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泛民主派宜把握“一年机遇”
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周敲定香港立法会未来一年的安排：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不少于一年，直至第七届议会产生。根据上述决定，现任议员应该可以全体留任，包括早前报名参选新一届议会时被DQ的四名民主派议员。民主派如何回应这个决定，考验他们的政治智慧—究竟是留在议会担当理性的代议士，积极议政，抑或被抗争派牵着鼻子走，进行徒具政治光环但毫无实效的所谓“揽炒抗争”？我们绝不认同后者是可行出路，那只会令香港社会在经历反修例风波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打击后，延续痛苦。泛民真正应该做的是把握机遇，在未来一年作出成绩，让选民看到他们不是靠政治光环“呃票”，而是真正有能力改变社会。
自从港府宣布把立法会选举延期一年，民主派阵营便出现形形色色的对策。其中抗争派认为，经历DQ后的议会已沦为政治花瓶，留守等同为不公义的体制注入正当性，导致更多“恶法”通过。在现时高度亢奋的政治环境下，要求民主派“总辞”的呼声不无市场，许多年轻选民甚至认定“总辞”是应有之义。然而，这种狡辩显然无法自圆其说─去年的区议会选举也有DQ，上一届议会中被DQ的人亦不少，为什么抗争派还积极参加，还认真准备初选，努力争取议席？甚至有些顺利胜出初选。这种参与不就证明了议会路线是有价值的吗？如今因为自己失去进入议会的机会，就要求别人“总辞”，毫不光明磊落。
按照抗争派的逻辑，立法会存在制度不公，那为什么他们又觉得自己可以藉控制议会来瘫痪政府？看来抗争派是从自己能否获益来计算，而不是从选民的利益着想，遑论社会整体利益。既然抗争派曾经大条道理说“和理非”没有用，为什么现在又要参与议会政治？而使社会瘫痪了大半年的勇武抗争派除了让中央制定了《港区国安法》，又为香港争取了什么？
说到底，勇武抗争路线只是“大只讲”，完全是异想天开的。残酷的事实是，现时不仅街头抗争后劲不继，就连相对温和的“议会揽炒”亦可能因“瘫痪”政府运作而触犯《港区国安法》。有志参政者唯一的现实选项就是理性问政，在议会里为市民争取合理权益。
值得留意的是，在中美“冷战”加剧下，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央必会禁止被DQ的四名民主派议员延任，以报复美国支持的抗争派。但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可见，中央不单没有采取一些建制派人士鼓吹的“临时立法会”方案，还容许全部议员续任，甚至没有加入重新宣誓的要求。我们相信，中央政府不希望泛民进一步向抗争派投降，更重要的是，中央坚持依法治港大原则，逐步建立一套用规则主导的积极“一国两制”运行机制，为香港政治生态拨乱反正——既要让包括泛民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认识中央如何理解《基本法》的落实，亦要为温和泛民提供重返理性议政的机会，让他们继续作为一股建设香港、践行“一国两制”的正面力量。既然中央没有置泛民议员于绝境，泛民就应当重新认识政治格局，把握机会，思考自己如何参政，不该任由抗争派挟持。
政治揽炒虚妄
蹉跎岁月不智
反修例运动催生的政治亢奋让社会陷入认知迷障，包括泛民在内的许多政治人物错误以为“揽炒抗争”才是出路。例如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虽然反对“总辞”，但其支持泛民留守议会的说辞并非要务实议政，而是“就算挡不住，我们都不会让政府舒舒服服地通过（议案），要令他们撕破脸皮、恶贯满盈地通过，暴露丑恶一面”。这究竟是公民党要为自己寻找“体面”的下台阶，还是真的打算继续游走于“勇武”和“温和”之间，继续做“食两家茶礼”的政治投机派？
公民党曾因汇聚了法律专才而让社会寄予专业论政参政的期盼，然而，能言善辩的律师不必然就可成为出色的政客。在反修例运动中，公民党便显得进退失据：他们用各种说词为街头抗争张目，甚至为暴力破坏找理由，但自己却不做；在议会论政，他们可谓日益“勇武”，但其慷慨激昂的言辞里，也欠缺政策内涵。如果以为政治就是能说会道，那是自欺欺人。政策辩论是议员职责所在，然而立法工作不能像打官司那样论输赢—律师为付费者服务并维护其利益，议政则面向全社会。议会里面当然会有政治斗争，但斗的是众人之事，以促进社会整体福祉为依归。无可否认，所谓“勇武”、“揽炒”、“国际线”、“全面对抗”之类的口号确实可在一个时期内迷惑一些人，但终归是天马行空，因为事实证明，无视政治伦理的盲目对抗不单伤不了中央分毫筋骨，反而让香港白白折腾，到头来只苦了全体市民。
我们深切盼望泛民在未来一年拨乱反正，有自己的立场和斗争原则。一直以来，泛民被视为广大中产阶层的代表，应该是温和的、有建设性的。可是当对抗式政治成为一时的主流，温和泛民却受抗争思维左右，政治挂帅，为反而反，持续超过半年的内会风波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结果，中央一纸法令完胜了这种无聊闹剧。任谁都看得见，类似抗争根本无助建设一个更美好的香港，反而造成更多纷争，香港却在这种政治虚耗中蹉跎岁月。
推动社会共识
制订改革蓝图
与其浪费未来一年的光阴，泛民议员倒不如思考如何积极运用，既要重夺自己的独立性，不再跟着勇武派的步伐走，又可以再次获得市民的支持，还可以在议会中为市民的权益推动切实可行的改革。当下我们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抗疫和发动全方位的改革。自从第三波疫情爆发以来，部份所谓的本土派与抗争派坚持不合作态度，甚至大打陆港矛盾牌，以阴谋论看待内地援助，类似的民粹操作在未来一年肯定陆续有来。泛民不应附和民粹和勇武，而应该引领舆论，理性看待两地合作，以香港人的利益为依归。
另一方面，疫后重建离不开政府与泛民磋商，纵然这并不代表泛民应该事事顺从，但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于通过法案、拨款上给予合理应对。事实上，基层市民最想要的是“安乐茶饭”，而非“家嘈屋闭”，可惜，建制派或泛民至今都拿不出改革方案，就算主张变革，也只是停留在口号层面。
抗疫只是香港面临的短期挑战，真正的问题依然是要克服住房、医疗、安老、教育、交通、劳工等深层次问题。一年时间肯定不足以解决长期累积的问题，但泛民完全有条件在这个限期内，推动社会扭转原先深陷的意识迷障、形成共识，推动政府针对经济民生问题作出全盘规划、深刻改革，这将对香港重新起步发挥关键作用。香港人很懂得适应环境，但只是适应并不足以解决某些结构性问题，大家应该开始学习改造环境，让环境配合我们的追求而发生变化。只要港府和包括泛民在内的各党派同心协力，在未来一年争取在社会中建立改革共识，制订适合香港发展的改革蓝图，大踏步向前，把这个美好家园引向善治绝非奢谈。
民粹一事无成
凭实绩争“35+”
借助反修例运动的民气争取“35+”，利用议席优势否决《财政预算案》，借此迫使政府回应“五大诉求”，这是前香港大学法律学者戴耀廷为抗争派想像的“路线图”。事实证明获得“35+”是可能的，但要威胁瘫痪政府显然是痴心妄想。我们绝不认同“议会揽炒”的念头，正是因为它不可能成功；我们也不认同政客藉激化政治冲突以博取议会多数议席，因为政治亢奋下的民意从来是不成熟的。然而，倘若泛民是在理性论政、做出政治实绩的情况下取得“35+”，则是可取的，对于香港的良好管治和政党政治均有正面作用。
这让人反思制度与民意的相关性，制度优势当然在不同环境之下为某些人提供方便之门，然而，这种优势就不会被改写吗？反过来说，如果泛民做不出成绩，又如何说服选民他们值得“35+”？更差的情况是，泛民欠缺自我反思的觉悟，继续与抗争派藕断丝连，甚至连是否继续议政都无法即时决定，这会否导致他们再次被出卖，甚至在违法抗争中再被“株连”？泛民应该真心实意地自我反省，究竟进入议会的原意是为了什么？如果继续走“揽炒”路线，结果只会是自掘坟墓—当中央凭《港区国安法》已可扭转香港形势，当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个“决定”已可为立法会延期一锤定音，泛民有什么条件走瘫痪议会的抗争路线？希望泛民能在未来一年，好好领悟这个众所周知、但常常不被正视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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