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非常时期立法会告一段落 重思民主意义

撰文: 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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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三(10月27日)即将举行本届立法会最后一次会议,为这一年非常时期的特例延任划上句号。经历过2019年的动乱之后,本届立法会有着非常标志性的意义。中央政府不再容忍立法会被政治意识形态骑劫,去年更直接取消了四名立法会议员的资格,最终引起泛民议员集体辞职。用建制派的话说,这一年再没有那些“碍事的”泛民主派,立法会终于“回复清静”,恢复原本的功能。然而这真的就代表一切妥当了吗?

缺少了泛民议员之后,立法会审批议案的速度的确显著提高。本年度立法会任期内政府共提交了39项法案,至今已通过38项,是过去二十年以来最多。这可以是好事,例如多年来一直受阻的关于简化专业试以吸引外地培训医生的法案,终于在上星期顺利三读通过。

然而,立法会议员是否良好地履行职务,并非单纯取决于审批法案的速度。就如刚通过有关㓥房租管的《2021年业主与租客(综合)(修订)条例草案》,它虽然规管了今后㓥房每两年续租最多只能加租10%,以及租户可享有“2+2”合共四年租住权保障,不过却未有规管㓥房的起始租金,很多业主都可以在条例生效前偷步先加租,变相令㓥房户被迫挨贵租。虽然议案仍有明显漏洞可以改进,但最终草案仍然以37票赞成,2票弃权高票通过,有建制议员形容他们只可“含泪投弃权票”。这又不禁令我们思考,到底一个只会赞成草案的立法会是否就是一个好的立法会呢?

我们都认同立法会这类议会制度是现代民主体制的重要一环,其设立的目的本身就是要监察行政机关,弥补其可能的不足。如果立法会只是依附于行政机关,什么都同意,即使效率甚高,但也会失去其本身存在的意义。反过来说,如果议会事事与行政机关对抗,抱着“为反对而反对”的心态办事,也不会是个好的议会。

本周三将举行本届立法会最后一次会议,(卢翊铭摄)

选举不必然促成真民主

对于香港泛民主派不少支持者而言,议会就等于民主,也等于选举。很多人认为,只要有足够多的选票支持一个议员、政党或是政策,它就必然正确。即使一些政客煽动选民不理智的情绪,在议会上以意识形态挂帅,大谈“无差别否决所有议案”,在改善民生之实事上毫无建树,但只要他们有足够多的支持,就被一些人视为民主和议会所应有的形态。

由于西方理论长期掌握话语权,加上政治正确心态作祟,很多人渐渐地迷信了这种形式的民主,形成“民主即是选举”的根深蒂固想法。但假如放下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重新思考什么是民主,我们便会发现,民主与选举并不存在必然关系。甚至乎,选举也不是所谓区分民主与独裁的唯一界线。例如,没有人能否认希特拉是个邪恶的独裁者,但他与纳粹党也都是德国人民透过选举所选出来的。

正当西方一直以中国没有西方所说的那套选举来界定中国没有民主的时候,近来中国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民主理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月中旬的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就提到,“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以及“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本身就是不民主”。这番话简单地概括就是,民主不是一种固定的制度,制度是否民主取决于其是否能体现民主精神。反过来说,无论什么样的制度,一旦失去了这种精神,尽管有着西方所谓的“民主”,但已经不是真正的民主。

民主精神旨在提高普遍人民生活质素。(陈焯𪸩摄)

民生是民主的精申根基

那什么是民主精神?很多政治理论家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总喜欢高谈阔论一些民主理论,但从人类近代发展民主的经验和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归纳出,民主精神旨在提高普遍人民生活质素,换言之,“民主即是民生”。民主精神在英国兴起的时代,正是英格兰从一个中世纪岛国崛起成为海洋霸权的年代。通过海洋贸易、殖民主义的发展,英国商人用英国的羊毛和工业品交换了世界各地的商品,包括新大陆的砂糖、烟草、可可、咖啡,以及印度和中国的香料、棉花、茶叶、陶瓷、丝绸等等。这大大改善了英国人的生活质素,十七世纪的英国中产阶层可以在午后喝着砂糖红茶,吃着肉桂蛋糕,正是海洋霸权带来的改变。

民主与重商主义结合成为了英国民主成长的泥土。相似地,美国经历过两次大战后经济发展,快速超越欧洲,中产阶层大量增加,这成为了美国制度神话的基础。假如欧美等西方国家此时贫困得像落后国家一样,这些国家甚至可能连为自己的制度建立理论高地的资源也没有,试问还是否有人愿意相信西方的民主制度?

如果一个制度无法确保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管理论上说得如何漂亮,都免不了引起人民的质疑。近年,美欧等先进地区发展停滞,资本主义将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使愈来愈多西方国家的人民不信任他们的民主制度。

西方政客总喜欢攻击中国为极权或是威权,形容中国模式是对民主的威胁。然而, 同样甚至更加构成威胁的是西方制度无法再像以往一样回应人民对改善生活的渴望,只是刚巧中国找寻了一条自己可行的道路,便令西方国家将中国标签成为制度的威胁。

立法会议员不能沦为“举手机器”,只知赞同政府的议案。(李泽彤摄)

香港处于民主十字路口

香港人争取了民主多年,不少人形容现时民主倒退,但大家也是时候静下来想想,香港需要怎样的民主。

民主不是一种形式或是意识形态,而是追求改善民生的精神。同样,立法会既是民主的体现,也应该是为了人民对改善生活的渴望而存在。无论是“为反而反”或是“举手机器”,两个极端都不理想。对于传统民主派而言,要认识到改善民生才是民主最终的目标。政客要有担当去为此出谋划策,而不是将问题推给民意,甚至借着玩弄民粹主义推销危险而虚幻的政治议题,以博取选票。最终,民主是否倒退也与人民生活质素相关,而不是由某个国家所定立的标准来衡量。

相反,建制派也不应以为凡事支持政府、通过所有议案就是尽责的表现。正如内地成功是基于为人民带来美好生活,使广大民众脱贫,建制派同样也应该以改善香港人的生活质素为己任。他们应该有自己的主见和施政理念,发挥自己所长,向政府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而不是只当“举手机器”。例如,本届立法会会期结束在即,政府迟迟没有提交强积金对冲和一手楼空置税等利民法案,建制派也应该主动敦促官员跟进,而非任由政府“叹慢板”。

本届立法会即将完结,不少人寄语接下来的选举和立法会将带来新气象。要改变香港的对立局面,民主和建制两派都必须放下固有的政治意识形态,重新认识改善民生的重要性。假如立法会选举所比拼的是施政方针,而非一些空洞的政治话语,那才会带来新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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