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建构公义社会莫忘初衷 从特朗普当选反思民主制度
香港时间星期三（9日）下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引起公众哗然。选前特朗普多次发表仇外侮辱女性言论，不少人害怕他上任后，会违反美国的开放共融精神，损害国际利益、招致大乱。他胜选当晚，其反对者在德萨斯州、加州等不少地方举行抗议游行，高叫“（特朗普）不是我的总统！”等口号。虽说特朗普由民选产生，但其言行不少都违反普世价值而倾向民粹。民主无疑有其价值，美国民主也是伟大建设；但这次大选已反映出民主的种种弊病，是时候重新思考何谓民主、如何达致民主、为谁而民主等根本问题，再而思民主制度的出路。
我们不能随便否定民主的意义，但我们也不能视民主是一成不变、毋须回应社会变迁而不作适度调整。这世界不存走最好的制度；制度须随时代文代而调整；否则，昔日的优良制度反容易偏离正轨。
选举异化为否决制度 难以对民负责
民主，指人民在政治上享有发表意见、参与国家政权管理等的权利；是“专制”的相对词。就如《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谢佛逊（Thomas Jefferson）所言：“就我所知，社会最高权力的最可靠掌管人只能是人民自己。”林肯后来将之演绎为“民有、民治、民享”。而在不少人眼中，选举就是体现人民权力的最佳方法。
但选举并不等同民主，而只是体现民主的方法之一。正如批评民主制度者所言，选举制度是基于信赖选民理性，若然选民不理性就容易异变成暴民政治或群氓统治。制订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的费城会议的制宪者也非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不是盲信民权至上而对民权不加遏抑。《美国宪法》深受清教思想影响，清教徒主张禁欲，就是明白人的罪性需要由外在规范遏止。美国的选举制度和宪法也一样，设计务求相互制衡、长治久安，而非为增加效率。有时甚至出现极端例子，如第27条修正案由提出至生效竟历时202年。整部宪法由生效至今只修订了18次、27项。也正是如此，牵涉国体的制度难以改动，如美国选举人制度虽备受抨击，本届也令希拉里成为又一位赢得全国选票但输了选举的候选人（上一位是民主党人戈尔）。“稳定”固然是美国民主的好处，但也令美国民主难以适时而变作出重大改革，国家因此付出沉重代价。
两党垄断也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根本障碍，但同样因其宪法“稳定”而难以改变。两党制本非美国开国元勋的原意，他们更希望选举制度能代表选民意志，不受政党组织左右。然而，谢佛逊于1792年创立民主共和党后，美国已开始发展出政党政治。在“最多票数当选”法（the first past the post）下，每个选区只可选出一名候选人，令不是出身大党者难以胜选。经过多届选举后，逐渐形成民主、共和两党垄断的局面。政党本由人民赋权、代表人民意志，但在政治垄断的格局下，选民难有第三选择。因为一旦投票予第三候选人，随时会令更讨厌的候选人当选，选民于是只好投票予“敌人的敌人”。因而，美国有第三党人士赢得主要职位常被视为罕见怪事（如Jesse Ventura于1998年赢得明尼苏达州州长），易引起社会哄动、传媒关注。
两党垄断的政治格局阻碍了国家发展。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曾提出“历史终结论”，一度深信冷战结束足以证明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足以成为最终的政治体制。但他在2014年发表《衰败的美利坚》，否定过去见解，认为美式民主已异变成“否决制度”（Vetocracy），“不让人做任何事”。“否决制度”下，政客往往不问对错地反对一切敌对阵营的意见，也就由对人民负责任异变成为党同伐异。特朗普在“百日大计”演说中强调要推翻奥巴马为美国人提供廉价医疗保险的医疗改革，即为一例。
皮尤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 7 月发表调查，指两党支持者皆有逾半表示，投票的决定端视乎讨厌谁而非支持谁。换言之，美国民主选举在两党制下已成两害取其轻的制度；选民难以得到能代表自己政治立场的候选人。这也部分解释了特朗普为何当选。
特朗普虽是共和党人，但其言行与政治丑闻令多个党友、包括众议院议长瑞安与其割席。特朗普因此予人既非民主党人、也非共和党人的印象。特朗普与极端右翼派系“茶党”领袖佩林惺惺相惜，甘于成为政治异类。面对行径怪诞的特朗普，绝大部分美国人都不信他能改变政治困局；但不少人仍因为讨厌希拉里背后的建制力量而把票投予特朗普。客观而言，选民也在实行“否决制度”。
民主选举须赖理性选民 票投国家领袖不可儿戏
制度其外，参与者也是民主的重要一环。理想的民主制度需要选民理性思考问题，而不是莽撞行事、不顾后果。选民若能深入认识参选人的政治立场、政策、愿景，甚至个人价值取向与品德，就可以相对保证制度有效运行。人非草木，间受情绪影响在所难免，但投票决定必须回归理性。
这一次美国大选显然推翻我们的既有认知；我们总假设人是理性的。然而普遍受具有良好教育的美国公民，竟选出一个主张民粹、言论违背普世价值的总统。这或许反映有相当数量的选民并没有花足够时间精神去研究候选人的政治联系与主张。假若没有这个过程，选举将难以成为选贤任能的手段。
人民视选举为儿戏，是与铺天盖地的选举广告和口号不无关系。候选人为求吸引选民注意，每每以推销方式宣传政纲，只求简单易明，欠缺深度。但投票与买衣服不同，不能单凭一两个广告作出抉择；投票的意义神圣而影响甚巨，不容儿戏。社会期望民主制度中，候选人能以政策对决，但现时的选举很多时却流于口号和骂战。
特朗普可以说是个卖弄口号的人。他在当选后再次高举其竞选口号：令美国再次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先不论他的锁国政策能否令美国经济强盛、解决国内问题，他的排外政策（如在美国墨西哥的边界兴建围墙、阻止伊斯兰教徒进入美国），就已违反美国引以自豪的共融开放精神。但铺天盖地的口号却取代实际政纲辩论，成为选举的核心，吸引选民的利器。民主社会应对领袖有更高要求，对选举也就应有更高标准的制度要求。
选举是达致民主的手法之一，但绝不是人民参与政治的唯一方法。除了选举，人民还需在平日监察政府、就施政发表意见。若只是参与4年一次的投票，则难以形成成熟的公民社会。雅典式的民主就重视公民参与和论政，是公民生活一部分。但现代民主过于倾重选举投票代议士，令公民整体参政意识薄弱。美国政治学者 Richard Katz 就曾指出，西欧、北美人民自1950 年代后参加市议会的旁听人数开始下跌，参与公民活动的人数也开始减少。民主若被简化为只是选举而忽略其他参与政治的元素，也就是异化的民主制度。选民的生活若不涉政治、平日对政治议题不闻不问，最终也容易被政客误导。
制度有效运行须靠监察 传媒责重更不可滥权
美国政界金权问题是老生常谈，但仍未根治，甚至在2014年最高法院取消政治献金上限，使选民继续对选举制度失望。但作为外部影响者，媒体同样不容忽视。媒体是公民社会以外的重要监察者，它号称中立、持平，却有明显政治立场；但美国人对此早已麻木。另外，传媒机构本质上就是企业，难以避免利益导向，却鲜有人谴责传媒扭曲和操纵选举。例如有媒体把所有特朗普的新闻置于娱乐版，并讥讽特朗普为谐星，似是有意提高对希拉里的关注度。在本届选举，传统媒体差不多一面倒支持希拉里，甚至不惜为她文过饰非，不但对特朗普、对社会的知情权也是极不公平，有践踏公民社会之嫌。传统媒体对民主发展的影响，已不容忽视。
另一方面，随着网络媒体愈来愈发达，也可以预见“丑闻战”将比以往激烈。英国社会学家汤普森（John Thompson）在其著作《政治丑闻：媒体时代的权力与能见度》就曾指出，随着媒体发达，公众人物的“能见度”愈来愈高，他们愈难预见自己将以哪种方式呈现于公众。公众人物的“能见度”提高，意味着大众能更理解候选人，这本非坏事。但是在亲民主党、亲共和党的媒体推波助澜和肆意扭曲下，阻碍了选民认识候选人的真象，所谓“能见度”随时消失。今届选举，除了有不少媒体随意截取和夸大特朗普的言论，也有媒体呼吁俄罗斯黑客窃取希拉里的电邮。现时社交网络发达，甚至有人人皆记者的说法，但大众转载的新闻，大多经过有既定政治立场的媒体过滤，未必真实，反而更有可能加深双方支持者的成见。
民主制度非无可挑剔 若见漏洞须及时修补
任何的人与制度都会生病，民主也会生病。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要治的正是古希腊民主的病。同样，针对现时近乎消费、玩乐、反叛式的美式民主，也要寻找治病之方。不能继续让只图一时之快的投票方式继续损害美国本土乃至世界社会的利益。当然，我们不能随便否定民主的意义，但我们也不能视民主是一成不变、毋须回应社会变迁而不作适度调整。这世界不存在最好的制度；制度须随时代文化而调整；否则，昔日的优良制度反容易偏离正轨。
刘小枫教授将柏拉图的《理想国》译成《王制》，以突显其政治体制的含义。柏拉图的理想政治体制、即他的《王制》并非民主制度。具有理性思辨能力的希腊公民，以民主的方式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显而易见，就算经过理性思考的民主决定，也不一定是符合社会最大利益的决定。譬如支持英国脱欧、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之中，也有经过仔细思考、判断，才尽其大国公民责任、投下神圣一票。事实上，我们也须尊重经过严肃思考的投票决定。但制度上是否足以防止此类极危害的决定出现，却是我们需要追问的问题。
讨论至此，我们不得不触碰一些敏感地带：民主是否唯一合理的政治制度？选举是否定然是科学、理性的过程？由选举决定是否一定能符合社会最大利益？对柏拉图与不少哲学家、政治学者而言，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也须想想，该如何理解这些现象：卡塔尔和沙特的君主制保证了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富足；俄罗斯的民主选举制度备受西方批评；印度作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社会却依然残留种姓制；大陆欠缺选举却成就了发展，台湾拥抱选举却牺牲了经济。
在讨论民主选举制度时，只有不先入为主，才能深入探讨民主的优、劣之处，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如何实践民主才是最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社会真正在追求的是公义，民主只是追求公义的手段之一。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民主是有可能损害公义，这次美国选举就是例子。如何推动国际社会全面反思民主制度，以求更好地利用民主的好处建构公义社会，已是这个时代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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