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只是“ABC”不足够　符合担当特首的“绝对标准”

社会对特首寄望甚殷，要求他能于短期内解决社会尖锐对立、矛盾严重等问题；若然施政无法立竿见影，蜜月期过后也必会变得举步维艰。这种结果将会是香港的不幸，社会撕裂亦无法避免。

特首选举战鼓将鸣，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虽未斩钉截铁表明参选，但其参选意向已相当明显。

社会现时倾向把潜在候选人与梁振英比较，认为只要优于梁就是可接受的人选，也就是所谓的“Anyone but CY”（非梁即可，简称“ABC”）。《香港01》一再强调，梁振英已然失去市民的信任，连任只会更撕裂社会，理应知所进退。但对于特首候选人的期望，我们却不能只以“两害相权取其轻”做唯一标准，“ABC”在情绪发泄还可以，但没有人真正会以为除梁振英外，谁人都可以当特首吧。

香港需要有远见、懂变通和具领导才能的领袖，带领我们走出社会困局。当此大任者须具创新的视野、果决的谋断，能大刀阔斧改革经济结构、如履薄冰地修补社会矛盾、不亢不卑地维系中港关系。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调和各方政治势力、守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者、政治家。

我们认为，曾俊华若真的有意参选，应尽早明确表态、发表政纲、筹组管治班子，使港人可按其实质的政策主张和管治理念判断其是否合适人选。如果纯粹根据曾俊华过往的施政表现来看，他并不符合出任特首的条件，市民不会因为他卖弄高明的公关手段，利用市民对梁振英的不满“搏懵”成为替代者，而忘记了他一直忽视市民需要，只知道做个“守财奴”，差不多所有财政政策都是符合商界需要。倘若他不能改变这种观感，市民怎样能够考虑他？

“双曾配”说法甚嚣尘上

曾俊华一直被视为特首的“潜在参选人”，但回溯其就参选的表态，可谓几经嬗变。自2015年亚投行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动与曾握手，已有论者指曾获钦点，这当然是穿凿附会，毫无根据，曾俊华本人亦矢口否认。及至今年四月，曾仍强调“无计划参选特首”。惟随着选战迫近，曾的意向便愈加明显。7月29日于电台节目中，当主持人问及什么会驱使曾改变初衷参选特首，曾强调自己过去并无否认参选特首的可能性，并表示虽然明白特首是一份十分“恶做”的“衰工”，但“如果能贡献香港，我愿意做。”这等于向港人揭开其是否参选的“谜底”。

自曾俊华表示“愿为港贡献”后，曾钰成即表示他是理想人选。社会有意见认为，曾钰成替曾俊华铺桥搭路，两人或已结盟，“双曾配”的说法甚嚣尘上。论者认为曾钰成有机会在曾俊华政府中出任行政会议召集人；曾钰成未曾出任过政府要职，这个安排或许是比他亲自“披甲上阵”更为合理。更重要的是，曾钰成是民建联创党主席，若得其襄助，曾俊华无异于得到民建联不少成员支持。

商界“挺曾抗梁”属意料中事

此外，商界亦会支持曾俊华出选。早于曾荫权年代，政府施政已颇偏重财团利益，曾俊华作为曾荫权的亲信，与商界更是合作无间。曾俊华获习近平“礼遇”后，更有不少商界翘楚公开支持他出选特首。我们亦不应忘记，商界于上届特首选举中，几乎全属“唐营”，这次再谋结合、“挺曾抗梁”，也属意料中事。

较诸梁振英，曾俊华也许更能修补行政与立法关系。泛民中人认为，在不少议题上与曾俊华均有可商量的余地。泛民对曾俊华与梁振英的态度南辕北辙，这可从九名泛民议员支持16/17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及发表正面评语得见，较诸他们于特首答问会中与梁振英针锋相对，态度迥异。

以上种种都是曾俊华比梁振英优胜的地方，但这只能证明曾符合“相对标准”，他还须合乎“绝对标准”才值得市民支持。所以，曾俊华必须尽早让香港人知道，他除了肯定不是梁振英，更重要的，是他要知道香港社会面对的挑战和根本问题；为什么香港市民对梁振英会不满到如此田地；自己有没有决心不犯上同样的错误。

若循曾俊华过去的政绩判断，他任内经常低估财政盈余，更未能善用巨额盈余和储备，被讥为“守财奴”和“估错专家”。亦有意见认为，曾误判盈余是策略性的，以为他的保守理财观念护航。但社会现时正值“用钱之际”，政府须针对社会不少的结构问题，发挥其财富再分配者的角色，以及适切地投资将来，推动社会转型。

香港经济现时正值关键转型期，特首必须带领社会前进，特别是推动知识型经济的发展。香港的资讯科技业发展迟缓，曾俊华却未有调拨资源以协助科技与创新行业，令香港错失不少发展良机。我们曾提及，香港现时面对的不少问题，都源起于社会缺乏高增值的行业（如资讯科技业、创意工业），致令本地人才不愿留港发展。政府虽然成立创新及科技局，但具体应如何协助业界，目前仍未有方案。摆在眼前的事实，是产业结构改革失败令年轻人欠缺上流的机会。今日香港贫富悬殊愈趋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都跟政府长期没制定产业政策、就业和提升收入政策大有关系。

曾俊华手握政府财政大权，本该善用财政资源，妥善分配社会财富，但未见他切实着手解决社会的深层次矛盾，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财政政策介入，更没有改变香港经济结构，实在令人失望。

“精英官僚”无社会公义概念

香港的公务员素来被社会视作精英，曾俊华是现时政府的第三号人物，应是精英中的精英。然而，殖民地时期的“公务员神话”今天还有意义吗？当时的政府透过“行政吸纳政治”把社会精英纳入政府，以维护殖民统治，但今日的香港已非殖民地，它需要的，是新一代的公务员，而有能力和有责任的特首，正是新一代公务员出现的前提。殖民地时代，一流的大学毕业生都加入政府，而政务主任更是精英中的精英才能出任。这群“精英官僚”的最大特征是，在英国人面前是称职和乖巧的执行者，在社会普罗大众面前却是傲慢的“官僚”，他们并无“社会公义”的概念，所有有利于社会的施政，都是“施予群众”而非“服务社会”。特区政府今天仍将全民退保，当做扶贫政策一部分，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曾俊华出身政务主任，长期身居政府要职，自难置身事外，摆脱“傲慢精英”的负面形象。

首任“公务员特首”曾荫权有执行力但欠缺愿景，他竞选连任时的口号是“我会做好呢份工”，反映精英官僚抱着“打工仔”心态管治社会的弊端。无独有偶，曾俊华也用“衰工”、“恶做”形容特首一职，与曾荫权可谓同出一辙。但现时的香港需要的，却是具视野、愿景的领袖，行政长官不是一份“工”，更没有“好工”和“衰工”之分，特首的职位是政治家为社会和人民服务的平台，不要将一份神圣的工作当作只为赚钱糊口，更不要认为可以飞黄腾达。香港的政治社会文化，从来就把前途和金钱挂钩，不愿意对未来做出想像。如果特首也抱着这种“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谋生心态，又如何为香港筹划伟大的前景？

在政治层面，所有候选人都无法回避政改、行政立法关系、以及与各种新兴激进政治势力的关系。政改及行政立法关系的发展，端视九月立法会选举的结果，但如果特首能够掌握更大的灵活性，会较容易缓解冲突。处理新兴激进政治力量是一项复杂工程，将真正考验特首的政治能力。

预算案阐述“本土理念”　博取市民欢心

很多香港市民不愿看到像梁振英、唐英年、曾荫权、董建华这样的人当特首。任何竞逐这个职位的人都要证明他与这些人不同，才会得到市民的认同。梁振英的缺失众所周知，特别是他与多方关系恶劣。在他管治下，行政与立法关系绷紧，他轻视立法会的态度，惹起泛民（包括温和与激进派）与建制的普遍不满。他玩弄政治的伎俩令市民生厌，部分逆民意而行的政策更使其失去香港人的信任。目前香港社会需要凝聚力，曾俊华有能力准确把握社会脉搏是其一大优点。他在《财政预算案》中阐述“本土理念”，博取市民欢心，多次公开支持本地运动员，定期更新网志，投网民所好。此外，他在每年的《财政预算案》“派糖”，亦为他短暂博得部分市民欢心。但单凭这些，并不足以让我们支持曾俊华出任特首。

即使曾俊华只在ABC成为社会共识下成功当选，他与传媒、社会的蜜月期将会是短暂的。

社会对特首寄望甚殷，要求他能于短期内解决社会尖锐对立、矛盾严重等问题；若然施政无法立竿见影，蜜月期过后也必会变得举步维艰。这种结果将会是香港的不幸，社会撕裂亦无法避免。

首三任的特首施政千疮百孔，削弱特首一职的权威性。董建华上任后首份民调评分为64.5，但离任时只有36.2；曾荫权首份民调评分高达72.3，但离任时只有39.2；梁振英甫上任只有52.5，更不消两年就跌至38。由此可见，如果曾俊华无法及客观认识市民对特首的期望和现实要求，所有对梁振英的指控，都将会成为对他的指控，他只会成为梁振英第二，公关技巧最后就只会被视为“语言伪术”。

你想看更多精彩的深度文章吗？请购买今期《香港01》周报，或点击此处：成为我们的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