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行到水穷处 正是改变时
上周四（3月11日），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显著收紧了香港政治选举的空间，一些人慨叹“一国两制”已经走到尽头。就在同一天，《香港01》度过了正式成立五周年的日子，自成立以来，《香港01》一直站在前沿记录并见证香港社会的迅速变化乃至激烈震荡，成长为香港最多受众阅览、影响力也数一数二的新闻媒体。五年前，我们主张“是时候改变了”，这并非只是宣传口号，而是我们明白2014年的雨伞运动虽然已经落幕，社会撕裂及经济矛盾却仍然存在，香港社会渴求转型的呼唤并没有获重视，它是一个静待再次被引爆的火药库。前车可鉴，就在我们成立之前的一个多月，便发生了令人触目惊心的旺角骚乱。
五年过去，香港不但没有平静下来，反而更加躁动不安，爆发了一场规模和程度远超雨伞运动和旺角骚乱的反修例风波，严重冲击了“一国两制”下中央政府为香港政治设置的边界。中央颁布《港区国安法》，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雷厉风行地重建社会及政治秩序，通过《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人大的权力，向从政者和暴力抗争者强势宣示“一国两制”应有的内涵。加上新冠疫情挥之不去，经济困境堪比乃至甚于“沙士”，结合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持续恶化，香港看似行到水穷处。但《香港01》初心不变，我们深信，只要用积极的态度认识和迎接变化，驾驭挑战、重构认知、拥抱改革，这座逾700万人赖以为家的城市必定可以站得更高、走得更远。
五年来，《香港01》一直处于两面不讨好的尴尬位置。一方面，我们提出积极的“一国两制”，支持与内地加强交流及融合，深化对国家的认识，因而被本土派所排斥；我们主张以增加互信而非对抗的方式来推动政制发展，因而与部份民主派人士道不同。但另一方面，我们强力推动公平正义的社会经济改革，鞭挞官僚主义，严厉批评政府的错误政策，直斥建制派从政者庸碌无能，甘当政治附庸，因而得罪不少官员和政党。反修例运动爆发之后，我们同时被指骂为“黄媒”、“蓝媒”、“黑记”或“红底”，好像集代表不同政治立场的各种颜色于一身。
不囿于形态 不随风起舞
我们从不认同以对立颜色分化社会的做法，但在受众眼里，《香港01》如此“色彩缤纷”，正是因为我们从来都不囿于某一种意识形态，也耻于跟随民粹声音起舞，更不会被“政治正确”牵着鼻子走。我们叩问的是如何令香港的“一国两制”变得更好、令香港人生活得更好？作为倡议型媒体，我们贯彻始终的是实事求是地说清楚香港的问题，推动变革，对症下药，在顽固的既得利益结构面前直击其弊端，既不沉醉在政治幻想中，更拒绝站在阻碍国家发展的对立面。
当住屋重担压垮香港人的生活，连生儿育女也成奢谈的时候，我们要求政府承担收回土地的责任，重新主导房屋供应，包括有条件引入租务管制，缓解基层市民的生活重担。当大量市民每天营役通勤上班，承担沉重的交通及时间成本，我们主张回购港铁，重构票价机制，并在新界打造全新的商业中心区，彻底打破职居分离的困局。一些人或者觉得我们异想天开，却不抚心自问在香港这个繁华国际都会，为什么贫穷人口高达149万、基层无立锥之地，甚至是“路有冻死骨”？
香港不是没有求变的声音，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有钱人能继续参与资本累积的游戏，穷人却暴露在更大的染疫风险中，且无薪、低薪与失业者不计其数，更多人因而明白我们对经济公平和社会公义的追求。但纵使如此，我们仍看见民主党出身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及工联会背景的副局长何启明提出诸多歪理来拒绝提供失业援助，香港人又怎能不慨叹“是谁令青山也变，变了俗气的嘴脸”？
众声喧哗中 求真与思考
香港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城市，充满似是而非的论述、习以为常的迷思。官员一再强调库房财赤，声称政府不能负担失业保障、基层公屋户的租金代缴要取消云云，但香港的财政储备可能是世界最丰厚的。官员以“地少人多”的说法迷惑社会，不少市民以为香港土地不足，所以房屋供应不足；房屋不足，所以楼价必然高企。但香港的荒废农地却遍布新界，地产商手中无法建屋的土地超过1,000公顷。本应为房屋问题负责任的发展局局长黄伟纶，月初言之凿凿地表示要填海才能增加土地供应，将收回土地等方法都扭曲为“左手交右手的游戏”，在其位者如此掩耳盗铃，莫非真的以为谎言说一千遍就可以掩盖他们的怠惰无为？
我们相信事实是纠正偏见和误导的最好工具，理性思考是先入为主、政治教条的最好替代者。即使在反修例冲突正酣之时，我们也不买庸官的账，但亦绝不接受暴力示威、勇武抗争。不论传播对象是“黄”或是“蓝”，是权贵或是冲动的年轻人，《香港01》都坚持是其是，非其非，不惜逆鳞。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以事实为说话的基础，让思考成为习惯，才能推动社会进步，才能实现公平正义。而我们坚持这样做，也正因为相信香港人不会满足于众声喧哗，任由偏见扭曲事情的真相，相信香港人是一个求真的群体，香港追求的是更善、更美的社会。
香港早已经不再是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落地生根、以此为家的很多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香港人。因为在这里生儿育女，所以我们关心社会制度及教育环境是否公平。因为追求安居乐业，所以要改变高得不能负担的楼价。因为对成长的地方有感情，所以我们对社区建设和保育诸多意见。也因为我们对管治者的责任和能力有所要求，所以才会对政治制度如此着紧。
被逼的变化 积极地面对
推动民主政制向前走，本来就是社会的共识。但政治上的改变，只能是为了提升香港人的生活品质，而不是要服务于某些人虚构的价值，更绝不应该挑战香港的宪政结构，甚至挑战中央政府的管治权。政制变化不是快、慢的问题，而是建基于如何才能最好地提升治理品质，是为了解决社会大众面对的困难，而不是借此与中央争权夺利，更不应纠缠于无意义的政治争拗，蹉跎岁月。由主张“抗命不认命”的雨伞运动，到演变成暴力骚乱的反修例运动，政治立场变得凌驾一切，只管党同伐异，让年轻人沉迷在虚妄的英雄主义中，一些理性温和的政党更被拖拽到分离主义的泥沼里，本为促进良好治理的政治却变成了社会撕裂的源头，这是香港的悲哀，更是香港政治的歪路。
《港区国安法》令不少暴力抗争者安静下来，为民粹政治画下休止符，让社会重新认识国家安全的严肃性，亦改变了大家对香港法律制度的传统认知。选举制度的改变，令不少人认为香港政制恢复回归初期的保守和倒退，彻底暴露中央与香港一些人之间相互缺乏政治信任的事实，但同时提示了我们重新出发的路径。毋庸讳言，“一国两制”正面对回归以来最大的考验，香港社会如何与中央之间重建互信，如何将社会焦点重新摆置在经济民生和公平正义之上，为合理的政治改革构筑更牢靠的社会经济基础，显然需要港人乃至中央共同努力。香港走到今天这一步，没有人希望看到，整个香港社会必须对此作出反思。
雷厉风行的《港区国安法》或许能带来一时平静，但那只能是表象，即使立法会内再没有拉布等行为，也不代表社会就能够重新出发。归根结柢，香港需要的治港者不可能是与中央政府无间断冲突的民粹抗争者，但也不能够只是爱国的好心人，他们要有治理的能力，勇于承担责任去缔造公平正义的经济民生结构，并建立保障弱势的社会制度。香港需要的政治决不能只知事必斗争，而是能突显香港的政治属性，懂得藉包容、妥协来贯彻为政初衷，以建立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互信作为寻求共识的基础。这其实就是民主的要义。
眼看当下的从政者，要么庸碌无能、自惜羽毛，要么鲁莽激进、鼠目寸光，中央与香港的政治互信既已跌至冰点，我们还有乐观的理由吗？答案是肯定的。当年经历雨伞运动及政改方案被否决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还是在访港期间接见了四名民主派议员，是回归以后民主派与中央领导人的首次会面，中央更主动劝喻前特首梁振英不再参选连任，尽量回应香港民意，可见香港与中央之间的“信任赤字”不会是永远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深信逾700万香港人也希望走出困境，改变自己的生活，更深信中央决心巩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香港01》的信心从来都是建基于对香港政治现实的深刻认识和客观评估之上，不会受一时的政治冲击和情绪波动而影响。
唐代诗人王维曾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勉励人们坦然面对“绝境”。豁达的心态诚然重要，但与其坐看天上云朵，何不想一想《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的提醒？《香港01》五年以来就是一直在拒绝教条僵化、自暴自弃，不断追求变革，深信“一国两制”既是香港的出路，亦是引领香港发展的路线图。如今香港的变化已经发生，它或许是一些人心不甘、情不愿的变化，但香港从来都是一个在千变万化中安身立命的城市，它不能继续固守旧有的心态，而是要积极迎战明天更大的变化。“是时候改变了”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非如此不可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