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财政司不是会计师　预算案须有前瞻性

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将于本周三（2月24日）发表。疫下本港经济萎靡，不少市民期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如去年般“派糖”纾困，这种短期措施对于解决当下难题不无作用，但“派糖”声响同时亦反映社会对预算案其他内容毫无期望，遑论积极讨论如何运用公帑投资未来，推动经济结构改革和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作为一地财金官员之长，财政司司长的工作不应该限于充当总会计师，只求让政府公开账目，别显得入不敷支，反而更要像一名基金经理那样善用库房资源，为香港人谋取最大的投资回报才对。

回顾陈茂波2017年上任财政司司长以来的几份预算案，多数只会以减税“派糖”纾解一时之困，既无针对经济转型的远见和政策，亦不见得有何大刀阔斧的社会保障工程，修正自由市场带来的贫富悬殊。或许有人会联想到陈茂波出身会计师，职业惯性使其视财政司司长的工作只是替政府账目把关，然而，回看特区过去历任财爷均难言对本港长远发展有何创见，不懂得在有限资源下发挥想像、投资未来，这就似乎不是个别例子的问题，而是香港政府一直以来都对财政司司长角色和重要性的理解出现偏差。

在《财政预算案》发表前的一星期，政府公布失业率上升至近十七年高位的7%，逾25万人要坐吃山崩，其中又以青少年失业情况最为严重，15至19岁组别的失业率高达16.6%，20至24岁的组别亦有16.5%。这些数字其实不用提，财政司司长肯定比我们更加清楚。疫情肆虐逾一年，本港可谓百业萧条。即使科兴及复必泰疫苗接种在即，但疫情对经济的打击有滞后效应，不少人预料失业率不但难以在短期回落，更有机会继续攀升。

更重要的是，香港的经济问题绝不限于眼前的疫情危机。据去年底公布的《2019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本港贫穷人口总数已升至149万人、贫穷率为21.4%，两者皆属金融海啸后新高。本港作为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全球头五的地区，竟然会有多达五分之一人口活在贫穷线下，这叫一众主政官员情何以堪？

这些就是香港的经济及社会背景，是制订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时必须针对的状况。就好像医生为病人进行治疗，首先要明白病人的生理状况及患病背景，而一地财金官员之长，除了需要知道一些数字或资料，更要充分认识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及发展阶段。基廷（Paul Keating）在任澳大利亚财政部长时曾说：“如果本届政府无法作出调整、振兴制造业，保持工资水平及明智的经济政策，那么，澳大利亚基本上就完蛋了。我们最终将成为一个三流经济体……一个香蕉共和国。”这番话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既反映了财长应有的危机感，也说明了他为什么被视为出色的改革者，后来更成功更上一层楼，成为澳大利亚总理。

在经济寒冬下，不少政党和团体都积极出谋献策，希望本份预算案能推出更多纾困措施。一方面，负责任的财政司司长不能只为了讨好支持者、赚一时三刻的掌声而“派糖”了事；另一方面，也不能只“录音机式”重提本年度赤字创下历史新高，支吾其词地声称预算案会采取“逆周期措施”来纾缓市民经济压力云云。如果连我们的财爷都看不清本地财政方向和目标，不肯认真思考改革方案，谁又能说香港不会沦为一个三流经济体？同为昔日亚洲四小龙的台湾、韩国、新加坡，去年本地生产总值表现都比香港好，深圳的经济总量亦早已超越了香港，特区政府显然需要更大的危机感。

不是缺钱　只是不懂用钱

面对贫穷人口持续增加，港府多年来都偏重小修小补地透过现金津贴扶贫，未有设法降低本地的房屋、医疗、养老等生活成本，根本难以帮助他们真正摆脱贫困，甚至反过来成为激化贫穷问题的一大因素。过去港府经常强调自由市场的优越性，多年来依此原则构筑的经济和资源分配秩序令新增财富大多流向富裕阶层，使得贫富差距日渐扩大，才创造出“五个港人一个穷”的两极世界。

另一方面，疫下各国大搞旅游限制，更使本港四大支柱之一的旅游业进入冰河时期，数家老牌旅行社逃不过结业潮。除了以投资或炒卖为生的金融及地产业外，各行各业都面对难关。长年以来的单一结构使整个经济体系难以吸纳其他行业的劳动力，基层劳工亦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反而更因食品、租金价格上涨而拖低生活质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历任财爷未正视相关问题、推出相应政策推动转型，酿成了今日恶果。财爷不但要让港人明白第三次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和影响，更重要的是摒弃积极不干预思维，加大研发投资，吸引科研人才前来定居就业，否则，本港只会在投机炒卖的风潮里故步自封。

回归以来，香港历任五位财政司司长都有一个共通点—理财作风过度保守，经常高估赤字、低估盈余。毋容置疑，疫下政府推出多项纾困措施，致使储备急降，陈茂波近月亦多番宣称已投入逾3,000亿元为民纾困，打破历来最高赤字纪录。可是，衡量公共财政实力指标不能只着眼于已花掉的金钱，还要问本港有多少公共财政资源可供支配。综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过去三十年间，本港人均财政储备由1990年的4,300美元跃升至2019年的58,000美元，升幅远超西方国家的同期表现，例如英国同一数字仅由逾750美元升至逾2,500美元，美国则由700美元升至逾1,500美元，连以财政纪律保守闻名的德国，亦只由逾1,300美元升至近2,700美元。即使港府扣除疫下大量额外开支，本港财政实力仍属国际前沿。

一份出色的财政预算案不应只是懂得被动地“量入为出”，也应跳出封闭的思维模式，开辟生财之道。本港税基狭窄、税率偏低，人所共知，适逢疫情来袭，政党纷纷要求政府发债开源，但陈茂波上月却写网志对此表态反对，并指此举“很可能会导致市场担心政府日后要把债务货币化，令港元的汇率遭受较大压力”。其实，2018年香港政府负债对本地生产总值比例仍为名列全球第二低的6.6%，可见财爷实在是过份忧虑和保守。再者，现时环球息率持续低企，有利政府举债，不少国家早已善用机遇，为大增的公共支出融资。

变与不变　只在一念之差

宏观环境不断在变，香港政府却总是试图以不变应万变，结果使其施政僵化、延宕变革时机。其他国家早已陆续以破格手法应对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例如欧盟去年5月倡议总额达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时，财政纪律严明的德国本来不同意举债，但最终也愿意采纳新思维应对新挑战，其财长舍尔茨（Olaf Scholz）更强调德国有足够财政火力采取更多刺激措施，完全将陈茂波畏首畏尾的会计员作风比下去。此外，负债占本地生产总值比例高达130%的新加坡日前发表《财政预算案》时，亦打算发行债券来协助基建项目融资，而陈茂波竟坚称发债会令本港放弃应有财政纪律和影响金融稳定，这明显是危言耸听。

财政司司长不只是库房会计师，对如何善用政府资源及投资未来，也必须有鲜明的主张。当普罗大众都知道理财和股票物业投资的重要性时，一份有前瞻性的《财政预算案》又岂能只纠缠于当下会否减税“派糖”？财爷必须承担责任，走出自身的舒适区，带头吹响变革号角，让市民看见走出困境的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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