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香港走不出困局 政客难撇清责任
反修例风波愈演愈烈,暴力浪潮毫无平息迹象,导致政府在上周五(10月4日)宣布自回归以来首度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禁蒙面法》,希望透过加强法律检控能力来遏止暴力。所有真心希望香港好的人,都不会想看到暴力蔓延。《香港01》认为,要让社会早日恢复安宁,继而启动改革,各界必须有正确认识——暴力示威者不应再执迷不悟,以为“揽炒”可以达致他们想要的目的;“和理非”市民不应“包容”暴力,避免示威者有恃无恐;泛民政客不应鼓励年轻人冲击社会秩序,令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建制领袖更不应唯恐天下不乱,到处挑衅和煽风点火。
香港暴力横行已是不争事实,上周更首度发生警员遇袭时开枪打伤暴力示威者的事件:一名便衣警员上周五晚在元朗遇袭,据报其间有14岁男学生左脚大腿中枪;而在国庆日,18岁中五学生曾志健在荃湾攻击防暴警察时,遭到实弹近距离击中左边胸口。这两宗开枪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大众感到不安,正因不想见到有人受伤,甚至死亡。
有良知的人绝不愿意看到人命伤亡,更何况伤者只是十多岁、前程无可限量的青少年!可悲的是,我们观察到一个负面现象:手握资源、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在香港陷入动荡之际,毫不考虑如何凝聚社会共识、平息争论,而是在借题发挥,坐视政局恶化。例如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不单没有浇水降温,反而狙击教育界,偏执地以“敌我”思维看学生被枪伤事件;泛民议员则一味批评“警暴”,完全陷入自己制造的政治正确泥淖中,只看选票、埋没良心、纵容暴力,对示威者袭击警员这一非法暴力行为视而不见。
这次政治冲突已经持续四个月,任何视香港为家的市民,都不愿看到这个地方如此折腾。当我们呼吁示威者停止暴力、“和理非”与暴力割席的同时,政治人物或政治组织是否亦应自我反省,检讨要为目前困局负上的责任?他们必须戒除“不务正业”的陋习,而应运用影响力,发挥引领社会的作用,避免政治冲突继续磨蚀社会。这样香港才能尽快回复平静,从而推动社会急需的改革。
斗争无助真改革 协助才是真领袖
国庆翌日,梁振英最少10次在社交媒体上发言,除了把矛头指向教协,还直接向曾志健就读的中学校长施压,要求对方开除涉事学生,形容这是“应有的担当”。梁振英并非首次就反修例示威发表意见,早前教育局谴责被指发表仇警言论的教师后,他认为处罚太轻,批评局长杨润雄“拖泥带水,姑息养奸”。
香港既不需要暴力,也不需要政治斗争。无论仇警言论或袭警行为,香港有既定机制处理,犯法的就要面对法律制裁。对于现时千疮百孔的香港而言,梁振英的批斗式行径只会帮倒忙,没有任何益处。作为前特首和现任国家领导人,他更应该反思为什么十多岁的年轻学生会袭警,招致中枪;他应该要求当局彻查事件经过,平息风暴,而非自视为判官;当曾志健仍然留医,他也该将心比心,考虑其父母的感受,展现怜悯之心。
《香港01》多次指出,回归以来连场政治冲突只是表象,真正原因是深层次结构矛盾迟迟未获解决,而这与历届政府缺乏认识、怠政懒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梁振英任内沉溺斗争,缺乏改革意识,遑论意志,最终酿成“占中”和旺角骚乱,黯然下台。其他特首同样失职失责,例如董建华虽然对房屋、创科等议题有远见,可惜缺乏政治领导力和执行力;曾荫权则囿于“大市场、小政府”迷思,未有认识到政府应在推动社会变革上发挥领导作用,坐视深层次结构矛盾不断加剧。
今次反修例风波之所以爆发,在位的林郑月娥固然难辞其咎,梁振英漠视社会矛盾也无法撇清责任。假如他真心为香港好,理应运用影响力,帮助现届政府直面社会困局,仿效前港督麦理浩在“六七暴动”后聚焦改革,解决房屋、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而非在香港需要团结和改革的时候,继续挑动政治斗争。
曾志健受伤后,网络舆论对他寄予同情,甚至视他为抗争英雄。一名年纪尚轻、理应在校园读书的年轻人因参与街头冲突而受伤,固然应感到可惜,但将当事人美化为英雄却是另一回事。美化暴力示威是完全错误的,在这方面,泛民政党便作出极为糟糕的示范——他们在中枪事件发生后联署去信警务处长卢伟聪,要求把开枪警员停职,以及展开刑事调查,民主党议员许智峰甚至可笑地提出私人检控,仿佛责任全在警方。这种“政治骚”跟梁振英的情况如出一辙,两个“极端派”竟然无意识地结成“天仙配”,香港人则无奈地忍受着。
杀君马者道旁儿 莫让爱港变害港
事后孔明,同情示威者的人肯定可以找到警员不应开枪的理由,但如果易地而处,在当时受到多人手持武器攻击的紧急情况下,警员如何在电光火石之间作出毫无瑕疵、两全其美的决定?毫不客气地说,泛民的指控完全是基于政治立场,而非依据较完整的事实作出判断,这是彻头彻尾的不负责任。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民主党作为“和理非”代表,如今却以默许暴力作为自己不敢承担政治人物应有之社会责任的借口——民主党元老单仲偕早前受访时声称自己已用尽温和方式争取民主,所以今时今日年轻人用“自己的方法”,看不到理由阻止他们。这种言论等于承认自己“不敢勇武”,既然年轻人愿意冲,那就让他们当出头鸟,自己则等着“收割”他们争取而来的成果。
如果民主党真心为香港好,它绝不会在自己“投降”后看着年轻人出来冲击,自己却在后面“煽风点火”。不少香港人在谈及社会运动,经常引用五四运动期间北大校长蔡元培营救学生的事迹,但较少人留意的是,蔡元培救回学生后,留下写有“杀君马者道旁儿”字句的辞职信。民主党另一元老张文光曾在专栏文章中指出,蔡元培当时已经明白,学生在“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从而尝过“胜利”的滋味后,将不会再守纪律。我们要质问,单仲偕“包容”暴力,真是为了年轻人好吗?还是把他们当成“替死鬼”,从中图利?
自由民主虽可贵 公平正义更重要
必须指出,民主党的问题并不单单反映在今次反修例风波上,因为它作为主要反对党,过往一直没有在促进公平正义上发挥积极作用,有负市民所托。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民主党长期高喊自由民主、双普选,视其为解决香港问题的灵丹妙药,却没有从根本上去认识香港问题的本质。
《香港01》多次指出,普选应该支持,但也需要看清其局限性。美国是自由民主的典范,为何还会选出特朗普这种只顾商界利益、对改善民生毫无建树的民粹领袖?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样由普选产生,何以当地却爆发了持续多月、导致多人死亡的“黄背心运动”?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在当地推动民主改革,虽然经过几次选举,但为何当地最近依然因为社会不公而酿成警民冲突,近百人丧命?这些事例都说明,选举或许可以帮助发展民主,但它也会遭到扭曲或自身异化。若政治领袖无法洞察社会问题,不通过有效政策解决民生困局,只懂得玩弄政治,又如何带领社会前行?选举又能改变什么?可惜民主党就是不明白。
忽略民生,错误认识问题本质,结果只会固化深层次结构矛盾。民主党在2005年支持领汇上市、出卖基层市民利益,后来虽然道歉,却认为只是一时之错,没有意识到自己对香港问题的本质毫无认识。即使到了最近,它依旧对“公平正义”欠缺正确认识——胡志伟在就任党主席不久后的2017年撰文,漠视政府在资源分配上的责任,批评金融管理局前总裁任志刚提出的政府应该适当增加公共开支的倡议。胡志伟的观点与港府长期秉持的“大市场、小政府”逻辑如出一辙,根本不明白既得利益结构如何侵蚀社会资源,致使民生艰困、青年上流难等问题更加严峻,这跟当年支持领汇上市的价值认知毫无分别。因此,当民主党跑出来支持年轻人抗争,多少会令人感到不齿。正正因为该党在民生和经济结构议题上碌碌无为,才导致今天成为被年轻人嘲讽的对象。
香港的问题如此严重,历届政府责任最大,但主流民主派同样有责任,惟两者一直卸责,白白浪费建制力量与反对党各自应发挥的政治作用。他们与其继续“不务正业”,倒不如深切反省,思考如何履行政治人物的职责,发挥引领社会的作用。若非如此,香港只能继续蹉跎,这些政治人物亦将被人民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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