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论】拨开云雾要见青天

五年前，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来港，展开一连三天的视察行程。今年相信是新冠疫情之故，行程改为两天的即日来往，一同乘坐高铁南来的主要官员也有所减少。这是两年多以来习近平首次离开内地，而他在香港确诊个案数字仍在2,000宗左右的高位下来港，其实已充分反映出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亦如他抵港后所言，过去五年“一直关注、牵挂着香港”。

“关注”和“牵挂”有时候不无担忧的意思。这五年间香港经历几许风雨，若说国家领导人对香港有所忧虑，相信也不为过。五年前，习近平以“男子二十谓之弱冠”来比喻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年，现在回首看来，或许也是事有凑巧地贴切——多少人二十出头、迎面挑战，结果却是碰钉子、受挫折？习近平的两次视察香港，特区由弱冠走到廿五，标志的是不平常的五年经历。

林郑已经由乱及治
李家超要由治及兴

习近平在五年之前提及不能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等红线，并对“泛政治化”、对立对抗作出了警惕，但后来的乱还是超出了许多人的想像。这个“乱”不只是示威骚乱，也包括疫情失控的乱。在中央政府支持、特区政府负责之下，这个乱无论如何已经完结，由乱入治的阶段伴随着林郑政府上周卸任而一同成为过去。李家超政府的就任正式揭开了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正如习近平所指出，“当前，香港正处在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未来五年是香港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关键期”。

治乱重要，特区政府亦要防范乱象再起，但由治及兴的重点不是治乱。就正如习近平在五年之前强调香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制度还需完善，但今年表示中央已制定了香港国安法，建立了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规范，这反映治乱的工作已经到位。

习近平在今年的讲话中提到的四个“必须”，也就是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必须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都可以说是较为政治性的指导原则，是对过去几年中央对港政策的说明，是中央对“一国两制”方针的重申。但这些已经由中央主导落实、由特区政府秉持的工作只能维持“治”，而不能及“兴”。

要由治及兴，开创新局面，关键在于讲话中的四个“希望”。说是四个“希望”，坦白而言是说得客气。由国家主席在新一届特区政府就职礼对主要官员表达四个“希望”，无非就是四个要求。这就好像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去年要求治港者有五个“善于”，只是今次提出要求的人是更高层次的国家主席，而且对比起五个“善于”，四个“希望”更加具体、易明。

四个具体的“希望”
改革治理施新政

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共同维护和谐稳定四个“希望”，说新不新，但习近平这次没有只是提纲挈领，而是“画公仔画出肠”。在治理问题上，他明确指出“要转变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起来”，任谁也能听得出，这在针对香港政府过去迷信市场机制、放任市场扭曲的弊病。对于民生忧难，习近平表示“盼望房子住得更宽敞一些”，近乎在说要告别㓥房、纳米楼这些扭曲的现象。比起五年前的“长者希望安度晚年”，他今次更明确地说希望香港人“年纪大了得到的照顾更好一些”。

过去我们曾经指出，香港政府和建制派听不懂抽象的表述，委婉的训斥。只说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聚焦发展、解决民生问题，在客观结果看来，就是推动不了政府官员的改革。经历了廿五年的跌跌撞撞，尤其是近几年沉痛的经历之后，国家领导人对特区政府也开门见山，明言“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这不也就是《香港01》由创立至今所倡议的“是时候改变了”吗？香港的政治精英和既得利益阶层不论是听不懂还是装作听不懂，现在也必须正视社会当下最迫切的需要——改革。

改革的起点是改革治理，这也是整个改革的核心，因为香港的沉疴都是由治理问题而产生。香港人“房子住得不宽敞”并不是所谓“地少人多”的必然结果，而是政府将房屋供应外判给地产商，以为市场机制就可以解决市民的住屋需要。香港的创业机会不多，不是因为香港人比起内地人或者外国人逊色，而是因为政府没有提供充分的便利条件，也没有减低市民创业的风险成本。我们的公公婆婆得不到应有的照顾，不是因为香港贫穷，而是因为政府没有在我们仍然壮年的时候保障我们的劳动回报，也没有在我们年老的时候供应我们的基本需要。种种的政策好像涉及经济学、管治理论、政治哲学等大哉问，但说白了就是为政者有没有以满足市民所需为己任，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习近平表示的“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这个“我”岂不是指台下的诸位香港官员吗？

消弭离心离德因素
五年之后现新光景

新特首李家超在就职礼致辞时矢言“发展经济”、“把创科及各领域做大做强，发展高端竞争力”，但我们尚未看到具体的政策如何突破过去廿多年来流于口号化的现象；他知道“发展是解决社会问题、改善民生的金钥匙”，但对于增加房屋供应仍只得“全面提速、提量、提效”的说法，并未触及根本的政策转向；他表示“会制订青年政策和发展蓝图，增加青年上流空间”，无疑对于习近平所言之“要帮助广大青年解决学业、就业、创业、置业面临的实际困难”有所呼应，但只要想到李家超竞选政纲的乏善可陈、管治团队的旧脸孔，我们就不禁疑惑新政府能拿出什么给社会。

在政府举行回归庆典的同时，相当部份的市民并没有多少庆祝的感觉。这不只是因为政治纷争而造成的低沉气氛，也是因为大部份人的生活营营役役，七一之于他们的最大意义就是一天假期。这个令人尴尬的现实正好说明，经济民生和政治并不是一些人所以为的二元对立，不是说我们应该只谈经济，对政治要绝口不提。当香港的发展停滞不前、生活得不到满足时，市民自然对政府离心离德，甚至构成政治不稳的底层因素。回归二十五年了，好些人——不分老幼——到了今天仍然还在声称港英时代更好，这不就是对当下生活的莫大抱怨？走了二十五个年头的“一国两制”要行稳致远，绝不可能没有繁荣稳定作为基础。

既然李家超说要以结果为目标，我们在此不妨对2027年提出一些想像：那时候的公屋轮候时间应该已经缩减至愈来愈接近三年，市民居住的私楼单位应该逐渐回到四百多呎以上，年轻人的初创公司一间接一间打出名堂，最低工资和退休津贴已经得到显着提升，一些移民外地的人即使拿到了永久居住权甚至也选择回流香港；那时候有市民示威游行，对政府提出各种诉求，但来港庆祝回归三十周年的国家领导人称许“港人治港”实现了良政善治，甚至在特区政府三十而立之年，同意给予香港更高度的自治权。拨开云雾到底能否见青天，新政府不能辜负中央、辜负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