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政府须落实废除强积金对冲　与社会大众同一阵线

取消强积金对冲，是特首梁振英的参选政纲之一：“逐步降低强积金户口内雇主累积供款权益，用作抵销雇员长期服务金及遣散费的比例。”这也是他对社会的庄严承诺。立法会议员郭伟强于上届议会行政长官答问会中，公开向特首“追数”、要求处理对冲问题的一幕，相信市民仍记忆犹新。“民生无小事”是梁振英参选时的主打口号，强积金对冲是数百万打工仔心目中的头等大事，特首须“找数”不只合情合理，更是责任所在。政府在这事情上不应再含糊应对，应该尽早取消对冲，回应市民诉求。

所谓强积金对冲，简言之，就是雇主按照《雇佣条例》向员工支付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长服金）后，可从雇员的强积金户口提回雇主供款部分，以抵销雇主在遣散费或长服金的支出。引起争议的是，劳方认为应取消对冲，以保障雇员应得；资方则认为政府有责任为市民提供退休保障，不应由资方双重供款，为员工提供失业及退休两方面保障。

资方辩解的理由实难服众。我们须先理解强积金属退休保障，本质上与作为失业、遣散补偿的遣散费及长服金不同。政府于1974年，在《雇佣条例》引入遣散费，为因裁员而遭解雇的雇员提供补偿，并纾缓雇员因失去工作而面对的短期财政压力。其后，鉴于遣散费只会惠及因裁员而被解雇的雇员，政府于1986年在《雇佣条例》引入长服金，为年长及为同一雇主服务多年而非裁员解雇的雇员提供补偿。

对于雇员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获得长服金及遣散费，《雇佣条例》清晰列明。法例规定，只要员工连续受雇不少于24个月，符合以下其中一个条件，即可获得遣散费：（一）、因裁员而遭解雇；（二）、在固定期限的合约期满后，因裁员而不获续约；或（三）、遭停工，即可获雇主发放遣散费。若员工服务不少于5年，符合以下条件，即可获得不多于39万的长服金：（一）、雇员非因裁员或严重过失解雇；（二）、雇员有固定期限的雇员合约，在合约期满后不获续约；（三）、雇员因健康理由永久不适合担任现时工作；（四）、雇员年届65岁而辞职；（五）、在职期间死亡。

简言之，遣散费及长服金的作用是为雇员提供“补偿”，而不是“保障”。

现时争议焦点的强积金对冲，源起自上世纪90年代的谈判。劳资双方当时探讨成立强积金的谈判中，因资方坚持设立对冲机制是谈判基础，而劳方为保打工仔的退休保障，最终让步。想不到，这劳方眼中的过渡安排，经历近廿载仍然存在，这就是困扰香港政治与社会多年的对冲问题。

打工仔讨厌、甚至怨恨强积金对冲，原因简单，因为它是只吃噬民脂民膏的苛政猛虎。强积金本是打工仔的血汗钱、积谷防饥的退休储粮，借用特首所说，“粒粒皆辛苦”。更甚者，最受对冲机制影响的，往往是社会最弱势的草根阶层。据立法会报告，2014年受对冲影响的43,500名雇员中，大部分为48至54岁、因月入低于7,100元而毋须供款的基层工友。其强积金供款悉数来自资方的每月5%供款，一旦被对冲，则毫无退休保障可言。

据积金局资料，自2001年实施强积金以来，已共有280亿元被对冲，被雇主取回当日的5%资方供款。单是去年，已有45,000名打工仔被“冲”走33亿5千万，每人平均被冲走74,000元。其中也包括344名亚视员工，每人平均被冲走逾14万元。就结果论，雇主只须支付长服金与遣散费应付补偿的10％。对冲机制下，雇主可以挪用雇员的“退休保障”以支付“遣散补偿”，令设立强积金所体现的退休机制迹近有名无实。

政府现时奉行“四根支柱退休保障模式”。四根支柱分为“零支柱：由公帑支付的社会保障计划”、“第二支柱：强积金下的强制性供款和其他职业退休计划”、“第三支柱：强积金下的自愿性供款、退休储蓄保险等”及“第四支柱：公营房屋、医疗和福利服务、家庭支援和个人资产（例如自置物业）”。对市民的退休保障而言，作为第二支柱的强积金至为重要，因为其余三大支柱，大部分属社福措施，市民未必“有福享用”，例如，现时公屋轮候时间为4.1年，且有严格入息限制，大多市民难以享用。而对冲机制却危及第二支柱，就是动摇退休保障制度的根本。

简言之，遣散费或长服金是失业保障，不能与作为退休保障的强积金相提并论。而资方也应该明白对冲安排只是过渡安排，不可能无限期拒绝商讨取消对冲。对冲所冲击的，其实是社会的整体退休保障制度。政府也充分明白问题的严重性，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于去年表示：这个问题不能不提，也不会让对冲机制继续削弱强积金的退休保障功能。

可惜的是，政府多年来在对冲问题上进退失据，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其未能厘清各方权责，又过于为资方保驾，未能使其负上应负的责任。更可以说，政府有点儿被问题的复杂性吓怕，未能大刀阔斧推行改革。财经及库务局长陈家强即多次表示取消对冲会增加资方营运成本，又指社会对此欠缺共识；劳工及福利局长张建宗则表示取消对冲非常复杂，政府无具体方案。

可以说，劳工界争取取消对冲机制，只是争取其应得权益，以求要资方肩负未负之责。政府若要落实废除对冲，可说是与社会大众站在同一阵线，也能赢取民心。大概也正因如此，于下届特首选举将至之际，尘封四年的“参选承诺”终于被政府从地毡底再次拿出来。

事缘行政长官于上月底（29日）与8名工联会代表会面。会后，工联会会长林淑仪向社会“报喜”，指特首承诺将于本届政府任期内解决强积金对冲问题。舆论对此啧啧称奇：本届政府任期将满，到底有何能耐解决这陈年重症。

《星岛日报》于本月初（5日）引述消息，指政务司与劳福局已与工联会及商界“摸底”，探讨取消强积金对冲。政府认为长服金与强积金性质相近，可以藉取消前者及设立“失业保险金”，解决对冲问题。

政府虽然未正式提出方案，但早在消息传出前已见端倪。积金局在退休保障咨询期间，就曾向扶贫委员会提出强积金对冲问题。及后，积金局主席黄友嘉在电台节目中，更提出失业保险建议，将保险上限设定为25,000元，每年动用约10亿资金。

不过，积金局建议的失业保险金额，是和遣散费、长服金有一定差异，难以替代后者。据积金局方案，雇员被解雇后，只可取得上限2.5万元，和长服金的上限39万，差距之大，无可比拟。再者，现时长服金、遣散费由资方全数支付，且随年资增加（以雇员最后一个月工资乘三分之二再乘服务年资），旨在增加资方解雇员工的成本，迫使资方在裁员前再三思量。若以失业保险代替长服金，雇主不须付出额外成本，即可解雇长期服务的员工，雇员虽然得到保险金以作应急，却得不到同等保障。

失业保险金由谁来付亦是关键之一。虽然黄友嘉称现时未有提及供款来源，但一般评论均认为，由于数额不算大，应由政府独力承担。长服金、遣散费乃《雇佣条例》赋予雇员的保障，概由雇主支付。若失业保险由政府支付，本应由雇主所负的责任，就全数转嫁至政府，也就是须由纳税人“埋单”。

其实，此建议实非政府创见，有不少学者（如周永新、刘遵义、罗致光）也曾提出类似建议。只是他们的方案各有问题，亦不与政府意见一致。长服金及遣散费与失业保险金的性质不同，林淑仪把话说得很清楚：“失业保险金是援助失业人士，而遣散费是补偿员工，两者性质不同，现时应聚焦于不公平的对冲机制，而不是取消长服金及遣散费条例。”扶贫委员会委员、社联行政总裁蔡海伟认为一旦取消前者，将不利基层打工仔，更让资方逃避责任。我们也认为，既然保障员工的责任在公司，则所有为资方推卸、逃避责任的建议方案，都不可取，倒不如凝聚社会共识和施加压力，说服资方接受他们眼中的“双重缴款”方案：直接取消对冲，而不是以失业保险作替代品。

取消长服金及遣散费的消息一出，引起各界强烈批评，几乎无人理会“失业保险金”的建议，这反映社会在直截了当地取消对冲的议题上，有相当一致的共识，坚持反对的几乎只有商界。

取消长服金及遣散费的消息一出，引起各界强烈批评，几乎无人理会“失业保险金”的建议，这反映社会在直截了当地取消对冲的议题上，有相当一致的共识，坚持反对的几乎只有商界。“摸底”对象之一的工联会，其会长林淑仪也急着澄清，表示该会反对相关建议。泛民工会职工盟更于社交网站直言：“你话，呢个政府抵唔抵打靶？”政府的建议，不为两大工会所接受，政府又再选择站在民意的对立面。若然政府执意耍无赖，那就无异于与民为敌。

我们认为，失业保险金未能解决劳工权益不足的问题，解决之道在全面取消强积金对冲。立法会曾组成联合小组委员会，就遣散费及长服金安排作讨论，并于本年发表报告及建议方案，政府不应视而不见。小组报告指出，政府应早日并分阶段取消对冲。政府初步可先取消政府外判承办商的雇员、非公务员合约员工及基层员工对冲，再将政策推而广之。在实行取消对冲同时，政府亦须设立基金，以协助中小企应付遣散费及长服金。

我们明白，现届政府只余不足一年任期，可做的实事不多；但万事起头难，少做总比不做好。官员也应明白，香港市民要的不再是“方向”，而是“实质行动”。政府更别认真拿取消长服金及遣散费混淆视听、愚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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