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警惕“低品质”民主 重视社会整体福祉

撰文: 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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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撕裂的美国在上周迎来第一场总统选举辩论,且被称为“史上最混乱”的辩论。争取连任的特朗普和前副总统拜登同场较劲,互呛和叠声不断,甚至还有人身攻击。90分钟的交锋,两人夸夸其谈,具体政策辩论有限,连《华尔街日报》社论也说:“若不是以评论维生,我们早就关掉电视。”更要命的是,两人都活在同温层,以巩固自己支持者为盘算,而不是思考为社会做几件好事。难免令人慨叹:难道美国人不配拥有更好的选择,只能在两个烂橙中选择没那么烂的一个?

地球另一端的香港人也在看辩论,许多泛民支持者想拜登输,因为他们希望对华强硬的特朗普可以“救港”;建制支持者也想特朗普连任,因为美国管治乱局延续四年有利中国。这些都是幼稚、可笑的看法,掩盖了真正重要的议题。他们看不到美国的问题,其实也是香港的问题—当美国人只能在老态龙钟的拜登和人格卑劣的特朗普之间作出选择,香港人甚至连选择的余地也没有,只能在依然装着熟睡的无能政府、欠缺改革觉悟的泛民和有如应声虫般的建制派之间“硬食”。结果,施政效能未见提升,民众无法体验善治,因而也就难以过上真正幸福的生活。

许多人都在谈民主,但何谓民主却言人人殊。最肤浅的理解是“少数服从多数”、“票多者胜”,某程度上这正是美国的写照。两名候选人都宣称自己代表所有美国人,但明眼人都知道在没有中间派的美国,胜选者顶多只是一半美国人的总统。另一半人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完全不理会,至于如何尽可能让所有人团结一致,共同为美国的福祉和公义奋斗,就更不在议程之内。

两名候选人都宣称自己代表所有美国人,但明眼人都知道在没有中间派的美国,胜选者顶多只是一半美国人的总统。(美联社)

林肯罗斯福远去 拜登特朗普乏善

美国实践了二百多年民主,诞生过林肯、小罗斯福这些伟大领袖。他们同样生活在党同伐异的年代,他们之所以伟大,在于在歧异之中努力将民主和公平正义联系起来。世人记得林肯的最大功绩是解放黑奴,让原先不被视作人的黑人获得尊严;小罗斯福则在大萧条后实施新政,通过实施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社会保障等政策,修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缺陷。两人的功绩说明了,有同理心的政治人物在党同伐异的美国也可以有作为。

相比之下,当下两名候选人不见得有过人之处。特朗普品格卑劣,在国际事务上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招致多国谴责,在国内则与“骄傲男孩”(Proud Boys)等仇恨团体眉来眼去,对弱势遭遇无感。美国在大选年遇到新冠肺炎疫情,倘若特朗普端正态度,以适切措施抗疫,当地死亡人数相信不会超过20万。可是,总统竟如此贱视人命,辜负了选民在四年前的托付。

拜登的民望领先特朗普,某程度上反映了厌倦特朗普的选民的寄盼。“白人奥巴马”的光环为他在道德上加分,但他在处理美国当下的问题上无法给人足够信心。在辩论中,特朗普批评他会跟随左翼参议员桑德斯主张的“社会主义化”医疗体制,迫得拜登跟桑德斯“割席”,指其不赞成全民医疗保险,反映此人对基层欠缺承担。

“白人奥巴马”的光环为他在道德上加分,但他在处理美国当下的问题上无法给人足够信心。(Getty Images)

政治“去关怀化” 普罗大众未受益

对于美国更为深重的问题,尤其是过度金融化和严重分配不公的结构性弊端,两人就更是不明所以。特朗普不认为需要处理,拜登则束手无策。

美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源于列根年代,由那时起,政府大幅局限自身角色,把推卸责任美化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而美国胜出冷战,更令美国人误以为“列根主义”是对的,因而错过了从源头根治问题的契机。

如何改革资本主义是近年的主要选举议题,“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在最近两届民主党党内初选中声势浩大便证明了这一点。但他无法成为正式候选人,也揭示改革资本主义的动能仍不足够。

可以预期,在未来一段日子,特朗普或拜登均不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前者会遵循减税、印钞的路径而走,后者则会像前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那样,对问题缺乏认识,坐视去工业化造成的恶果。无论两人之中谁人当选,美国人特别是低下阶层都无缘见证结构改革带来的益处。

如果说香港可以和美国相提并论、并且从中汲取教训的话,那就是香港必须警惕“去关怀化”的低品质民主政治。许多人觉得港美之间的体制歧异太大,因而是不可比的,例如香港不存在美式政党轮替、香港立法会议员的立法权远远不如美国国会议员,但两地有着诸多相似性却是事实,例如政客对人民需要什么、应该如何改革,以至如何落实公平正义,都没有正确认识。正正由于欠缺认识,以及由于欠缺认识而没有跟进行动,才会导致问题累积至积习难返的地步。

香港失治的第一责任人是政府。(梁鹏威摄)

先天下之忧而忧 社会共善为己任

美国政客不做实事,其实也是香港政客的写照。香港失治的第一责任人是政府,对于过度金融化和严重分配不公的结构性问题,它继续忽视思想源头,摆脱不了“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这一谬误,这点与列根、特朗普别无二致。属于执政联盟的建制派也难以撇清责任,民建联、工联会这些大众政党肯定知道人民渴望良好管治,回归多年却没有责成政府推动改革。从政者做不到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这合乎民主的真谛吗?

如果说建制派的问题在于没有责成政府改革,那么泛民的问题则是没有意欲参与香港的改革。泛民一直在争取西方选举式民主,其坚持令人敬佩,但执着于此,只争取民主体制而不去思考如何通过改革实践公平正义,那样的民主体制却不会是高品质的。事实上,美国的情况就证明了,单有“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经济民生上的革新,关键在于从政者要有以社会福祉为己任的抱负。

其实,由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关注城邦的善,到启蒙时代的卢梭强调公意并非众意加起来,而是要着眼于公共利益和共善,都可见政治是不应该离开社会福祉的。中国人传颂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也是强调为官者要为人民幸福而努力。此“人民”绝非仅为自己的选民或支持者,而是“天下”的人民,即是整个社会。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无疑是好的,且值得追求,但外在形式还要加上内在的实涵,重视社会整体的共善,以人民活得幸福为目标,这样的民主政治才能算为完整。

特朗普和拜登,一个卑劣,一个颟顸。下月大选不论谁人胜出,若没有办实事的意识,过度金融化和严重分配不公的结构性弊端只会延续下去。其实,美国有很好的本钱,试想,假如华府将每年7,000亿美元军费投放在医保、劳工保障、教育上,人民福祉肯定可以大幅提升,更能体现民主政治的初衷就是为了公平正义。而对于一些香港人而言,与其盼望特朗普“救港”,或者期望他的失政为中国加分,倒不如在混乱的大选辩论中反思“见不贤而内自省”。倘若市民能够形成共识,对泛民、建制,以至政府形成压力,从而迫使当局推动改革,那么,一池死水的香港就会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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