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莫走曾荫权旧路 林郑要重拾领导力
因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被判囚一年的前特首曾荫权，上周刑满获释。他在任内错误地把香港的发展绑定在商界身上，忽视广大市民需要，加上贪腐行为，最终落得骂名；现任特首林郑月娥纵然甚少提到“积极不干预”、“大市场小政府”等不合时宜的原则，但最近在处理长者申领综援合资格年龄限制、粉岭高球场去留，以及消费者权益等问题上，显示她把商界利益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漠视大众福祉，欠缺从政者应有的承担。政府要重拾领导力，似乎遥遥无期。
根据港大民意调查，曾荫权和林郑月娥分别在2005年和2017年上任时，评分高达72及61。必须指出，两人开局不错，实际上是受惠于当时董建华和梁振英不得民心所致。基于这个因素，继任者只须稍有表现，便容易获得民众认同。不过，倘若领导者无法“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多高的民望也会挥霍掉，而审视林郑最近种种漠视民生的举措，她似乎正在重蹈曾荫权民望“高开低收”的覆辙。
林郑2017年竞逐行政长官时，主打“同行/ WE CONNECT”的口号，尽管期间发生了不懂得用八达通出闸、抱怨“便利店无厕纸卖”等笑话，但当时还有不少人对她充满期待：一方面，希望她能摆脱梁振英的粗暴管治作风，修补社会裂痕；另一方面，希望这位童年时一家人住在狭窄单位、因欠缺书桌而被迫在床上做功课的特首，能够基于早年的艰苦经历，在上任后急市民所急。
可是，港府早前决定由2月1日起，把长者申领综援合资格年龄由60岁上调至65岁，证明“同行”只是一句动听的宣传口号。综援是社会安全网，旨在协助因种种原因而无法工作的市民，可说是香港这个社福沙漠的一点点“绿洲”。如今政府贸然提高申领年龄，只会令部分合资格申领者跌出安全网，违背社会公义。劳福局局长罗致光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有国家计划将退休年龄由65岁延迟至68岁，香港“已落后于国际”。必须强调，在社福等领域，香港早被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远远甩在后面，甚至比不上主要竞争对手新加坡，为什么官员不拿它们来比较？为什么不见贤思齐？
理解数据极为偏颇
还记得在曾荫权任内，当局曾提议向作为一般福利的“生果金”设立入息审查，招致批评。现时林郑甚至向作为弱势社群重要保障网的综援动手，她对长者的刻薄寡恩，较其前上司曾荫权有过之而无不及。归根究柢，公务员出身的曾荫权和林郑等官僚极偏颇地理解数据，他们过度重视人均GDP、经济自由度等排名，却对坚尼系数、贫穷线等反映社会不公、基层生活实况的数据视若无睹，弱势人士所面临的困难根本不被他们放在眼内。尽管林郑在社会压力下，决定为60至64岁健全申领综援人士发放1,060元“就业支援补助金”，但这种调整只是把政策的缺陷修补掉，并未改变她管治思维与价值原则。只有重新思考社会的核心价值，深思如何为弱势群体建立保障，林郑才可找到作为香港特首应有的位置。
楼价高企、“㓥房”处处等事实，早已证明了香港社会存在结构性不公。然而，官员总是视而不见，或者给自己借口逃避。例如在收回面积达170公顷的粉岭高球场一事上，林郑一直态度闪缩，盛传当局可能采纳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去年8月一个“离地”建议——政府收回32公顷土地，用作公众球场或改建为公园等。若“陈智思方案”获得接纳，高球场就毋须被政府收回，在该处建屋也就无从谈起。
在解决住屋需求这个极为迫切的问题上，林郑与曾荫权同样欠缺承担：后者任内觅地不力、停建居屋，置民众基本需求于不顾，直至任期快将完结，才后知后觉地提出复建居屋方案；林郑看似比较有为，觅地较为积极，但必须认识到，目前房屋问题已比曾荫权年代严峻得多，她的步伐应更加进取，包括援引《收回土地条例》，从地产商手上收回闲置土地，以及全面收回高球场。如今我们看到的却是，她被商界精英群体“绑架”，对基层市民的住屋困局漠不关心。在这个层面来说，林郑只是另一个曾荫权。
林郑上任时，一些人曾经认为，在种种难以跨越的路障下，她可以在个别议题上选择而为，现在看来，她的施政方略其实就是呼应商界要求。消委会去年发表冷静期研究报告，建议规管金额500元以上、为期超过六个月的合约，适用范围包括美容、健身、时光共享、遥距及非应邀合约，希望杜绝不良营商手法。可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在最近出台的公众咨询文件中，只提出立法规管美容及健身行业，合约金额门槛更提高至3,000元，而且未有涵盖合约期限。
不难看出，商经局是在商界压力下，推出旨在搪塞民意的“缩水版”咨询建议，试图以“难以平衡各方利益”为由，把矛盾“和谐”掉。其实，只要商界诚实经营，误堕法网的机会微乎其微，但纵使如此，政府仍以“便利营商”为由，不敢展现杜绝不良营商手法的决心，足见其软弱至极。
官员高估商界作用
长期以来，香港都是“重商轻民”，这个结构若要健康运作，前提是商界利益有助于社会整体发展。倘若商界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存在结构性矛盾，社会必然不稳，冲突是早晚的事。香港目前或许歌舞升平，但只要结构失衡的老问题解决不了，将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商界利益最终亦会受损。
可惜的是，香港有太多从政者和公务员过度重视商界在社会中的作用，甚至错误地把香港的发展绑定在商界身上。必须强调，政府亲近商界不一定是问题，但当局必须同时认清，商界只是整个大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它虽然可发挥重要作用，但并非绝对。
相比于社会既得利益者，普通市民更需要关注，这是简单不过的道理。因此，在长者申领综援合资格年龄、高球场去留，以至到消费者权益等问题上，我们呼吁林郑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切实做到她口中的“同行”。令人扼腕的是，政府迄今在上述三个事例的取态表明，香港的主导者依旧是商界，林郑缺乏足够魄力和勇气去改变不合时宜的管治思维；又或许，她根本看不见社会不公，不认为目前社会问题有多么严重。
可以说，相比死抱“大市场小政府”逻辑、只想“打好这份工”的曾荫权，“好打得”的林郑月娥看似强悍，实际上只是虚有其表——在革新管治思维、建立更公平社会的层次，他们处事圆滑但缺乏承担。两人最多只是在“程度”上有些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分别。
人们说林郑“好打得”，意思是她不畏权贵，但事实证明她名不副实。政府明明已经非常倚重商界，商人明明已经拥有极佳的营商环境，为何政府连稍为触碰既得利益的勇气也没有？曾荫权的先例说明了，从政者若回应不了民众诉求，改善不了日益严峻的民生问题，民望便不可能长期高企，社会亦很容易陷入动荡。林郑千万不能自满，以为自己继承了经历梁振英管治后严重撕裂的香港，只要不犯大错，就能恢复香港的“和谐”。如果她真的如此肤浅，见树不见林，将会在这种想像中迷失，结果只会被香港人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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