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奥运气氛只是一时东风　负重致远方能长聚人心

一度落后五剑、距离出局仅一步之差，张家朗连追六分反胜晋级男子个人花剑四强，再过关斩将摘下金牌；头100米超越世界纪录线，最终第二名触池，何诗蓓以1分53.92秒的破亚洲纪录夺得女子200米自由泳银牌，两日后转战100米自由泳，游出52.27秒的新亚洲纪录再夺一面银牌；束着蓝色腰带的刘慕裳踏上日本武道馆，打出师东流的北谷屋良公相君，得分力压对手，摘得历史性的空手道女子个人形铜牌；先失一场双打，但在单打赛连下三城，李皓晴、杜凯琹和苏慧音在教练李静的激情提点声中，赢得乒乓球女团铜牌；失落凯林赛后迅速重拾心情，继2012年伦敦奥运后，李慧诗再赢得场地单车女子争先赛铜牌；还有男子体操、羽毛球单打和双打、滑浪风帆等⋯⋯港队运动员在三千公里外的奋斗时刻，香港人这两个星期看着直播同心跳、同呼吸。

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很多人可能连这些运动员是谁也不太清楚，也不知道他们的运动项目是怎样的，但看着这些香港运动员代表香港出赛，我们一时为之欢呼，一时又捏一把汗，因他们而对香港人这个身份感到与有荣焉。香港不只是想像的共同体，而是如此实在，有脸孔、有血肉的。

奥运能够凝聚人心，可以说是老掉牙的道理。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的支持者，都会为美国队喝采；脱欧的、留欧的，也都支持英国队的运动员。民族主义好像是过时的概念，但人类作为群体动物，对同一群体的成员份外支持甚至有民族情绪，是自然并且无法否认的现象，哪管你如何称呼它。

竞赛凝聚人心　也会突出矛盾

这样说，当然不是指运动能团结所有人。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它能令一些矛盾更加突出。一个月前的欧洲国家杯决赛，英格兰不敌意大利未能首尝捧杯滋味，不少苏格兰人便上街庆祝，充份反映英国内部的民族不和。在东京奥运期间，香港一些人以政治立场的眼光看待运动员，一些人对政府官员的祝贺嗤之以鼻，同样说明了香港社会的撕裂尚未修补。奥运带来相对和谐的气氛只是一时东风，关键始终在于政府是否懂得与市民重新联结起来。

特首林郑月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奥运期间多次在社交媒体发文，祝贺港队运动员创下佳绩，好像以为这样就是“接地气”，就是与香港市民“we connect”。先不说在2021年在社交媒体上写几句话是多么普通，甚至可能被视为落伍的事，其实官员的真正问题不在于他们脱节，或者以往用社交媒体不够多。

几年前，林郑月娥曾经被取笑不懂用八达通、不懂买厕纸，这可以说是一种“离地”。个别官员生活“离地”，并不必然造成管治问题，但如果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断裂，那就是另一回事。根据上世纪官方的“六六暴动”调查报告，暴动成因正正在于官员与社会大众出现“沟通的失败”。港英政府后来设立民政主任一职，以向上反映民情及向下传达讯息。七十年代麦理浩的社会改革亦是借助民政之便而推行，培养香港人的公民责任感和自豪感。差不多同一时间，香港亦由“借来的地方”和“借来的时间”蜕变出“狮子山下”的身份认同。

一个真正思考的人不可能只看事情的表象，而不寻找根本的结构成因。如果看一下运动赛事，在社交媒体发文就是交了功课，那么世界各地的社会也很容易治理了；又或如果只要积极地使用法律工具，不倦地重申一些政治措词，社会问题便迎刃而解，那么很多政策专家、社会研究学者也可以执包袱了。最讽刺的还是特首林郑月娥去年才自言 “读社会学出身”，“怎会不知道香港的深层次问题在哪里”。

靠发帖接地气　反而暴露肤浅

不少人都知道上世纪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曾透过电台广播“炉边谈话”，以闲话家常的方式，平易近人而主旨明确地说明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和政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台广播，可以说就好像今天的社交媒体那样，也是较为贴身、软性的传播工具。但罗斯福新政的成功，罗斯福本人之所以被视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并不是因为他懂得用“炉边谈话”这种传讯手段，而是因为罗斯福新政帮助了数以千万的失业人口，让基层切实地感受到免于匮乏的自由。

至于香港，政府与社会的断裂、社会的黄蓝撕裂无疑有政治因素，但难道在反修例风波之前就没有问题吗？官员的修例工作之所以推动不好，不正正是由于他们与社会断裂，不掌握民情吗？即使撇除政治立场，香港社会其实也早已分崩离析：富裕的社会上层跟基层市民像活在两个世界，前者不明白后者的境况，后者想像不到前者的生活；很多夹心阶层抱怨交了税，但公帑不花在他们身上；一些人既抱怨地产霸权，也痛骂新移民“抢资源”。不论是涂尔干说的有机团结，抑或中国人说的休戚与共，均难言可见于香港。

平情而论，政治精英与普罗大众的断裂、社会民众之间的撕裂，不是香港才面对的问题。法国人批评总统马克龙“离地”、美国城乡之间立场分歧、欧洲人不信任政府等，说明了问题有更宏观而普遍性的成因。除了因为政治经济全球化助长一小撮既得利益者和牺牲一大批普罗大众之外，在资本经济加速流转、资讯科技发展迅速的情况下，现代社会流动性愈来愈大，新一代的工作、工种、人际关系都较上一代更短期、变动更多，个人的不确定感和不安感随之加深。香港最近一轮的移民潮更加剧了流动和不确定的感觉，社会心理在复杂的状态下，更难以与社群以至政府维持稳定的关系。在恶性循环之下，政府的施政没有社会支持，只会事倍功半，市民之间互相猜忌，对政府也不信任，社会便难以进步。

重构社会价值　良机稍纵即逝

2004年经历一轮政治争拗后，时为大学教授的张炳良等人士提出“香港核心价值”的说法，主张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平公义、和平仁爱、诚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个人和恪守专业”团结全香港；2012年梁振英当选特首后，表示以后再没有梁营或唐营，只有香港营；2017年曾俊华与林郑月娥竞逐特首职位时，讽刺对方可能成为“撕裂2.0”。如何团结香港的问题，似乎在过去廿年一直存在和被关注，但又一直没解决，甚至是愈来愈不团结。归根结柢，是因为没有人从经济结构、社会矛盾及意识形态着手，重构社会关系及价值。

几个奥运奖牌可能激发不少人的热情，在一时间缓和了社会气氛，但充其量只是一个时机、一个突破口。政府要有切实的机制重建与社会的联系，亦要有价值导向的政策，建立休戚与共的社会关系。促进经济公平、让市民安居乐业是关键的起点，但再关键也只是个起点。重构社会价值和团结之复杂，比起住屋问题更难解决。

敬请留意2021年8月9日出版的第277期《香港01》电子周报。你亦可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