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医疗专业应该尊重专业

撰文: 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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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本地新冠肺炎疫情稍见纾缓,确诊数量回落,另一方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亦于上周五(8月21日)宣布,下月将正式推行自愿参与的“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呼吁市民踊跃接受检测。不过,打从政府官员表示有意推行全民检测计划以来,香港社会上不断有人对此举作出各种揣测,甚至接连出现各种关于“收集港人基因资料”、“输送利益给予内地机构”等的阴谋论,这些本来只是欠缺真凭实据的无稽之谈,岂料一些医疗专业人员居然利用自身知识和地位来加持这种荒谬言论,试图打压已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证明有实际防疫效用的全民检测计划。

其实,政府推行全民检测计划与否,乃是一个公共卫生政策问题。奇怪的是,近期质疑全民检测计划的人许多都不是出身于相关专业,譬如新民主同盟成员谭凯邦、范国威及中西区区议员黄永志等人示威抗议由华升诊断中心收集样本进行检测,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他们全部都没有关于医疗、传染病学、检测或其他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及经验。这些人面对公众侃侃而谈陆、港专业资格认证制度差异与实验设施安全问题,旁人顶多简单地付诸一笑、置之不理,但同一番话假若出于医疗专业人士之口,影响力与可信度就不能同日而语。

专业制度发达素来是香港的传统优势,这也是为什么《基本法》第142条容许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继续保留原有专业制度及自行制定各种专业资格的评审办法,然而,这个“专业”之贵正在一个“专”字,专擅不同行业的人必须各守本份,利用一己专业知识协助解决市民疑难,别妄加干涉不属自身专业范畴的事务;并且,各个专业之间互相尊重,才能真正发挥香港专业制度的优势。当新冠肺炎疫情长期肆虐,社会无可避免需要提高对本地医疗领域的依赖,反而令个别相关专业人士变得意气风发,甚至还在公共政策及其他无关医疗的问题上指手划脚起来。

新民主同盟范国威等人,到医管局外抗议中央检测人员来港。 (资料图片/欧嘉乐摄)

术业有专攻 勿越俎代庖

感染病毒的患者要留院接受治疗,具体采用什么临床治疗方法或服用什么种类的药物,这当然要由医疗专业人士处理,可是,说到公共卫生资源如何分配、社区防疫措施怎样执行,这些则是公共卫生政策学者及流行病学研究者的问题。毕竟一位医生对着病患,可能懂得如何用药减轻病人的痛苦、纾缓患者的病情,但若问他这些病患究竟是从什么途径染病,搞不好可能后者还比较清楚自己的状况;至于整个社会能做什么安排,以减低病毒传播风险,更加是超越了大部份医疗专业人士应有的知识范畴,向一位医生提出这问题,得到的答案可能不比问平常人靠谱多少。

况且,就算同属医疗专业成员,当中也会进一步细分不同的医学专科类别,而属于不同专科分类的医生对不同疾病、学科的知识深浅也有高低之差。内外全科家庭医生判断病人情况严重,便要将其转介给其他专科医生跟进,而拥有泌尿外科学位的名医,即使面对某些罕见内科顽疾,恐怕也会束手无策……我们不是批评这些医生不够专业,而是指出他们要熟知自身能力的局限,不插手干预应该由其他人负责的范畴。出于同样道理,在防治新冠肺炎上,并非每个医疗专业的人都是权威,我们可以放心听信那批长年研究传染病的专家意见,却不能够接受别有用心之人打着医疗专业名号鱼目混珠。

其中最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个别人士假借医疗专业身份越俎代庖,肆意批评、抹黑政府防疫对策,例如近日政府打算招募医疗相关学系学生协助处理全民检测计划采样工作,本身是医生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便立马出来危言耸听,指称采样人员受训不足可能弄伤检测者、检测场地人流密集可能成为播毒源头等等,然而,类似的医疗事故与传播病毒风险在一般诊所中明明同样存在,像郭家麒那样片面强调全民检测计划推行中途有机会出现的情况,而又不提出什么有建设性的替代方案,此等言论客观来说仅能引起市民恐慌,不去接受检测,对于防疫、抗疫毫无帮助。

不过,本地医疗界别日前倒是有一件事情表现得相当“专业”,那就是呼吁提高他们协助政府抗疫的收入。事实上,早在政府宣布要引入内地专家协助推行全民检测之前,就有医疗专业组织刻意唱淡相关安排的可行性,并另行倡议透过“医疗券”项目来资助市民购买本地私营医疗市场的病毒检测或其他服务,其客观效果只能是想增加私医利润。近日更有人表示因为私家医生在公院兼职时薪已达1,000元,故此扬言参与全民检测的私医酬金应该加倍到2,000元,可见起码在为同行谋求利益一事之上,医疗界别来到今时今日依然未改它的“专业”本色。

(资料图片/张浩维摄)

专业非私伙 当回馈社会

这种只在牵涉切身利益之时才维持“专业”的态度,《香港01》一直嗤之以鼻。正如去年香港社会热议放宽海外专科医生实习限制,希望借此增加医生人手,减低市民就医成本,但在讨论过程中,最大阻力竟是来自代表本地执业医生利益的医疗专业组织,他们辩称保留海外医生实习门槛是要维护香港的医疗质素和病人权益。当时,我们毫不讳言地拆穿这群人假“专业”之名、行保护之实的西洋镜。岂料事隔约一年多,医疗专业保护主义再次重现我们眼前,这回相关人等甚至将去年还会挂在口边的社会福祉、病人权益云云完全抛诸脑后,直接索取回报,难免令人觉得贪婪难看。

专业的英文“profession”的词源是拉丁语的“profiteor”,后者看上来跟“谋利”(profit)近似,却无任何关系,相反,其本义是“认可”、“公布”和“义务提供”。医生或其他医疗界从业员能够作为一项专业立足于香港社会,并获广大市民尊重和接受他们收取高额诊金作为回报,除了因为每个人生命必然经历生、老、病、死之外,更重要是我们认可他们真的秉持和实践“救急扶危”的崇高目标。假若“专业”成员去到关键时刻仍将自身利益置于首位,不愿放下身段回馈社会,他们或许不应该公开自称“专业”人士,而是承认自己是贩卖服务的“投机商”(profiteer)。

世界医学会《医学伦理国际守则》列明“医生不得被个人利益或不公平的歧视左右其判断”、“医生必须致力为病人及社会的利益善用医护资源”,作为一般医科生毕业誓词的《日内瓦宣言》也说“作为一名医疗工作者……我将患者的健康与幸福作为我的首要顾念”、“我将不容许有年龄、疾病或残疾、信仰、民族、性别、国籍、政治党派、种族、性取向、社会地位或其他任何因素的考虑,介于我的职责与患者之间”,相信每位医疗专业成员对此都耳熟能详。我们期望本地医护界能秉守这些原则,专心致志协助社会防疫、抗疫,而非将专业知识或地位浪费在错误的方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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