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义工】进出疫区与伊波拉病毒搏斗 杰青：病人打嗝即快离世
健康无价，偏偏肉眼难见的病毒却充斥四周，时刻威胁人们的健康，就如新冠肺炎疫情在香港爆发的第三波疫情般，着实令人防不胜防。
与病毒搏斗的故事当然不只在香港发生，如在香港出生，曾获选为杰青的病毒免疫学学家蔡文力，便撰写《非洲抗疫之路 – 一位香港病毒免疫学家的见证》一书，分享他远赴非洲塞拉利昂检测伊波拉病毒及统筹伊波拉疫苗临床测试的经历。以下为书中节录内容，大家可借此了解在环境及设备不及香港的非洲里跟病毒角力的危险与困难。
第二日天未光，便有保姆车接我们出发。因为太早，旅馆的厨房还未开，早餐只有蛋白棒。不知是心情紧张还是未瞓醒，大家沿途都只是静静地望着窗外车在公路一直走，两旁一片漆黑，只知道驶出了市区，因为郊野地方一盏街灯也没有。不久，我们终于到达伊波拉医疗中心，眼前一群大型白色帐幕在黑夜中发亮，跟新闻报道的电视画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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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波拉医疗中心分成红、绿、白三区。
白区（White Zone）危险性最低，是职员经此进入中心，还有食堂、储物室和焚化炉等等。进入白区要先探热，用番枧洗手和用漂白水消毒鞋底。我初来甫到时，未领教过消毒漂白水的威力，一不留神就把袜弄湿了，黑色马上变橙色。西非的旱季，气温可以高达四十一度，如果我们体温超过三十八度，便要在阴凉的地方休息，等到体温回落才可以进入中心，否则就要当伊波拉疑似个案处理。
绿区（Green Zone）有医生护士的办公室、心理支援部门、药房、洗衣部和清洁部。工作人员要换上手术服（Scrubs）和长筒胶靴，消毒鞋底，才能进入绿区。
红区（Red Zone）是伊波拉病人进出的高危地方，有四个帐幕病房，总共可以容纳一百人，有分流区（Triage）、怀疑个案病房（Suspected Cases Ward）、疑似个案病房（Probable Cases Ward）、确诊个案病房（Confirmed Cases Ward）和康复中心（Convalescence Ward）。我工作的实验室在红区和绿区之间，一面窗口对着分流接收的救伤车从社区送来的样本，另一面的窗口对着红区接收中心病人的样本，每个步骤要穿着不同的保护衣物。
红区风险最高，医护人员照顾病人时需要有亲密接触，有机会碰到被伊波拉病毒污染的物品、体液和排泄物，所以需要佩戴全副保护衣物，不能露出任何皮肤。有次救护车送病人来中心，门一打开有几只鸡走出来，还自动分流闯入红区，累得中心人员要赶快穿上保护衣入去捉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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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去红区都要两个拍档（Buddies）一齐进出，大家互相照应。戴上保护衣物时必须按部就班，有专人帮手慢慢将一件又一件的衣物正确地戴上，再为每个人从头到脚检查清楚全副装束，以防万一。戴上眼罩和头罩后，其实很难清楚看到各人的面容。所以每人都要在额头写上自己的名字，像手术室一样，以便辨认对方。手臂也要写上自己进入红区的时间，因为保护衣物很局促，会令人不断流汗，流失水份，体温不断上升，为安全起见，每人每次只可以在红区逗留一小时，以免体力透支而晕倒。
初初开始的时候，很多员工都不习惯，外国供应的首批面罩太细不适合当地人的面形，压着鼻子令人呼吸困难，工作半小时也受不了。中心有个来自肯亚的医生，是短跑金牌保特（Usain Bolt）的忠实粉丝。他个子高大又大汗，穿上保护衣物后，面上流的汗会渗满整个口罩，足以令他窒息。他说他每日都要将口罩上的汗水吞落肚，才能继续呼吸，继续照顾红区内的伊波拉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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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接到疑似伊波拉个案的消息，穿上一身黄色保护衣物的工作人员便要坐救护车去社区调查，再把病人带回中心。病人首先会去分流区，如果病征和症状符合伊波拉的案例定义（Case Definition），又是一身穿着黄色保护衣物的工作人员便会带病人进入红区的怀疑个案病房，正式入院。如果病人有屙呕的症状，便需要入住疑似个案病房。每个入院的病人都要抽血让实验室做血液测试，若果伊波拉病毒化验结果呈阳性，病人便会被送入确诊个案病房接受治疗。侥幸生还的伊波拉病人只要病情好转，便可以去康复中心休息，等到病毒在血液内消失，三日内两次血液病毒测试都呈阴性，才可以出院。
伊波拉的潜伏期为二至二十一日，病人感染到病毒后，平均会在十日内出现病征。伊波拉初期的症状并不明显，主要是发烧、头痛、疲劳和肌肉酸痛，很难与其他传染病区分，都要让实验室验血后才能确诊。病情继续发展，可能会出现呕吐、肚泻、出血和思想错乱，到了末期还会打嗝、红眼和呼吸难。没有及早医治的话，超过一半病人都会丧命。年幼的小童病发得更快，死亡率更高。伊波拉病人的病情可以变化得很快，可能今天还精神奕奕，明天便会离世。
医护人员无法估计哪一位病人可以康复，但如果病人开始打嗝，便知道他要离开的日子已不远了。很多病人会感到极度疲累，有个十四岁的青少年连站起来的气力都没有，还有一个病人痛不欲生，可是身体虚弱，没有能力自杀。但也有一些确诊个案病征轻微，只是双眼红红，一点发烧也没有。有人说“伊波拉医疗中心”这名字有些少欺骗成份，无可否认，当时还未有药物可以医治伊波拉病，医生护士只能够提供基本的支持性护理，止屙、止呕、减轻痛楚以及补充病人流失的水份和电解质。
疫情高峰期间，犹如世界末日。有个病人在市区被发现时倒在一条后巷，没有任何联络人、地址或电话。有一个初生婴儿，救护车送来的时候什么资料也没有，连父母是谁也不知道。医疗中心有个教育工作者因伊波拉痛失十二个亲人。确诊病房的墙上有血渍，地上有呕吐物和排泄物，多名病人死在厕所。有些医疗中心没有足够仪器观察病人，医护人员忙到没有时间为病人数心跳，只能匆匆把脉去判断心跳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离马卡尼伊波拉医疗中心不远处，有个墓地，墓地的一角，有一个土堆，没名没姓，是个乱葬岗，因为太多伊波拉病人同时死亡，墓葬队没有能力逐一辨认和处理。
到底怎样才可避免同类的疫情再次发生？到底生命何价？
要设立临时的伊波拉医疗中心，是因为西非长年累月的战争拖垮了所有基本建设。塞拉利昂整个国家，2015年有七百万人口，医学院毕业的医生一百个，精神科医生一个，心脏科专家零个。当地医院设施简陋，普通病房的设计无法有效地隔离病人及应付大型疫症的需要。疫症刚爆发时，多间政府医院没有足够的保护衣物，员工未受过预防疾病的训练，数以百计的前线医护人员受伊波拉病毒感染死亡，医院成为了重灾区，病人和员工都鸡飞狗走，令原本已经脆弱不堪的医疗系统雪上加霜。
相对来说，香港人其实十分幸福，打九九九便有救护车，医院有医生诊病，急症室有护士急救，药房有药，血库有血，氧气筒有氧气，传染科有负压隔离病房，公立医院有医疗资助，大学微生物系有微生物的研究，研究院有教授把关。这一切塞拉利昂都没有。这一切都不是必然的。
《非洲抗疫之路 – 一位香港病毒免疫学家的见证》
作者：蔡文力
香港出生，英国牛津大学病毒及免疫学博士，2016年获选为香港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现职为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传染和热带病系助理教授，同时负责统筹伊波拉疫苗临床测试，长期在塞拉利昂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奔波。
毕业后曾随研究疯牛症鼻祖及诺贝尔奖得主史坦利·布鲁希纳（Stanley Prusiner） 的研究团队工作。2015年西非爆发伊波拉疫症，他毅然加入医疗团义工队，在塞拉利昂为病人进行病毒测试。之后他经常逗留当地，自组社会企业e-NABLE Sierra Leone，混合3D打印和传统技术，为截肢者制作义肢。他亦䇿划了“照亮狮子山”计划，为西非的赤贫人口安装太阳能照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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