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无过便是功？无功就是过！
“高级公务员责任制”尚未推出，立法会近日已修订了《议员守则》，要求议员真诚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不故意贬损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不刻意破坏或削弱行政主导的施政效能。规范议会秩序的出发点可以理解，但对于议员的批评或许是太过擡举了。行政主导的施政效能若然被削弱，政府管治威信受到贬损，究竟是因为议员的异议，还是行政机关的失误与不作为？
行政长官李家超矢言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文化。但今年七一的授勋名单，却仿如对“问责”二字的嘲讽。屋宇署前署长余宝美获颁银紫荆星章，惟其任内被申诉专员公署批评在长达十年内遗漏跟进58宗致命工业意外的承建商处分。市民不禁要问，这究竟是哪门子的“问责”？可能不是获颁金紫荆星章，已经算是一种问责。在铅水事件中，时任房屋署署长应耀康曾经以“怕读错名”、“记性不好”推诿塞责，后来又被立法会点名狠批“未克尽厥职”，并用上“极度遗憾”、“难辞其咎”等字眼。但他却在2019年从林郑月娥手中接过金紫荆星章，获嘉许为“秉持诚信，克尽厥职”，展现出色的行政才能和领导力。难道勋衔是用来对民意掴巴掌的玩意吗？
现在我们的食水进步了，不再含铅，只不过有沥青黑点。当皇后山邨的居民大表忧虑，不敢饮用食水的时候，发展局局长仍在强调科技检测需时云云，完全无意加快还市民一个交代。水务署署长反复声称食水样本符合标准，可以安全饮用，无视市民面对黑点的真实感受，也避提了最新的食水标准中包括“无可见物”的感官准则。试问有哪一位官员，会想饮用一杯飘浮着黑色颗粒的“安全”食水？更重要的是沥青水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单是皇后山邨在2022年亦曾出现。如今问题重演，证明过往的所谓“处理”只是走程序，敷衍了事。或许在政府的标准流程之中，官员并无犯错，但以结果论之，这怎可能不是过失？
公务员薪高粮准，首长级官员的尤其丰厚，服务市民、解决问题只是本份。他们从来都不是在做义工，为何尽责履职，做好份内事，也成为了授勋理由？这本来已经叫人大惑不解，若然任内无犯大错、表现中庸也可以被视为有“功”，岂非荒谬绝伦？
事实上，特区政府之内，不作为、缺乏前瞻性、拖延改革者数之不尽。就以网约车为例，难道这是近日才出现的新事物吗？足足十年，由运房局到运物局，以至是运输署，无一不是畏首畏尾。张炳良提出优质的士，陈帆改名为专营的士，林世雄敲定的士车队，竟无一人愿意正视开放市场、良性竞争、迎接智慧出行的现实。的士牌照制度早已沦为炒卖工具，衍生车主剥削司机的问题，但当局一直都不愿触碰既得利益，但求用各种名目安抚业界。结果的士牌价从高位大幅回落，车主继而迁怒于网约车，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取缔，甚至自发打击所谓白牌车，令社会矛盾处于危机边缘。据闻在中央政府支持之下，政府短期内将有所作为，终于公布网约车合法化方案。若然如此，我们应该视之为现任局长陈美宝的“功”，抑或是她过去有份延宕改革的“过”？学生补回欠交的功课，恐怕没有教师会称之为“将功补过”。
少做少错、但求无过的官僚作风，每一天都在影响着市民生活。深水埗福荣街一对姊弟相依为命，弟弟通宵工作，独力照顾有智力障碍的姊姊，最终疑因不堪压力而一同走上绝路。这样的伦常惨案发生，难道政府部门就无法预先阻止吗？邻居都知道他们的处境了，社会福利署在哪里？如果姊姊曾经走失，有份寻回的警方有没有了解过两姊弟的需要？社署和劳福局或许可以辩称，他们“没有做错”任何程序，因为“涉案家庭不是社署社工跟进个案”；官方设立的“照顾者资讯网”上，也可以找到深水埗区南昌东关爱队”的资料。但不正正是这种被动、“无过便是功”的官僚思维，最终带来两条生命作为代价吗？官员不主动多走一步，当局不提升社会安全网，在悬崖边缘挣扎的照顾者得不到帮助，这就应该被定义为“过”，而且是“大过”。
“无过便是功”的官僚体系奖罚不明、权责不清，完全不鼓励公务员积极作为，解决问题。政府声称根据机制，公务员必须在接受评核期间工作表现令人满意，才可获得增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更强调有四成公务员并非每年“跳point”。然而杨何蓓茵没有交代的是，多少公务员已达顶薪才无缘每年“跳point”。事实上，全港17万公务员中，因工作表现欠佳而不获增薪的寥寥可数，换言之超过99.9%工作表现令人满意，这符合一般人的常识吗？面对这样的“成绩表”近乎完美，曾任政府常秘的杨立门也质问“表现不达标的公务员如此少，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或是更应该担心政府的薪酬制度未有善用，甚至被滥用？”如果我们不改革制度，例如由部门首长根据个人表现决定加薪幅度，做到“应加就加，应冻就冻”，我们又如何鼓励公务员提高效率、加强服务市民？
申诉专员公署虽然连保存报告于网站也办不到，但他们的多份调查报告，始终揭示了政府部门的行政失当与制度僵化。过去一年，从建造业职安健的监管、打击滥用公屋的力度、收回和翻新公屋单位的效率，到驾驶考试的轮候安排、对土地违例发展的执管，公署揭示的问题遍及房屋、运输、规划、地政等各大部门，治理效能都是值得质疑的。行政部门固然在申诉专员提出建议后有作出改善，但“踢一踢才动一动”的被动反应，正正是“无过便是功”的典型心态。姑勿论政府部门之多，申诉专员公署不可能无时无刻、无孔不入地作出建议，而且高级公务员、部门首长花费巨额公帑聘请，如此被动地改善不足，本身难道不就是应该被问责的“过”吗？
所谓“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要改善施政效能、加强管治威信，根源始于在于行政部门自身。面对经济结构问题、社会深层次矛盾恶化，不但是市民，中央也期望政府团队积极有为，改革求变。对于《基本法》23条延宕立法，官员既然看得出纵容问题、拖延改革本来就是“过”，那么对于网约车、土地房屋等积弊已久的民生难题，他们没有理由不明白“无功就是过”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