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山竹过后民怨沸腾 管治精英尚未梦醒

撰文: 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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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台风“山竹”上周日(9月16日)肆虐香港,街道满目疮痍。翌日,社会未及复原,市民却要在巴士停驶、东铁半瘫之下上班,更有多条道路被塌树阻碍,造成诸多不便。不少人抱怨政府在预先知道公共交通网络濒临瘫痪的情况下,仍然未有宣布停工,又未能订立长远措施应对这种情况。面对这些批评,特首林郑月娥一边为港府应对风灾的能力自鸣得意,一边自称愿意做市民的出气袋:“拿特首出气无问题”,表面上看似理解市民需要发泄,背后却是觉得自己受委屈。看来,我们的特首,甚至整个管治队伍,根本不知道问题所在,更不知道令他们陷入万民指摘的窘境的原因是什么。

香港每年都会遇到威力强大的台风,政府理应做好准备,就算山竹造成的交通瘫痪是个例外,政府也不是没有方式可以处理。既然特首能够防患于未然,妥善应对世纪飓风,也就有能力未雨绸缪,预早做好安排,避免市民的生活在灾后受到不必要的影响。作为管治者,林郑应该藉这次事件深刻反省何谓管治,以及反思社会的深层次结构问题。

对于为何未有宣布停工,林郑解释由于欠缺法律基础,以及会造成难以估量的经济后果,所以宣布停工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她的说法也许有一定事实根据,在现行法例下,政府需要按《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立例,才能宣布停工,而《条例》主要应对极端的状态,山竹在上周一(17日)已逐渐离开香港,难言有动用《条例》的合理基础。坊间另有声音提出,林郑本可灵活应变,将上周一订为公众假期,但订立公众假期要立法会通过,难度不小。从法理和现实上考虑,林郑也许无法宣布停工,但这不代表政府无事可做,眼睁睁看着成千上万市民逼爆港铁站,苦不堪言,却爱莫能助。

(吴子生摄)

停工纵缺法律基础 政府亦非无事可做

在今次事件中,政府显然未能洞悉巴士停驶和东铁半瘫的严重性。比起应对台风,灾后交通混乱的情况无疑更容易管理和预料,却偏偏令政府身陷舆论风暴中,实在难以理解。我们必须问香港的管治班子,为什么无法预计到道路系统在台风过后会难以正常运作?连巴士公司也能提前发出警告的事情,公务员体系却看似蒙在鼓里,完全掌握不到问题所在。

巴士与铁路是工薪阶层的主要交通工具,单凭铁路系统根本难以疏导新界北、新界西涌出市区上班的庞大人潮,既然巴士公司在早上6时已宣布停运,政府理应尽快作出回应,就算缺乏宣布停工的法律基础,也可以宣布联合交易所、银行停止运作一天,并让公务员放一天假。只要联交所和银行停业,与其相关的行业亦难以运作,随之而来的,是相关员工都不用上班。而公务员团队庞大,他们停工能够起到指标性作用。若同时执行上述措施,将能够大大疏导香港的交通,减轻市民在通勤时所受到的各种折磨。而且,停市一天和公务员停工都在政府可控制及经济可负担的范围之内,政府理应果断下决定。由此看来,政府实在没有任何借口推卸责任,更不应视市民的批评为发牢骚。

(张浩维摄)

趁机改革劳工法例 借以保障劳工权益

同样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香港每年都会受台风吹袭,为什么政府没有相关法律应对“特殊”状况?香港的劳工法例充满缺陷早已人所共知,管治者的责任是以如炬的目光探究社会问题的本因,找出解决办法。事实上,就算今次政府做错了,只要承诺往后会修正问题,即能够纾减市民的愤怒,可惜,政府却未有这样的认知。

这次山竹袭港的余波,反映出香港劳雇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政府应该从劳工法例着手,确保再次遇到严重事故时可以全面掌控大局。如果在现行法例下欠缺停工基础,林郑不应以社会现实为由不去处理问题,而是要立即反思现行制度的不合理之处。

早有论者指出,现时的《台风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守则》根本没有约束力,其定义下的必要上班情况、工种也含糊不清,不少打工仔就算因受风暴所阻未能上班,仍会被扣掉人工,更遑论灾后的上班安排。政府应借此机会修订法例,清晰界定何谓必要的上班情况,以及必须在风暴下上班的工种,至于非必要的员工,则可以自由选择是否上班,如果他们上班,应获得津贴。另外,只要政府订立灾后警告,以应对严重风灾过后的状态,并将风暴警告期间的劳工权益延伸到灾后警告生效时,将有助改善劳工的处境。

可惜的是,林郑未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反而表示期望雇主能够体谅员工。我们不能否认林郑此言出于好意,但从中可看到,她或许不知道劳雇双方存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未能洞悉背后的结构,又或对此视若无睹。

(陈顺祯摄)

治理体系过于粗陋 政治领袖不识民生

其实这些建议早由多方提出,奈何政府一直置诸不理,这一方面反映出香港的治理体系过于粗陋,无法应对经常和长时期持续发生的问题;另一方面,政治领袖缺乏对市民生活状况的基本认识,甚至无法在关键民生议题上该断则断,而是拖泥带水。

官员在应付山竹余波上的无能,其实同样见诸于各种民生议题的处理之上,包括全民退保、标准工时、最低工资、港铁、房屋等等。归根究柢,香港的深层次困局存在着两种结构性阻碍,以致管治者不但无法认识到问题所在,更难以解决社会问题。其中一个阻碍是既得利益阶层,他们不接受任何影响既有经济关系的改革,小到标准工时,大到全民退休保障,他们都认为会惊动自己的小算盘。试问,香港的人均经济规模显然属于先进经济体行列,为什么在民生条件上却像一个非常落后的地区?

另一个是意识形态的教条认识。香港过往曾凭着自由主义制度蓬勃发展,市民的自由得到保障,令包括管治者在内的不少人盲目相信以往行之有效的制度是灵丹妙药,万试万灵,管治者以为继续故步自封,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试问,如果过往的制度是如此成功,为什么民主派要争取普选?如果建制是这么值得赞誉,为什么建制的候选人无法在地区直选中获得大多数选票?这两个阻碍,实为社会改革窒碍难行的本因。

事实上,大多数精英都能认识到这种结构性阻碍,但当讨论和实施具体政策时,他们就会退缩到自己的保护伞之下,导致改革力度被层层消减,最后只剩下无关痛痒的小修小补。这并不是香港需要的现实,更无法为未来起到承前启后的转型作用。一场飓风看似天灾,但让市民受到各种折腾的却是切切实实的人祸,我们无法忍受这些问题不断重复,是时候改变了!

(张浩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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