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意气之争有害无益　有理有节应对疫情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俗称“武汉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全国确诊个案突破一万宗，足见情况之严峻。曾在2003年经历沙士（SARS）一役的香港更人心惶惶，市民不单没心情享受农历新年应有的喜庆气氛，节后复工后亦提心吊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各界深感忧虑和不满，完全可以理解。但正正因为处于危急关头，我们更不能受到粗疏的情绪化思维影响，自乱阵脚，而是应该保持理性，以科学专业的态度应对疫情。这既是出于应对医疗危机的正确态度，亦是一个现代大都会的应有之义。

疫情蔓延引发市民恐慌，无可厚非，但另一种现象的出现却不免令人忧虑。最近，社会上要求政府“全面封关”的呼声不绝，理据是透过阻止陆港两地人员流动，从而遏止疫情。“全面封关”是否值得做，可以通过理性讨论找出答案，但是，非理性地通过“勇武”抗争或罢工等手法达到“封关”目的，甚至利用疫情挑动香港和内地之间的矛盾，我们绝不认同，更强烈反对，这只会在社会需要团结互助之际，人为地制造更大纷争，甚至恐慌。到头来，整个社会都会蒙受损失。

正如当年应对沙士一样，应对武汉肺炎的唯一正确态度是保持理性与专业。我们没必要重蹈近年社会政治冲突的覆辙，又一次把与内地相关的事情政治化。部份人的一时意气遗害无穷，我们必须站在香港整体和长远利益的角度看事情，而不是被民粹和政治偏见所挟持。

港府处理今次疫情的表现确实不理想，继续反映其领导力不足的问题—特首林郑月娥在全城陷入恐慌之际，没有缩短行程提前从瑞士返港；本身是专业医护人员的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和卫生署署长陈汉仪，亦因“应在什么时候戴口罩”这些琐碎事上连番出丑。更可笑的是，林郑竟然声称惩教署生产的口罩不应推出市场，以免造成竞争，在非常时期思维僵化，依旧“尊重”自由经济，无视政府肩负领导全社会抗疫的责任。相比之下，澳门新任特首贺一诚却做得“有板有眼”，包括以配额方式向居民提供口罩，同时要求身处澳门的湖北人离境，或者接受强制隔离。因此澳门虽然也出现不少确诊个案，但民心安定。

香港的情况之所以恶劣，一来源于官员无能，二来源于反修例运动摧毁官民互信，以致政府推出什么举措都受到先天性式质疑，抗疫工作难以顺利展开。最近社会为应否“封关”而闹得沸沸扬扬，虽然港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显得后知后觉，但无可否认的是，它正在根据减少两地人员流动的逻辑行事，根据事态的变化，逐步调整“封关”程度，包括关闭西九高铁站、叫停“自由行”签注，以及关闭15个口岸当中6个。上述措施实施后，往来两地的内地人数目大幅减少，效果相当明显。

全面封关问题多　草率行事不可取

现时社会争议的焦点，在于应否“全面封关”。必须指出，这个说法本身就含糊不清，操作上存在不少问题。姑且勿论“全面封关”可能引发恐慌，以及造成粮食供应不足等问题，香港口岸的使用者大多是本地居民，就以1月30日的统计数字为例，内地居民只占全体入境人数的9.1%。如果“全面封关”是指禁绝所有人出入境香港，那是否要置身处内地的香港居民的出入境自由于不顾，无视这批陆港两边走的市民的生活及工作需要？另一方面，假如以内地爆发疫情为由，一刀切阻截内地人，那么按照同样逻辑，是否也要拒绝已有不少确诊个案的澳门、台湾、新加坡等地居民入境？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对疫情掉以轻心——香港已有14宗确诊个案，加上患者未必有发热、咳嗽等征状，且病毒潜伏期长达14天，防疫难度迫使政府必须谨慎应对。纵然如此，目前内地染病致死的304个病例当中，有294个在湖北境内发生，而香港已针对这个爆发疫情的源头地采取局部“封关”。政府当然必须视乎疫情变化及扩散程度调整入境政策，但目前的状况是否足以为香港实施“全面封关”提供支持？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曾言，香港在过往二十多年爆发禽流感、沙士、猪流感疫情，但从未因此“封关”，为何今次却有需要？

为防出现社区爆发，政府应该做得更多。当局上周五（1月31日）公布了不少措施，其中进一步延迟中小学复课日期、全球搜购口罩等举措相信会有正面作用，但在罗湖及深圳湾口岸实施健康申报却必须加强管理成效，特别是要尽快加入惩罚机制，以防旅客未必如实申报。当然，如果香港的疫情明显加剧，例如每天新增确诊个案超过十宗，而非一两宗，政府便有必要“加辣”，包括进一步提升“封关”程度。假如疫情进一步恶化，香港甚至可以超越“全面封关”，甚至实施全面停市、宵禁等，就如疫情严峻的湖北省黄冈市一样，禁止居民离家外出。但香港远未达到如此地步，如果采取过激行为，只会徒增恐慌，毫无实际意义。

政治化须受谴责　抗疫应只谈科学

港府有责任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但必须考虑可行性和必要性，更不应坐视有关议题被一些人政治化，违背抗疫理应基于科学、专业的大原则。近年，本地社会经济困局和政制问题被操作为陆港矛盾，去年的反修例运动更令矛盾加剧，严重阻碍两地交流合作。事实上，就着如何应对肺炎疫情，背后亦隐隐然有一股政治投机的民粹思潮正在滋长，例如最近有政客学者宣称，由于香港与内地捆绑，无法抵挡“源自中国的天灾人祸”，呼吁香港人积极推动“黄色经济圈”，逐步“去中国化”。

《香港01》早就批评，“黄色经济圈”是用价值观来区分人群，只会加剧“黄”、“蓝”对立。这些人自知建议荒唐，根本证明不了自己的生活与内地如何脱钩，却鼓吹毫无可行性的经济理论，十分无耻。如果肺炎疫情也被这些人借题发挥，根本解决不了目前的困境，反而令陆港关系雪上加霜，不利香港的长远利益。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股民粹思潮不再局限于言论层面，更已出现激烈行动——首先是明爱医院和油麻地九龙佐治五世纪念公园分别有炸弹爆炸和起火，接着，深圳湾口岸垃圾桶亦发现怀疑炸弹，社交媒体Telegram随后更出现“港共再唔封（关），我哋帮你封”的警告信息。香港已因反修例运动而伤痕累累，新一轮暴力不单令社会无法聚焦改革，反而造成更大动荡，最后大家都输。

如果说迷信极端手法可令政府“跪低”的是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尚且可以理解，那么医护人员也进行激烈抗争，就难免令人摇头叹息。一个最近成立的激进医护工会早前强调“封关救港”、“罢工救港”、“对症下药”，希望从源头上堵截内地病人涌入。医护人员担心医疗体系“爆煲”，可以理解，但在武汉肺炎和冬季流感的双重挑战下，他们肩负救急扶危的重责，不应以病人福祉为筹码，企图以罢工方式迫使政府就范，这在道德伦理上是说不通的，更何况，根本没有证据显示，有内地人“涌入”。现代医学讲究逻辑、理性，而香港医护都受过这方面的严格训练，理应是社会上最理性的一群，以偏激手法表达政治诉求，佯作专业，令人不齿。

诚如上文所说，处理疫症的唯一正确态度是保持冷静、理性，以专业态度克服难关。“全面封关”背后有一股不理性的情绪，而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而出现的暴力破坏或看似温和但极不专业的罢工，都是我们无法苟同的。作为现代化国际大都会的香港，具备不少内地城市尚欠缺的医疗专业品质，绝对有能力在社会出现不理性现象时保持专业神与科学态度。不然，香港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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