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论】利益冲突更趋明显 化解矛盾不能再拖
就着粉岭高球场的收地建屋计划，环境咨询委员会上两个星期需要加时审议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最终竟得出不作任何建议、要求补交资料的结论。由上届特区政府依照“土地大辩论”承诺收回32公顷用地兴建公营房屋起，到年初当局提出具体发展计划以“保育区域”名义将此数字缩减为少于9公顷，及至现在以高球会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乘着政府换届之际，利用保育理由到处游说、施压，谋求改变原计划、完整保留球场用地，令发展进度一再被拖慢，让众多轮候公屋者又要再等不知多久。
高球场用地的争议，表面上可能只是保育与发展之间、具会籍人士与待上楼者之间的矛盾，但问题显然并非如此简单，权贵对当局决策有着巨大影响力以及可供发展的房地短缺，才是今次争议背后的结构性成因。
此事关系万千市民福祉，就连近来趋于低调的民主党都忍不住发声，重申支持收回高球场部份用地，并且指出兴建公营房屋属于重大公众利益，质疑具球场会籍的行政会议成员是因为事涉自身利益才反对。这些看法其实与许多建制派成员基本一致，正好说明大家面对深层的经济结构矛盾，政见或许分歧，但不至于影响彼此对特定问题的见解，在一些大是大非事情上同样可以有共通的看法。相反，一部份建制成员近日疑似扭转昔日立场，其出发点究竟为何倒是值得我们思考。
深层矛盾成因原形毕露
近日社会对不同土地政策之间的拉扯，恰好证明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才是众多民生、经济问题的主要根源。产业结构单一使得阶级之间贫富悬殊，既得利益群体又筑成“固化藩篱”去阻碍改革，治港者更是长期拒绝作出积极举措、推动改革。
举例来说，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月初接受外国传媒访问时，突然抛出政府可以取消内地人来港置业“买家印花税”的说法。尽管她很快澄清自己所言仅为新民党建议，但为何新民党会有这种建议本身便值得思考。地产商与地产代理业界早在疫下楼市颓势时已争取撤销“辣招”，随着近日接连有本地大型银行上调按揭封顶息率，不少人再度出击呼吁取消有关措施。他们希望为投资客、外地人减轻负担，却没有考虑无力“上车”者的苦况，撤销“辣招”只会增加后者的置业成本、恶化生活水平。若不撼动香港经济过度依赖地产业的结构原因，将市民寻觅居所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围绕“辣招”与楼价升跌的争论永远不会停止。
另一方面，随着年初政府暂缓商户收租三个月的短期保护措施到期，市场开始出现业主入禀法庭追讨欠租之事，更有无法负担租金的商户被迫结业。商户经营者付不起租金固然有疫情未退带来经营压力的原因，若只是这个原因，延长禁追租期或允许分期付租即可解决问题，但租户面对业主欠缺议价能力以至任其宰割，还有商舖长年依赖外来旅客以致失去应变能力，这些才是真正使得局面陷入两难境地之故。偏偏政府官员对此一系统性问题却是视若无睹，助长问题恶化到今时今日如此严重的地步。
即使是社会一致认同的减废议题，也衍生出令人意外的争议。譬如扩大胶袋征费范围和将收费由五角提高至一元的法案，到了立法会审议过程，个别议员高呼收费水平不妨进一步上调至二元，政府代表回应时也说可以接纳相关动议，一些直选和亲商界的议员却表示反对，双方的争论清晰说明两种利益之间的冲突。
黄蓝政治分野早已过去
我们不只一次指出，香港过去长期被“黄”与“蓝”的政见分歧主导社会舆论，殊不知深层次结构矛盾才是更需要改革的对象。现时议会由建制派“清一色”主导，非建制派政团活动几近沉寂，这种由结构矛盾造成的利益冲突便原形毕露、尽现人前。
打从《港区国安法》及完善选举制度法例通过以来，贤达权贵总是异口同声盛赞它们能够扭转“反对派”昔日窒碍政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乱局，确保香港“由治及兴”、达致“良政善治”云云。加上泛民主派“初选”涉嫌串谋颠覆国家政权一案正式展开聆讯，47名被告里大半人拟认罪并承认控方案情，被标签为“反中乱港”的势力无疑已经走向终结。
不过，既得利益者一旦发现自己所站位置转到改革的对立面，就算他们口中继续覆述先前的那堆大道理，身体仍会很诚实地搞各种小动作妨碍相关政策措施，更遑论要他们参与其中推动真正的改革。有些人更加试图将几项早有共识的改善民生措施推倒重来，甚至振振有词地辩称是在纠正昔日民粹主义以至“黑暴”遗祸，恐怕真正用意只是转移视线，回避解决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国家三令五申破解矛盾
中央政府已三令五申要求化解本港的深层次矛盾。在2019年10月反修例运动未完结前，中央就表明过支持香港“着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后来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进一步点明治港爱国者应该“善于破解香港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同时又称“能不能破解香港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属于判断其管治能力强弱的标准之一。最近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七一”讲话，更清楚指出香港须做好“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切实排解民生忧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等具体工作。
可惜的是，特区政府以至建制派好像依旧置若罔闻。港府各部门与建制派团队近月相继组织课堂大谈“七一”讲话精神，学习内容却避重就轻、鲜有触及前引习近平的几句重要话语。凭借“止暴制乱”成绩上台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其参选政纲里仅仅提及香港“也累积了不少深层问题，需要加紧解决”，他和管治团队成员就任以来亦未公开承认或否定过香港社会存在着深层次矛盾。
当下既得利益群体妨碍改革之势空前强大，治港者绝不能再抱鸵鸟心态对此视而不见，而是必须敢于跟其正面对峙。李家超自谓管治要有“迎难而上”的精神，习近平更要求港府“破难而进”，而近日各种事件相信已经昭示这个“难”处之所在，特首若希望回应国家领导人以及香港社会、人民的期望，那就应该团结社会各方努力破难，如此方可筑下香港长治久安的稳妥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