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横洲揭深层次矛盾　立会的重任是追求社会公义

朱凯廸联同12名非建制派候任议员共同召开记者会，要求政府清晰交代横洲事件的“六大问题”。他们的行动，正好为新一届立法会制定了最重要的议程，就是追求社会公义。

立法会选举后，舆论忧虑随着主张本土、自决的议员进入立法会，以及泛民（或非建制派）碎片化，10月1日展开的新一届立法会将冲突不断，甚至瘫痪。这种忧虑非毫无根据。然而，近半个月来的发展，却令我们看见新一届立法会有可能朝着积极方向发展，更趋务实和关注民生。朱凯廸当选以来，表示因跟进横洲事件，令自身与家人的安全不断受到恶势力胁迫，最后需要报警求助。随着传媒广泛报道，横洲事件不断发酵，牵涉对权贵的披露愈来愈多，除指控一众长期主宰乡事利益的“乡绅”外，甚至涉及行政长官梁振英，更把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和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也卷了进去，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市民从连串波涛迭起可见，新一批立法会议员，无论是长期关注棕土问题的朱凯廸，或批评政府于横洲事件“诚信破产”的姚松炎，均不再纠缠于空中楼阁的政治诉求，而聚焦于普罗大众真正所急的民生议题。其重心始终不离“反霸权和反专制”，一方面抵抗恶势力压迫，一方面向政府问责。其后，朱凯廸联同12名非建制派候任议员共同召开记者会，要求政府清晰交代横洲事件的“六大问题”。他们的行动，正好为新一届立法会制定了最重要的议程，就是追求社会公义。

这对香港未来发展有不可低估的意义，意味着立法会从过去数届不断的政治斗争与内耗、甚至以拉布阻碍正常运作后，有可能由新议员带入新气象和新机会，能以更认真和务实的态度，处理关乎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这正是市民对新一届立法会的合理期望。

香港不少深层次矛盾，源于社会公义不彰，这跟政府放任无为的管治哲学大有关系。美国传统基金会连续22年评选香港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但这“自由”是对谁而言？答案在《经济学人》编订、反映官商密切程度的裙带资本主义指数（Crony Capitalism Index, 2014）─香港排名第一。《经济学人》更特别指出，香港政府长期反垄断不力；也就是说其纵容大企业剥削社会大众。根据政府五年一度公布的财富分布数据，香港的坚尼系数已达0.431，很早以前已经超越了警戒线的0.4。可以说，只有特权阶级、既得利益集团受益于经济的“自由”。说香港是“最自由经济体”，对于市民大众只是有名无实。

资本主义在香港的运作弊病丛生，特权阶级专享“自由”，甚至奴役、剥削普罗大众的问题，由来已久。港英管治期间，推行“小政府、大市场”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强调“最少干预、最大支持”，结果造就了地产与金融的经济霸权。回归虽近廿载，但政府在地价、资源分配、调控经济、扶贫济弱等多个范畴的管理哲学，仍然墨守成规、不适时变。政府只知扶持一批用作粉饰太平的“经济贵族”和既得利益集团，却从不针对其弊端，大刀阔斧地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让殖民地时期形成的特权阶级继续剥削弱势，令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不断加深。

横洲事件更令市民看到疑似证据，香港除了在中环有地产与金融霸权，在新界竟还有一个乡事帝国，或朱凯廸指控的“官商乡黑”。殖民地政府秉持“以华治华”与“间接管治”的政策，令乡议局俨如第二个香港政府，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特权俱乐部。所谓“乡绅”长期在新界经营，建立庞大的利益网络，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真正令人震惊的，是乡事利益难以动摇，连政府也不敢撼动；既得利益集团为维护其利益可谓不择手段，视法律如无物。这特权阶级影响力巨大，把持、霸占大量土地利益，甚至能迫使政府改变涉及凌驾公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如兴建公营房屋）。

香港的政治斗争近年愈趋激进，暴力程度不断升级，其本因在政府未能做到“源头纾困”，以公证人身分维持社会公义。社会人士，特别是被边缘化、见不到自身发展前景的青年人，容易把社会的深层次问题简化，认为解决政制问题即可见到发展前景，进而把矛头指向政府或北京。结果是政治斗争愈趋极端，政府与社会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解决政治矛盾，反而无暇处理引起政治斗争的社会和经济矛盾，堕入无休止的恶性循环。

“社会公义”本质上是左翼价值。香港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蓬勃的社会，左倾思想的发展空间本来有限。要是社会经济一片繁盛，市民容易向上流动、享受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左翼理念便难引起社会注意。过往香港经济活力充足，被压迫者只要努力工作、配合一定的发展机遇，摇身一变成为“老板”并非奢求。在这样的环境下，左翼的价值和思想自然受冷待。但人人有机会发达的“香港梦”已然破碎，安居乐业的目标也遥不可及。草根阶层固然难以上流，连中产的处境也日益困难。于是社会还原基本步，再谈社会公义，昔日不可能流行的左翼思想，也自然开始大行其道。

近来朱凯廸、姚松炎、刘小丽、罗冠聪等人提倡的左翼思想，已不是强调“工人权益”的老旧一套。现今社会已然转型，工业式微、蓝领萎缩；老板对员工的剥削固然存在，但更大的剥削，在于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权阶级对普罗大众（特别是弱势）的剥削。地产、金融和乡事霸权对广大市民的剥削比起资方对劳方的剥削更彻底而全面，其残民自肥的程度较诸往昔，有过之而无不及。《香港01》多次揭发，这些无孔不入的剥削背后，往往有官僚参与其中，利用制度的缺陷，透过官、商、乡勾结谋利，肆意掠夺民脂民膏。所以，朱等人代表的新左翼思想，对抗的也不再是“无良老板”，而是由官商乡勾结而成、势力庞大的“特权阶级”。

这也解释了为何注重传统工运和工人权益的政党（如工党和工联会）于这次选举失利，而提倡新左翼思想的却有多人晋身议会。近年，香港的社会价值重塑，市民更重视社会公义，朱凯廸正是应市民的呼唤而冒起，由“街头斗士”成为晋身立法会的民意代表。

朱凯廸联同12名非建制派候任议员共同召开记者会，要求政府清晰交代横洲事件的“六大问题”。他们的行动，正好为新一届立法会制定了最重要的议程，就是追求社会公义。

政府和市民本有社会契约，维持社会公义本是政府责任。政府的权力并非本已有之，而是来自人民，将其权交予政府，以保障自身的性命财产。政府一直以来以“自由市场”、“公平原则”之名来推卸维护社会公义的责任，是不合理的。

在横洲事件上，政府已仿佛站在社会公义的对立面，成为新任议员及其支持者的指摘对象。姑勿论指控是否成立，政府没有主动处理好横洲建公屋问题，没有挑战特权、垄断、既得利益集团和恶势力，反而和其关系密切，以“摸底”方式来安排关乎全港普罗市民利益的公屋计划；单论这点，政府已是失责，难辞其咎。

横洲事件对政府来说是当头棒喝。现时社会已经出现强烈诉求，要求政府正视存在已久的社会不公。新一届议员将社会公义议程带进立法会，政府绝不应视之为反对派；而应视他们为合作伙伴。他们一方面代表民意，另一方面亦肩负起政府未尽之责。政府理应与他们站在同一阵线、携手解决社会长期以来的不公和矛盾。若政府和追求公义的议员敌对，就是与民为敌。

与此同时，候任立法会议员在议会追求社会公义，单靠施压并不足够；在战术上须软硬兼施、妥协和抗争并重，才可打破僵局，取得实质进展。在香港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下，议员只有否决权。但是作为民意代表，议员的职责就是运用监察权力，迫令政府解决社会的核心矛盾。如今次横洲事件中，倘若政府邀请他们提供建议，议员不宜全盘拒绝；反而要借此机会，在参与过程中不断施压，改变政府一直以来的不干预政策，为市民争取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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