来,都没有涨升,大学生毕业,也只有港币数千元的月薪,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停留在“最低工资”。

叫人意外的,反而是中国内地,可能他们从低点出发,还没有如其他发达地区困在“樽颈位置”。过去十年,它有着6至7 %的经济增长,政府大刀阔斧,推行“五险一金”政策 (养老险、失业险、医疗险、工伤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 ,灭贫的速度是世界第一位,可是超过半数人口,仍是乡村贫农,而财富集中在企业手里。

现在,五个社会所面对贫穷的棘手核心,是到底有什么妙方,可以让愈来愈多“贫贱生活百事哀”的低下层,有上游脱苦的经济机会?不用再过“戚戚然而不知去向”的生活?数十年前的穷人,捉襟见肘不是问题,因为他们都懂得“穷则变,变则通”。今天,大家变得“人穷志短”,在民权入云的当下,大家都觉得政府是责无旁贷;而且,以往有工作便不会贫穷,今天,在这些地区,特别是香港,产生一件“贫穷新品种”,叫做“Working Poor”,即是“在职贫穷”,有工作却还是活得不像样,那才是社会最大的铐镣。

有一次,我在茶餐厅,见到一个干净礼貌的老婆婆,只吃了一份三明治,却叫旁边的人把吃剩的叉烧饭“打包”,送给她作为晚餐,我为婆婆埋单,问她:“你这样下去,会不会好担心?”婆婆微笑摇头:“只要香港一天有善心人,我都不会担心!”真的一言惊醒梦中人:我们小时候,那些有钱人都穷过,他们觉得心肠不好,是极大的羞耻,而“炫富”更是一种道德的罪过,于是,派饭、送米、捐衣服、派奖学金、收留内地逃难过来的亲友、免费为邻居带孩子,种种的互相关怀,是很普遍,它让香港人渡过六十年代的难关;可是,今天有任何问题,人们却不选择由“人与人”之间做起,而是第一时间要求“政府”、“制度”和“组织”去协助解决,这岂不是浪费“人”所能发挥的伟大力量。

在此,呼吁香港“复古”,由今天起,从自身做起:老板对员工慷慨一点、地产商更有良心、企业家应有胆色,投资“新经济”、专业人士不要只为私利,要让更多服务对象受惠、有钱人则多做善事,不过,看,我又被骂了,“黐线”!但是,如果香港人还是心术不正,什么的解决方案,还不是利益妥协的假象。一切要由“心”出发,社会才真正康复!

内容提供:李伟民

【编按:文章题目为编辑所拟,原题为“《上流寄生族》:韩式、日式、台式、中式、港式贫穷五部曲,年轻人为何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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