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香港需要怎么样的大学？
近日多间本地大学公告管理阶层出现人事变动，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史维决定提早一年卸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位也表示约满后不再续任，两人分别会于2022年10月及2023年5月离职。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亦会于今个学年后离任，并且计划在2022年7月加入香港赛马会出任慈善及社区事务执行总监兼管理委员会成员，有消息指，梁的任期同样是提早一年完结。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福田敬二则是不获校方续约，今年年底将退休返回美国。
碍于相关人士的国籍背景与学科领域，他们的离任难免让坊间作出各种揣测。譬如史维、郭位两位大学校长均是台湾出生的华裔美国人，而且去年皆未签署本地大学校长支持设立《港区国安法》的声明，故此很快引来一些国际关系或政治方面的联想。另一方面，梁卓伟与福田敬二现时同为港府抗疫专家顾问成员，可是两人竟然在疫情持续近两年尚未平息之际离去，其选择也容易被视为他们与港府的防疫策略理念不同所致。不过，撇除上述这些欠缺坚实基础的猜想外，在院校高层人事变动频繁的当下，一个更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倒应该是：“香港需要怎么样的大学？”
追逐排名沦为论文工厂
香港的几所大学大都是世界知名的名校，但这种成绩是建基于热衷参与排名追逐战。例如史维就任科大校长之时，虽然声言不会只关注反映一部份大学成就的排名，然而，该校其后实际表现依然是以追逐国际排名为主。至上周四（11月25日）的香港理工大学85周年校庆启动礼，校董会主席林大辉与身为校监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时，亦是特别强调该校跻身Quacquarelli Symonds（QS）世界大学排名第66位与《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全球年轻大学排行榜第12位。
许多国际排名具体计算方法十分强调校内学者登载在专业期刊的论文。以《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为例，它的“引文”指标跟“教学”、“研究”两项各自占去了三成分数，不过，“引文”本身未设任何分项指标，而“研究”中的“研究生产力”分项又是直接计算刊载论文数量，因此，可以说论文成为了该排名里的最重要指标。QS世界大学排名近年尽管仅有分配“学院引文”指标两成比重，但因其他指标如“学术声誉”或“雇主声誉”外间主观性质较重，“师生比例”或“国际化人数”则占分比重较低，所以，整体安排仍然会吸引院校管理层重视“学院引文”指标。
大学纷纷追逐排名，排名系统又很重视论文，那么校方自然会将心力放在要求教研人员产出更多为同侪征引的论文。个别管理层还愿意为此“身体力行”，像是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即将离任的医学院院长梁卓伟与其他近30位学者，他们获科睿唯安（Clarivate）列入11月中公布的“2021年度最广获征引研究人员”名录，并且成功让香港大学首次进入全球首50间有最多此类学者的院校。这些学者的论文广泛获得同行认可，固然能够反映其研究质素之高，可是，当教研人员摆放太多心力去产出研究论文，结果无可避免地会牺牲另一端的教学表现，这样一来，大学也就变成了名不副实的“论文工厂”。
大学主业在于立德树人
回看过去几年，香港大学生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公众事件，这本来反映出他们自觉拥有社会责任，相对以往被批评“政治冷感”的时代而言，可谓是一种进步，然而，不幸的是，当中部份人呈现轻视法治精神的倾向，甚至不排斥美化暴力与煽动仇恨。对于此一问题，我们当然可以指责有政客挑动或外国势力介入，可是，教育年轻人，使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和道德来避免上述情况出现，难道不是一众大学教授起初就应该有的职责吗？如果事发之时没有直斥其非，等到事后却又若无其事撇清责任，这种人就算能产出再优质的研究，恐怕最终亦说不上是称职的大学教授。
随着去年通过的《港区国安法》规定香港学校应当“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各所本地大学今年都宣布将相关内容列入必修课程。此种举措无疑有迎合新规的含义，但它透露出来的信息其实更令人忧心，因为这代表着过去我们的高等学府可能一直没有教好此等基础公民知识。近日，个别院校教职人员编撰相关教材又被质疑存在对《基本法》的误解，一些主管教育事务的官员或大学管理层被问及《港区国安法》内容时也回答不上来，由他们带头匡正日后对年轻人的教育，能否取得效用，实在成疑。
2018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到：“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是青年人学习知识、增长才干、放飞梦想的地方……古今中外，关于教育和办学，思想流派繁多，理论观点各异，但在教育必须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说具体了，就是培养社会发展、知识积累、文化传承、国家存续、制度运行所要求的人。”大学在社会的最大功用，本来便是培育学生做一个能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公民。无奈在香港院校重研究、轻教学的趋势之下，它们似乎竟慢慢遗忘了这个首要角色。
带领未来社会发展转型
除了教学生做人外，大学科研亦应该结合社会经济发展，为协同产业发展、推进社会改革等工作出一分力。无独有偶，前面提到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刚好在两个月前发表了最新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合计有四间大学得以晋身首百名之列，它们包括第30位的香港大学、第49位的香港中文大学、第66位的香港科技大学和第91位的香港理工大学。细审这个排行榜的计算方法，它不但如上所述向研究论文数量大幅倾斜，而且还只给“产业收入”此项唯一关于直接让知识转移于贡献未来社会发展的指标2.5%比重，香港高等院校及教研人员因此也可以利用有关排名来遮盖个中短板。
事实上，进入今次排名的几所本地大学，它们在“产业收入”方面的分数顶多仅属差强人意而已。得分最高的香港科技大学为65.1分，接着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大学分别为60.2分及58.5分，香港理工大学更加只有46.0分。反观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产业收入”得分高达93.1分与100分，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亦有75.4分与87.0分，台湾大学与台湾清华大学则有75.4分与70.7分，可见它们在此方面表现全部都比本港院校优秀。大学科研未能直接回馈社会产业发展，也就难怪香港近年总是被批评空有优秀科研，却欠缺产业转型。
纯粹的科学研究能够推动全人类整体进步，这肯定是值得认可和支持的，然而，在此之前，大学及其各级成员始终都是本地社会的一份子，故此，无论是教育下一代的年轻人，抑或专注科研创造新的知识，其工作必须能贡献社会未来发展才对。具体来说，大学教师应该要做到将大学生培养成材的基本要求，研究者不能只会发表论文而不懂将其知识转移回馈社会，而院校管理层更需要设法避免教研人员与学生误入歧途，我们期望未来主理本港大学的人可以真正履行这些责任。
敬请留意2021年11月29日出版的第293期《香港01》电子周报。你亦可按此试阅电子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