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习近平言之谆谆　港官莫听之藐藐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一（11月12日）接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发表讲话，提及港人在改革开放中对国家发展有莫大贡献。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内地尚未完全从文革阴霾中走出来，港人毅然北上，贡献知识、技能，投资企业、基建，既成就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奇迹，香港也从中受惠。时代正急速变化，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港人若要继续参与规划，必须动态、深刻地认识自身不足与国家强势发展的现实。若继续沉迷往昔、不思进取，在下一波发展中，香港不但不能成为“参与者”，更只会沦为“旁观者”。

回归以来，官员因循守旧，内部管治出现重大缺失，产业结构严重落后，房屋等基础建设乏善可陈，引致社会争端无日无之，也窒息了市民的创造力。在参与国家规划和发展上，官员以往未能动态认识一国两制、积极参与其中，令香港几乎被边缘化，表面依然风光，实际上，各种深层次结构问题不断显现。如何改善不足、成为国家发展的参与者？官员或许能够从习近平的发言中得到启示。

一般论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习近平讲话中的“四点希望”，但讲话是整体的，在四点希望外，习近平还提出了与现届特区政府念兹在兹的“三业三政”相对应的修正版“三业”。这与四点希望同样值得关注，甚至点中了香港问题的要害。

习近平讲话中的“三业”包括学业、就业、创业，有别于港官常提到的置业、学业、就业。置业为什么不应是“三业”之一，道理甚为显浅。

港版三业自相矛盾置业主导绝不足取

本港房价动辄数百万计，市民要置业，必须储存大笔款项备作首付，并要确保收入稳定，以长时期稳定偿付供款。若青年以置业为目标，必然会影响在学业、就业上的追求。以学业为例，在置业主导的政策下，青年少有念研究院，而是尽早工作，汲取经验，储蓄首付。在就业方面，为偿还房贷，青年只好牺牲志趣，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确保不会断供，连多花点钱过精彩生活都左顾右盼，遑论创业。

行动可以反映官员的认知，多番提倡港版“三业”的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今年初宣布由曾荫权时代政府策划的第一批青年宿舍将于2019年落成。从量而言，这期宿舍只提供80个宿位，连同其余六个较迟落成的项目，宿位总供应量也不过是2,800个。从价而言，宿舍自负盈亏，租值将按市价六成计算，没有充分考虑市民的负担能力。至于今届政府推出的房屋新政，虽然提出了公私营房屋七三比的建屋目标，但政策并没有承诺提供更多出租公屋，甚至将部分出租公屋改划出售，损害基层住屋权。可以比较的是，同属访问团成员的澳门特首崔世安，早已提出了“社房（相等于公屋）为主，经房（相等于居屋）为辅”的政策，以满足市民的租住需求，香港却倒行逆施，强推置业主导。

习近平对林郑政府的“三业”有何评价，从他提出修正版可见一斑。中央对林郑政府的“三业”肯定不是一无所知。中联办主任王志民今年3月便曾指出，香港青年的“三业”早已是中联办青年工作部的工作重点。王志民所说的“三业”，正正是学业、就业与创业。

港府提出的“三业”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故此，抽走“置业”一项，是合理和必要的做法。至于为什么要加上“创业”，道理同样显而易见。创业不一定能够致富，但青年在创业的过程中能够汲取宝贵的社会经验，培养创新意识和企业家精神。如果企业具创新精神，更加能够推动社会整体发展。另外，若本地创业风气旺盛，产业多元，年轻人有了方向，更能专心学业，不须担心学无所用。如果企业能壮大起来，增加高增值产业，则能创造好工，让年轻人看到就业出路。

林郑月娥曾言，香港当年未及时放宽同股不同权细则，错失了本拟来港上市的阿里巴巴，上了深刻的一课。她指出，现时制度放宽了，为的是不会错失更多阿里巴巴。巨企来港上市，也许会刷亮港股招牌，但其效益却远远不及在本地创立创科巨企。香港政府常自称营商环境属世界一流，但为什么近年来却鲜有本地创科企业冒起？政府在鼓励青年创业上，又下了多大工夫？

房价高企是青年创业意欲低的重要原因，要鼓励年轻人创业，不能只是喊喊口号、叫年轻人追梦就可以做到，而是要助他们从置业的桎梏和迷思中解放出来，彻底改革荒谬的房屋市场结构，由置业主导改为租置并举，提供适足的廉租、廉售房屋予基层、中产阶级。这不单是保障市民住屋权利的必要手段，还是释放市民创造力、推动结构性经济改革的必经之路。官员须认识到新三业之间的关系，革新政策，让年轻人放心追梦，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发挥创新精神。

欲保长期繁荣稳定须参与国家大决策

习近平讲话中的四点希望同样值得重视，当中第二、第三点希望，特别值得官员与市民参详。

习近平在第二点希望里强调，港澳参与国家发展大局，既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更是香港须探索发展新路向、开拓发展新空间，增添发展新动力的客观要求。习近平还强调，参与大湾区发展，是“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重大决策”。意即若香港不积极参与大湾区发展，香港社会一直理解的繁荣稳定的根基或会动摇。

中央近年推出一带一路、大湾区等大规划。也许因为规划宏远，与港府谨小慎微的施政方针判然有别，官员不知如何应对。梁振英担任特首时为配合一带一路，提出超级联系人之说，反映出他对国家的新规划与发展阶段缺乏足够认识。他以为国家一如往昔，必须靠香港走向国际。习近平在讲话里提出的第一点希望，确实是敦促香港更加积极主动助国家全面开放，成为国家双向开放的桥头堡。但是，香港官员也须明白，内地城市愈发展，香港的桥头堡角色就愈不如往昔般重要。故此，政府在继续发挥香港既有优势的同时，也须发展新产业，也就是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的“要注意练好内功，着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林郑月娥上月宣布，香港不再只做联系人，而是成为国家发展的参与者，的确在认识上踏出了一小步。在觉醒过后，官员仍须更深入、整体地认识国家发展方向及自身潜在优势，具魄力地以创新、破格的方式，开发创科、教育、医疗等新经济增长点，在解决自身发展滞后问题、为年轻一代筹谋未来的同时，以新的形式参与国家建设。

维护国家安全有责廿三条立法非万恶

至于第三点希望提到的“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以及“自觉维护国家安全”，显然是针对《基本法》23条立法。香港一些评论员在这个问题上咬文嚼字，有的不认为这些内容与23条相关，有的解读为中央要求港府尽快就23条立法。其实，23条立法既是国策，也是《基本法》要求和特区政府的宪政责任，中央不须遮遮掩掩，习近平如此礼貌和含蓄地提出要求，只是极大地体谅香港民意的焦虑。

港人的焦虑并非毫无道理可言，过去有官员以敌我矛盾看待反对派，动辄以司法手段控告示威者，令市民忧心在23条立法后，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将会收窄。回归初期，政府官员在推动23条立法时手法过硬，置民间恐慌于不顾，也令23条被定性为恶法。

香港绝大多数市民非常清楚，就算没有23条，政府也并非没有方法管控违反国家安全的极少数人。港英殖民政府订立了《社团条例》、《刑事罪行条例》，这些条例中不少就是针对政治安全。根据《社团条例》，只要社团事务主任合理地相信某个本地社团危害国家安全，即可禁止该社团及其分支运作。按《刑事罪行条例》，市民若有言行引致他人憎恨政府，亦有机会被判入狱。如果中央有意收紧港人的言论自由，早已可为之，根本不需要等待23条立法。

港人必须全面认识《基本法》的要求，更可藉23条立法的机会，检讨《社团条例》、《刑事罪行条例》等过紧或含糊的法律条文，厘清国家安全与人身自由的关系，制订在国家安全法执行的情况下，更有效保障人民合法权利的法例，也就是订立既符合宪法要求，又能够尽量满足香港市民习惯的生活方式和权利认知的国家安全法例，而不是本末倒置，盲目阻碍，因一小部分人的粗暴政治行为，置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宪制责任于不顾。

改革开放40年，国家的经济发展、陆港关系都已步入了新的阶段。不容否认，过去香港凭借国际都会的优势，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这次会见港澳代表团，也特别提及香港在改革开放中的积极贡献，以及对日后继续推动国家发展的期望，足见香港的角色仍然重要。市民毫无必要假想中央视香港为敌、会损害香港利益，而应更动态地认识一国两制，在促进两地融合之余，凭借发展机遇自强自主。香港官员更须明白，随着香港、内地的经济实力逐渐拉近，香港是时候寻找新的定位，才能继续发挥作用。

历史的因缘际会，令香港成为世界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也因有了种种优势，令人不思进取，忽视了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积习日久，已严重窒碍社会发展。在大时代下，必须要有高识远度、具魄力的管治者带领民众前行，以如炬目光认识社会问题，作出大胆改革，香港才有望站稳阵脚、乘风再起，香港的政界精英应研读习近平讲话并领悟其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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