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政府守株待兔 香港创科梦难圆
本月初，Facebook决定于新加坡成立首个亚洲数据中心，继2013年Google决定撤回在港落地计划后，香港再次失落大型数据中心进驻的机会。2012年，政府推出政策，似乎锐意发展数据中心产业，惟多年来却被新加坡等地比下去。政府在这方面并非无所作为，但对问题欠缺整体认识，令政策毫不到位，大型科网公司自不会视香港为首选。
政府不应因为香港金融产业的地位，而忽视其他产业的重要性。自2008年金融海啸起，金融产业地位大不如前，欧美各地对此也有深刻反省，并着力发展创科。港府必须有此认识，全盘检讨现行的创科政策，尤其要在人才、能源政策上作出改革。数据中心集合了传递、加速、展示、计算、存储数据信息的网络基础设施，可谓现代社会的命脉。近年来，各地都争取数据中心落户，原因不外能够提供高薪职位、带动经济增长。
2011年，Google计划在香港设立数据中心，当时港府表示欢迎。然而，举行动土仪式后，相关地段却荒芜两年，2013年，Google宣布放弃计划。官方解释，原因是香港缺乏可扩展的土地以应对急速发展。同年，Google启用在台湾兴建的数据中心。
当时有人推测，Google放弃驻港与政治因素有关，由于Google于2010年将业务撤出内地，故驻港的计划受到阻挠。然而，如果港府真的要“从中作梗”，2011年根本不会批地予Google。较为合理的推测，似乎是香港能源政策、人才配套、土地资源的各种不足，令Google撤回计划。而香港再生能源发展滞后，或是个中关键。
当年港府批出2.7公顷的土地予Google发展数据中心，与台湾批出的15公顷相差甚远，相信土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Google的决定。而Google的台湾数据中心官方简介，亦提到当地的人才优势。
另外，数据中心耗电量大，一些科网巨企近年饱受批评，已逐步改革建筑设施、发电系统。在建筑方面，有企业研究将数据中心设于海底甚或北极，以降低维持恒温所花费的电力。在电力来源方面，科网企业早已订立使用再生能源的蓝图， Google便于2012年宣布了100%使用再生能源的目标。
香港机电工程署早于2000年展开“香港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研究，并于2003年发表报告，当时署方建议政府采纳下列目标比率：2012年再生能源发电量达电力需求的1%、2017年达2%、2022年达3%。当时大部分意见指，报告订立的目标过于保守。讽刺的是，据绿色和平的数据，香港过去10年的可再生能源比例只占整体发电燃料组合的0.1%。就结果而论，政府根本毫无发展再生能源的意欲，难以配合跨国科网企业的发展蓝图。反观台湾在再生能源上却有相对清晰的愿景，现时Google在台湾的数据中心已经全面使用再生能源，这多少解释到为什么香港会被唾弃。
不汲取教训 数据中心成空想
Google宣布放弃在香港设立数据中心的计划后，不少科技界人才深感惋惜。事实上，政府2012年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支援数据中心发展，包括推动工厦改建数据中心、优惠的批地政策。惟窒碍数据中心发展的因素众多，只针对土地问题，并不足够。以Facebook最近选择在新加坡设数据中心的理据看来，多少能够窥见香港未有改善自身在能源、人才方面的弱势。
在能源方面，Facebook承诺于2020年全面使用再生能源，该公司在新加坡设置数据中心，主因之一是当地的技术能够让资讯科技中心全面使用再生能源。早于十多年前，新加坡已锐意发展再生能源，当时，其经济发展局支持成立新加坡太阳能研究所，研究所在2013年发表报告，只要解决商业、技术问题，配合政策，在2025年，新加坡的再生能源将占总供电量8%。2017年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发表报告，太阳能发电量在过去三年增加了三倍；同年，新加坡宣布设立国家能源转型署，针对能源展开研发项目，并确保政策到位，辅助各政府机构善用各种能源方案。由此看来，新加坡早为再生能源发展订立清晰的蓝图，Facebook在新加坡设立数据中心，绝非偶然。
港府2013年错失良机过后，理应汲取教训，大力发展再生能源。然而，政府却毫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环境局2017年出版《香港气候蓝图2030+》，提出新的再生能源目标，就是2030年再生能源的潜力约为本港总耗电量的3%至4%，但是，如果按前述机电署的报告，再生能源发电量早应该于2022年占总电力需求的3%。而且，新的目标只是“潜力”占耗电量比率，而非实际比率。如此一个毫无远见的政府，实在难取信于重视环保的科网企业。
政府一直将再生能源发展滞后归咎于土地问题，却忘记了新加坡同属弹丸之地，其再生能源产业却比香港发达。
再者，内地早于2004年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促进法》（下称：《促进法》），其后内地的再生能源迅速发展，据国际能源署（IEA）2016年发表的报告，中国已成全球最具潜力的再生能源市场，香港只要开放电网，准许南方电网向香港输入再生能源，即能大大提升再生能源的占比。可惜的是，政府畏首畏尾，未有藉与两电签署《管制协议》的契机解决问题。
其实在2004年，就连李柱铭等民主派议员亦质询港府有没有配合内地的《促进法》，惟时任环境运输及工务局局长廖秀冬指《促进法》不适用于香港，只会参考内地的做法。由此看来，当时的官员在中港合作的认知程度，甚至不如一些民主派议员。
人才政策不到位 创科路难行
人才政策不到位，也是香港发展数据中心的一大障碍。数据中心由复杂的系统组成，中心职员所需的技能包括消防、建筑、网络技术、工程布线、作业系统、存储、安全、配电、流量清洗等。一般数据中心，会分为网络团队、存储团队、伺服器团队、供电团队等，所需的人才既要对系统有深入认识，亦要博通不同范畴。
Facebook解释，新加坡人才资源丰厚，是其在当地设立数据中心的原因之一。新加坡人才政策已成亚太区楷模，但是要广纳贤能，还要配合完善的房屋、社会福利政策，不然，人才难以落地生根。香港政府长期没有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己责，房屋、社福制度千疮百孔，就算海外人才来港工作，也只会视为暂居之地。
政府资讯科技办公室指出，2012年，香港有超过78,000名资讯及通讯科技专业人员。当局又称本港有超过5,000名人员从事有关数据中心营运的工作，强调香港的人才充裕。但是，企业却一直为本地人才短缺而苦恼，香港数据中心专业协会2015年便曾表示，本地人手不足，阻碍数据中心发展。
香港传统的资讯科技人才已经难以切合时代所需。随着“互联网+”的年代来临，市场对于人才的要求也逐渐改变，新时代下，只懂硬件配置技术的人才，显得不合时宜，香港的教育培训配套不足，已广为创科企业所诟病，一些企业甚至要派员工到深圳训练，解决因政府无能所造成的人手问题。
近年来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迅速，今年4月，贵州省委常委慕德贵曾言要借香港的人才发展当地的创科产业，但只要想深一层，便可知道这是客套话。早于2014年，贵州便成立了大数据产业应用研究院，贵州大学亦成立了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提供大量大数据人才，这也是苹果选择在贵州设立数据中心的原因之一。
就算贵州真的是人才不足，也只是因为产业扩展太快而衍生的“幸福烦恼”而已。香港近年的确有院校推出了关于数据中心、云端技术的高级文凭课程，但宏观而言，政府却难言订立了完善的人才培训策略。
归根究柢，香港创科产业的问题出于政府欠缺宏观策略。须知道，所有社会问题背后都有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官员必须对问题有整体的认识，更加要以强而有力的政治手腕统领治理。
也许一些官员会认为，香港已经吸引了腾讯等大型企业在港设立数据中心，而近年来，数据中心亦录得增长。香港凭借司法制度、治安、地理环境等因素，的确吸引了一些数据中心驻港。但是，所谓的制度优势并非不可取替，近年各地都锐意发展数据中心，如果香港继续不思进取，只会落后于人。再说，完善的制度也是由昔日的管治者建设出来的，今日的管治者又会为后人留下什么制度遗产？抑或守株待兔，直至所有优势都消弭殆尽？香港是否能走出困局，视乎为政者能否先天下之忧而忧，察识社会以至自身问题的所在。
浏览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
敬请留意9月17日出版的第129期《香港01》周报，各大书报摊及便利店有售。您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