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青年上流无望 谈何社会发展
上周三（5月5日），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答复立法会议员就“香港青年的收入”所作提问，引用了政府统计处“综合住户统计调查”的数据，指出1995至1999年出生、获专上教育程度者达20至24岁时获得的实质就业收入，平均低于1970至1974年出生者，其中，接受大学教育者的收入下跌了7.2%，具研究院教育程度者收入更与二十五年前具学士课程教育程度者收入处于相同水平，反而仅具高中教育程度的全职雇员就业收入却提高了19.8%。这些数字反映香港社会陷入青年无法向上流动的结构性问题，年轻一代出头机会较上一代为少，即使接受专上教育，都不见得能改善生活条件。
事实上，早在四年多之前，港府于《二零一六年半年经济报告》就做过相同专题的研究，并发现1970至1979年出生者达20至34岁时获得的实质收入平均高于1980至1994年出生者，报告当时提出：“最年轻的工作世代组群的实质收入较上几代略为逊色，情况值得关注，尤其是考虑到该世代组群的学历普遍较高……由于学历较高青年的人数急增，当前要务是推动香港经济继续朝高增值方向发展，并开拓新的增长领域，以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予年轻一代实现理想。”无奈的是，到现在新一批青年就业和工作，有关问题依然未见改善，甚至有恶化趋势，情况怎能不令人担忧？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任之初，表示本届政府会致力做好青年“三业三政”相关工作，亦即关注青年的学业、事业及置业，并鼓励青年议政、论政及参政，但具体成绩如何，大家有目共睹。
政府青年发展工作失败
我们先检视一下近年的“三政”进度，像是被政府大书特书的“青年委员自荐计划”，不仅可供参与人数和咨询委员会极其有限，当中还插入了殡葬、坟场及庙宇等明显非青年兴趣范畴的项目。至于前年反修例运动之所以会有大量青年参与，主要原因正是认为除了上街以外，别无他法可令政府聆听意见；而在区议会选举难得出现更多新的年轻脸孔后，当局在一些无关意气之争的民生事务上则经常拒绝与之合作。
接着再来看看“三业”。学业方面，近两个年度的莘莘学子受到抗疫成效不彰影响，被迫频繁停课，加上当局监督不力，以致相继出现公开考试题目遭取消、科目设计紧急改革等情况，自然会对他们的学业构成重大压力。事业方面，当局公布的数据已经直接点明青年实质收入上升空间不及前辈，此外，最新一季的本地15至24岁失业人士占劳动人口比率亦高达13.5%。置业方面，新论坛、新青年论坛去年发表《香港各世代大学生住房承担能力比较报告》，指出1985年以后出生者增薪幅度远低于同期香港楼价升幅，而且，他们享受资助房屋供应还要低于年长世代。
由此可见，今届政府对青年的“三业三政”工作几乎完全失败，年轻一代的学业、事业、置业、议政、论政、参政条件均有所倒退。特别是在六者里面最重要的事业环节，政府最新措施居然还是将香港青年外送他乡的“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与“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资助计划”，香港固然要配合国家发展，青年的眼界及视野也需要扩展至其他地方，惟这些理由不能够用作掩饰政府本地青年发展工作的失败，更不可以成为借“鼓励”为名送走他们的借口。试问世上有哪一个地方的管治阶层甘于充当输出人才的角色，而不着力帮助应该是社会未来栋梁的本地青年留下发展？
学历贬值揭示产业问题
尽管青年难以向上流动很大程度是港府管治无方的责任，可是一批高官始终不忘砌词狡辩以求开脱，譬如今次许正宇谈论香港青年实质收入数据的时候，竟特意在后面标注几句“每月就业收入平均数容易受到调查样本内极端的数值影响……在阐释这些数字时，特别是与过往数据作比较时，须特别小心”，仿佛经过如此解释后，青年学历贬值现象就不复存在。然而，单是统计样本出现“极端”数值一事便足以说明社会贫富悬殊可能相当严重，甚至还有机会代表了本地经济的产业发展太不均衡，才会导致年龄与教育程度相近，但出身于不同学科或行业者的收入存在巨大差距。
参照作为数据来源的“综合住户统计调查”最新一期按季统计报告，就能发现香港社会确实存在这种问题。“公共行政、社会及个人服务”及“金融、保险、地产、专业及商用服务”两种行业在2020年第四季的就业人士每月收入中位数最高，以前属于该两种行业的失业人数比率亦最低；与此相对，“制造”、“零售、住宿及膳食”与“运输、仓库、邮政及速递服务、资讯及通讯”三种行业同期就业人士每月收入中位数最低，曾经从事该三种行业的失业人数比率却是最高。各行业之间在经济困境下出现就业收入与失业率的落差，便是本港过度倾斜金融等个别专业的最佳明证。
近年政府官员不时以“知识型、高增值经济”一词描画香港经济未来愿景，可惜，从他们的实际举措来看，“知识”还是偏向跟传统业务相关的部份而已。像是主要帮助年轻人的“创造职位计划”，虽说范围涵盖不同技能、学历人士，但当局往往强调计划包含不少私人界别的金融服务业职位，个中用意可谓不言而喻。就算是几届政府声称要大力提携的本地创新科技与文化创意产业，也是发展多年未见多少起色；尤其后者增加价值数额及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更在今届政府上任后逆向下降，对于一个打算要帮下一代建设“知识型、高增值经济”的地方来说，实在是一则笑话。
社会发展不能抛下青年
上周刚好是“五四青年节”，几位高官不约而同在此前后多番在发言中呼吁香港青年要认识国家、尊重主权，那么，不妨请他们一起听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五四青年节”于北京大学的讲话：“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高校工作，始终关心和爱护学生成长，为他们放飞青春梦想、实现人生出彩搭建舞台。要全面深化改革，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流动，不断激发广大青年的活力和创造力。要强化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帮助学生们迈好走向社会的第一步”。而作为地方各级政府之一的香港特区政府，到底有否真正努力做到上述要求？
放眼世界，青年向上流动愈发困难，本来便是各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共同需要面对的问题，香港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起飞的荣景亦已经没有可能复制。就以美国为例，有关大学毕业生起薪点停滞、社会阶层薪资分配不均的批评一样是多不胜数，但是，当地起码尚能做到青年收入逐年慢慢提高，从1994到2019年间16至24岁的就业人士每周实质薪酬提升了18.3%；其余英国、日本、台湾等地折算物价通胀以后，青年收入数字大体都能勉强维持稳步上扬趋势。倒是像香港这样可以放任青年收入长期每况愈下的地方，还真的不容易找到其他例子。
随着今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即将完结，又一批中学毕业生将要面对升读大学、背负学债与进入社会、辛苦求职的两难选择，然而，新冠疫情阴魂不散、经济复苏遥遥无期，加上过去几代青年苦况摆在眼前，这叫他们如何是好？老一辈成功者不少能把本地社会发展说得头头是道，倚恃既得的经验、资历和地位对后生口惠而实不至，却总是忽略了每个时代环境都不相同的基本道理，甚至忘记未来终归要交到下一代人手中。如果真心为一个地方社会未来的发展着想，就绝不应该轻言放弃帮助本地青年，相反，更需要在提拔后进方面竭尽全力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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