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动摇　新自由主义遭批判　IMF也知错反省了？

IMF研究部门今年中发表了一份报告文章，三名负责经济学家直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执行时带来的好处比预期为少，并指出必须正视收入不均对全球持续增长的影响。文章一出，惹来不少议论。一些左翼人士认为，作为新自由主义主要推动者，IMF终肯承认这套经济主张苦害民生。然而有专家指出，只要细阅文章措辞，不难发现研究员并无否定新自由主义，仅是强调促进资本流动、实施紧缩政策的同时，应设法保持可持续增长。因为不满IMF政策而劈炮的经济学家多伊尔（Peter Doyle），更质疑这不过是IMF的公关伎俩。

今届美国大选，新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观备受质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旗下刊物《金融与发展》6月号刊出一篇报告，题为〈新自由主义：过度吹捧？〉（Neoliberalism: Oversold?），由IMF研究部副主任奥斯特里（Jonathan D. Ostry）、研究部顾问洛嘉尼（Prakash Loungani）、研究员富尔切里（Davide Furceri）撰文。 

IMF三学者的“不安结论”

报告主要检视新自由主义两大基本策略——资本自由化、财政健全化（即常听到的“紧缩政策”）。三人表示，“纵使不少新自由主义政策令人鼓舞，但部分效果并不如预期”。文章提到，研究员得出一些“令人不安”的结论，包括：
1.“检视多个国家”的经验后，新自由主义政策“实在地促进经济增长”的说法其实不易成立；
2.收入不均现象“显著”；
3. 部分新自由主义政策令收入不均现象扩大，“阻碍（经济）增长的程度及可持续性”。

“开放经济及紧缩政策与收入不均扩大有关联，其再分配效应构成一个恶性循环。源自财政开放及紧缩政策的收入不均现象，削弱了经济增长，正正与新自由主义的原意背道而驰。现时有充足的证据，指出收入不均会明显遏止可观及持久的增长。”文章又指：“收入不均对经济的损害重大，提醒从政者应对资源再分配持更开放的态度。当然，除了促进资源再分配，亦应事前制订政策，纾缓负面影响——例如增加教育及训练开支，令国民向上流的机会更多更平等。而且，要实施财政健全化政策时，也须减少对低收入群体的不良影响。”

政策本无罪　教条化成灾

参与研究的奥斯特里形容，2008年的金融海啸令不少人反思全球经济秩序。“当时的局势令很多人思索，也许新自由主义政策须重新检视。当时的金融危机就如警告我们一直以来的想法并不正确。”

IMF自1945年成立以来，向财困国家提供资金援助，惟过去数十年，IMF提供财政协助的前提，几乎必然是要受助政府推行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包括开放市场自由贸易、紧缩财政等，这亦被称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诚然，在处理一些具体社会经济问题时，紧缩开支、开放市场、自由贸易乃至私有化本身也许都是一些可用的药方，然而当它们变得教条化、变成不理社会现实也要强硬推行时，后果可以是灾难性的。英国著名作家莫比奥特（George Monbiot）指出，新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于它视竞争为人际关系的最关键特征，它将“公民”定义为“消费者”，由“至高无上”的市场判断谁是赢家输家，任何对竞争的限制，都是“践踏自由”，征税和监管应尽量减少，公共服务应私有化，劳工组织和集体谈判权，都被描绘为是对市场的“扭曲”，收入不平等被包装成为“道德”——那只是对创造财富者的奖赏，而所谓“滴漏效应”将可“惠泽”每个人；而试图创造一个比较平等的社会，不仅没有建设性，更是“有违道德”。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者坚信，小政府、不干预政策、给富人减税、开放市场自由贸易都是对的，是通往繁荣之路。

莫比奥特指出，这种意识形态在全世界很多人的思想中被不断内化，总之富人腰钱万贯，是他们应得，至于穷人无法出头无工做，就只能埋怨自己“无用”——尽管现实是，在不公平的制度枷锁下，他们根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劈炮专家：IMF选择性前卫

对于今次IMF报告终于肯反思新自由主义的问题，有左翼人士感到鼓舞，但亦有分析批评IMF“知错不改”。IMF前高级经济学家多伊尔（Peter Doyle）就大泼冷水，指该组织的文章只是公关手段，实际上对紧缩态度不变。

2012年，多伊尔“劈炮”辞去IMF的职务，就是因为看不过眼该组织处理希腊问题的手段。当年他曾说：“服务20年后，我对于曾与IMF为伍感到羞耻。”他指出，IMF倾向视欧洲的利益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在近几十年一系列重大金融危机中，IMF的表现也总是后知后觉。他在辞职信指出，过去几年，IMF在欧元区和全球金融体系危机爆发前，早已收到种种蛛丝马迹警告，但有关警告都被淡化束诸高阁，导致往后的风暴。

对于IMF今次发表的研究报告，多伊尔认为那不过是IMF内三位个别人士的意见，“它并未获得（组织内）广泛支持，没有地位，换了另外三个人写，可能会炮制出内容完全不同的报告”。多伊尔认为，即使有人觉得，单是IMF竟会资助这类研究，本身已是相当重要的一步，然而问题是，报告的研究对象其实是“搞错”了——报告的建议，是针对那些IMF未有直接提供贷款、因而也不太受IMF所影响的发达国家。“任何读了这份报告的人都会说：‘谁会关注IMF对美国有何意见？’大家反而非常关注IMF对希腊、伊拉克、马拉威等地的看法，因为IMF在这些地方具有真正影响力。”

未舍紧缩政策主张

他质疑，对于一些“不太关事”的国家，IMF似乎有意容许研究员采取较进步前卫的立场，“希望搞些公关”，“让美国及欧洲的自由派喝采欢呼，之后IMF便可继续在闭门之下干另一回事”。的确，IMF经济学家近年一些报告取向似乎都较为“进步”，如去年IMF经济师一份报告，便承认减少经济不平等与推动增长的关系；去年10月另一份研究则指，减少性别薪酬差异是纾缓整体收入不均的重要一步。

然而与此同时，IMF的贷款部门并没有去全力制止，甚至反是积极推动紧缩政策，令希腊等国家继续陷入通缩及债务问题的恶性循环。例如上月IMF虽然要求德国及其他欧盟国家，让希腊撇减大笔债务，以纾缓债务压力，但最后还是妥协，同意所有减债安排押后至2018年才处理。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联席总监Mark Weisbrot说：“这就是问题，IMF今次研究没有改变组织的政策，IMF应该不再支持阻碍希腊复苏的紧缩措施。”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ani Rodrik）亦指出，IMF的研究部门与机构内其他部门的取态“肯定有一段距离”。他解释：“主导IMF运作、制订援助条件的执行部门，一般都倾向‘原教旨主义’教条。在那里，改变较慢，落后于研究部门。”

IMF和世银等国际金融机构领导全球经济体系数十个年头，贫富不均现象有增无减，IMF研究部门今次愿意反思新自由主义的盲点，始终是好事，但到底IMF执行部门未来会否采纳研究的建议，甚至作更彻底的政策调策，确实仍得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