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摆脱狭隘专业迷思 才能促进社会公义
香港医护人手严重不足，政府与医生业界齐称引入更多海外医生以解燃眉之急已是彼此共识，但负责审批的香港医务委员会上周讨论放宽海外专科医生实习安排时，居然否决了全部四个方案，引起社会哗然。事件再度使人关注医委会过度向医生利益倾斜的结构弊端。直截了当地说，医委会的结构弊端根源于它所强调的“专业自主”。医委会早因“自己人管自己人”广受诟病，“医医相卫”的恶名促使其在去年改革委员会的组成，但并未扭转医生独大的局面，如今再一次证明这种结构无法承担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重任。
重视专业本身无可厚非，但当“专业”垄断了社会事务的话语权，造成的恶果显而易见。近日，坊间另一争议热点是地产商招标卖楼的情况愈演愈烈，把准业主置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两件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都涉及应该如何看待“专业”——医生的专业是诊症治病，而非制订医疗政策；同理，地产发展商的专业是起楼，但社会须建立什么样的楼宇买卖与规管制度，却不应由他们说了算。
一叶可以知秋，一叶亦可障目，专业迷思正是妨碍人们全面认识社会问题的其中“一叶”。要解决盘根错节的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在观念上“拨乱反正”也是重要前提。市民必须正确区分专业与公共服务，政府更必须割除“小政府”毒瘤，扛起制订公共政策的应有责任，而非假“管治理性”、“专业自主”之名，把自身的角色推得一干二净，使社会大众承担苦果。
医生“专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香港享有国际公认的先进医疗水平，正是建基于一套高度专业严谨的医生培训机制。然而，医生的专业水平与医疗体系的健全不容混淆，后者须以社会整体福祉为依归，除了维护医生的权益，更需要提供良好的公共卫生服务，保障市民就医权益。
增加医生人手 说一套做一套
增加海外医生本质上正是为香港千疮百孔的公营医疗体系寻求解方。医委会早前放宽海外医生有限度注册的年期，由一年增至三年，发出正面信息，正当外界期待它进一步回应社会诉求时，上周表决豁免海外医生实习时，四个方案却全部遭否决。
这些方案的豁免对象都是专科医生。根据现行制度，海外专科医生若想在本地正式执业，须投考本地执业试“过三关”，通过后还要临床实习半年，包括做抽血、处理文件等简单工作。
从人力管理与资源应用角度来看，要求已具备专科资历的医生做低级工作，难言合理。医委会为此拆墙松绑理所当然，但为何最终白忙一场？医委会主席刘允怡表示，会上反对力量“很厉害”，暗讽很多人口口声声想放宽安排，投票时却是另一回事，表里不一。基层医生组织“杏林觉醒”与公共医疗医生协会成员不满遭对号入座，高调反击，指问题出在刘允怡坚持一套不合理的投票方法。
平情而论，四个方案差异只在于豁免条件松紧，纵使投票机制不理想，也不足以解释为何全都是反对票多于赞成票。就立场来看，委员会8名业外委员倾向以较宽松条件吸引海外医生来港，余下24名医生委员里，刘允怡等医学院代表态度较为开放。至于由本地医生选出的成员（共16人）难免以业界取态为依归，而据医学会早前民调，业界倾向订立较严格豁免条款——逾六成受访医生赞同豁免，但要求海外医生在医管局服务最少三年。
医委会32名委员中，有29人参与投票，差异最小的方案仅以15：14一票之差遭否决。该方案提出海外专科医生若曾在医管局、卫生署或医学院工作满三年，考完执业试后即可免实习。对海外医生来说，这是各方案中最宽松的，但它也显然与医生业界主流立场相左。巧合的是，刚好有15名医生业界选任委员投票，无怪乎有传媒按立场数票，推论这个方案遭他们全票否决，也难怪业界事后“呼冤”却给人猫哭老鼠的感觉。
退一步讲，就算民选医生委员没有捆绑投票，但医生整体在委员会占绝对多数，难逃瓜田李下之嫌。不客气地说，今次表决结果，强化了外界对香港医生专业团体长久以来的批评——死抱保护主义。
假专业自主名 行保护主义实
2016年的医委会改革风波已揭示这个问题。政府当时提议增加业外委员人数，以及增加有限度注册机制的弹性，吸引更多非本地医生来港执业。方案一出，业界群起反对，有人甚至诉诸民粹，质疑当局为降低内地医生来港门槛铺路。改革方案最终在时任立法会医学界议员梁家骝“拉布”下胎死腹中。特首林郑月娥后来在《2017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中让步，腾出两个政府委任名额，以增加医生在医委会扩编后的席位。
在纯粹医疗层面，“普通人”不宜随便质疑医生的专业判断。问题是，倘若业界以“专业”为名行自我保护之实，损及社会整体福祉，那它本身便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一方面，前线医生早前举行“不在沉默中谷爆”申诉大会，抗议人手不足；另一方面，医委会否决增加海外专科医生的方案，多少给人“平行时空”的感觉。我们要问，为什么医委会可以“决定一切”，无视社会要求引入更多海外医生的共识？
医委会否决放宽海外医生实习一事说明，它与社会严重脱节，而凡事讲求“专业挂帅”，显然亦无法回应社会需求。有见及此，政府和社会都要改变思维，告别扭曲和狭隘的“尊重专业”思维。由于业界利益与社会利益存在张力，医委会无可避免陷入角色和利益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太可能自我改进，改变只能由政府带动。林郑政府不应只对医委会的最新投票结果表示“遗憾及失望”，继续泛论“探讨可行方案”，而是应该展现魄力，承担好政府的“专业”，主导医疗政策的制订，让它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服务，而不是任由医生业界主宰本不属于他们专业范畴的医疗政策发展与公共服务管理。必须强调，这种安排本身就违反专业原则。
招标售楼“揾笨” 政府应堵漏洞
至于近期闹得热哄哄的地产议题，道理也是一样。根据《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条例》，地产发展商若以招标形式销售一手楼，毋须提供价单，总之，准买家自行出价，价高者得。一般来说，发展商招标出售的一手物业，主要是豪宅或新盘特色户。由于这类物业供应较少，难以定价，加上潜在买家不多，即使招标出售亦问题不大。关键是，由于法例并未规定招标售楼只限于某类单位，一旦发展商依样画葫芦，把这种招数应用在一般上车盘，有意置业的普通市民便会在资讯不足、难以知悉其他竞争者出价的情况下，错误出价。更夸张的是，部分招标单位采用“即日招标、即日截标”的模式，变相逼迫潜在买家尽快作出决定。
政府去年大力规管发展商推出新盘的安排，反倒促进了发展商运用招标方式售楼。政府除了宣布将实施一手楼空置税，亦决定修改预售楼花同意方案，规定发展商不论以招标或开售方式售楼，每次推售单位数量必须为总数两成，即变相容许新盘项目最多分开五次推售，限制发展商以“唧牙膏”方式供应新盘。在新政策下，发展商须加快推售积存的一手单位，在供应大增下，新盘价格有下调的压力，去年底，楼市便出现下行趋势，故发展商更有诱因透过招标售楼。据统计，在今年头三个月，招标出售的新盘有四十多个，出售单位近1,500伙，占成交量约27%。
消委会早已批评不提供价单的招标售楼方式，就连地产建设商会亦认为情况不理想。但是，地产商在利益驱使下，不太可能收敛，口头批评只属徒劳。政府与其苍白无力地要求对方自律，继续拥抱不合时宜的“小政府、大市场”逻辑，倒不如采取具体行动，从速修订《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条例》，禁止发展商以招标方式卖楼，保障小业主。
一直以来，政府版本的“管治理性”是：政策要兼顾所有持份者的意见，包括商界、市民、专业界别。问题是，各持份者的社经地位不同，抗逆能力亦有高低之分。很多时候，政府只要稍为向既得利益者退让一步，已经对社会弱势造成极大影响。例如医委会改革不彻底，容许业界人士占了绝大多数，直接由业界选任的委员更占据半壁江山，导致它在制订医疗政策的过程中向业界利益倾斜，忽视社会福祉；房屋问题亦是一样，当局竟容许地产商不公开价格，以招标销售的形式出售一手楼，导致本已向地产商倾斜的格局进一步失衡。
香港社会是时候要有共识：在各项专业领域内，容许业界人士做好自己的事，让医生诊症治病，让地产商起楼，至于公共服务，则应该是属于政府的“专业”。当涉及社会整体利益，人们便不应片面地放大对专业的狭隘认知，无论是医疗政策，还是住屋政策，当局都不应把责任“外判”，而是应该主动承担，照顾最广泛的社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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