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青年“逼上梁山” 不公义的制度该当何罪？
除了暴力与激进，主张港独的青年在近几年更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主张。代表梁天琦的资深大律师蔡维邦直言，年轻人犯错，是上一代精英阶层只顾贪图逸乐、推卸争取民主责任种下恶果。这种说法虽然没有错，但显然有所偏颇。民主当然重要，但香港的社会冲突与政府多年来未能实践有效管治，未能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亦息息相关。试问，民主国家就没有社会不公的情况，没有激进的少数群体吗？将所有社会问题推卸到这群年轻人身上并不合理，但将责任只说成是社会制度的错，同样没有看到事实的本质。
单就社会责任一环而论，只要“梁天琦们”以言行表示已诚心反思，放弃极端主张，那社会是有道德责任重新接纳他们、帮助他们改正。毋庸讳言，除了部分心怀恶毒的人外，不少参与旺角骚乱的青年都是怀着爱护香港、反抗社会不公的初心。只要他们告别激进，应该获得重新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
相对于独派青年能否“重投”社会，主流青年群体所面对的困难，更值得社会关心。“青年”或“年轻人”在香港已经变成较刻板的概念，社会容易简单地二分。一边是像梁天琦这样走在街头宣扬反建制思想的激进青年，另一边是像青年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刘鸣炜般，出身精英阶层而亲建制的保守青年。但社会实况却是，绝大部分的青年既非梁天琦，更非刘鸣炜，而只是一群默默地努力，希望可以改善生活条件，成就一己之福的平凡小市民。
相对于刘鸣炜，梁天琦与主流青年的背景更为贴近；或者应该说，“梁天琦们”多数就是出身于主流青年，因为他们正是最受不公义社会发展所折磨的一群。他们面对的困难是什么？四字形容，攻守两难。
青年所希望“攻”的，不过是阶级向上流动，可因应时代发展的大趋势，谋求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发展路径。若社会稳健发展，青年自然会呈现活跃好动的本性与探险精神，善用各种可资利用的社会因素创立一番事业。残酷的现实却是，现时年轻人在踏入社会工作初期，要“守”住基本生活条件已困难重重。沉重的负担令他们朝不保夕，所谓开基创业只是痴人说梦话。更为残酷的是，青年根本难以倚赖自身力量改变困局。当活跃好动的本性异变成反抗建制的力量，反过来影响社会安稳。
政府无所作为 或酿下轮冲突
针对上述挑战，港府可做及应做的事十分明显，一是减负担，二是增机会。
青年人现时甫进社会，已深受学债与住房两大枷锁捆绑。前者较易处理，诚如我们多番指出，港府只要增拨数十亿经常教育开支，已可以全免香港所有大学生学费及学债。对坐拥万亿元盈余的港府而言，这只是为与不为的问题，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相对而言，房屋问题较为严峻。长远计，大量增建公屋及有针对性地提供青年单身公屋单位，是解决青年蜗居、屈居，乃至无居的根本方法。在此之前，政府也应以需求主导为大原则解决青年殷切的住屋需求，为他们提供租金与负担能力挂钩的临时宿舍，缓解燃眉之急。
增机会，就是要为有意创业的青年营造有利环境，为无意创业的提供好工。香港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均由地产及金融业主导，其他领域的企业多少也与地产商有关。以老掉牙的方式谈“地产霸权”没有意义，但被地产发展商牵着鼻子走的发展模式，令租金不断擡升，提高创业门槛并遏抑创业意欲，使经济多元化沦为口号、产业空洞化无从变改，则须正视。
经济单元乏味，令具备不同专业技能的青年难以找到更“笋”的工作，工资因而受限，无从在第一次分配中参与经济发展成果。要防止青年的“乳酪”被偷走，政府须放弃不干预思维，主动规划发展不同产业，并提供可负担的经营空间。激活创业市场、提高专门人才的薪酬后，整体市场工资水平才有望提升。产业政策与较正义的一次分配的关系正在这里，也是政府应集中精力处理的关键环节。
可惜，上述的大、小建议，政府往往都表示难以为之，甚或听而不闻。这一来是阻挠社会变革的既得利益藩篱确实存在，但归根究柢，症结仍在于政府欠缺推动变革的认识与决心。官员以诸如“尊重市场运作”、“现有机制行之有效”借口，掩饰庸政、懒政、怠政的事实，即使在小项目上也见不到较为显著的推进，大众就更难寄望在他们的管治之下，社会可以出现结构性、综合性的变革。
青年难自救，政府又袖手旁观，年轻人的愤怨只能一直累积；这一代的“梁天琦们”就是由此而生。情况就像地震带中的挤压力累积，在没有任何方法疏解下，纵使一时三刻不引发震动，但时间一久却一发而难以收拾；只要板块结构不变，震后压力还是会重新累积，然后等待下一波地震。回归以来的大型示威及冲突，究其底蕴同样是社会不公不义所造成，也是官员管治失效所造成的一波又一波“地震”。
在2003年的经济低谷里，社会各阶层均遭殃，青年的声音不太突出。到“占领中环”行动时，社会已出现严重的贫富与世代矛盾，年轻人尤其受阶级流动停滞影响，完全见不到发展前景，这个世代的不满变成强力火药库，直接威胁社会平稳发展。
社会集体自省 才能推动结构转型
当然，不满不代表可漠视社会法纪，甚至以暴力手段宣泄情绪，伤害社会各群体之间的信任。就此而言，梁天琦罪有应得。但社会亦需自我反思：令青少年“逼上梁山”、绝望至盲目诉诸暴力手段的不公义制度，及其背后拥有社会政治权力，却坐视贫苦大众遭剥削的建制精英，难道就没有责任吗？
香港的贫富悬殊与分配严重不均，并不单纯是蔡维邦口中的七、八十后所造成的，而是早已深植在香港殖民地时期的制度祸根；它更不单纯是蔡维邦口中上一代放弃追求民主自由所导致，而是香港社会一直以来漠视建设公平正义体制、盲目相信只要争取选举就是万灵丹所造成的。今日，不少涉案的年轻人至少已在法庭上口头认错，那享尽多年制度发展不公红利的精英阶层，是否也是时刻有所自省？
摆在面前的事实是，旺角骚乱只是香港不公义社会分配制度所导致的其中一波浪潮，只有根本改革社会分配体制，解决贫富与世代矛盾对立，社会才有机会真正安宁。反之，周期性动荡与冲突只会指日可期；一代的梁天琦看似过去了，但下一代的梁天琦却在孕育当中。
港府官员也应该明白，现时在他们之上的已不是一个事不关己的殖民地宗主国，而是一个出现问题必定会力求标本兼治的强势中央政府。更重要的是，香港市民的权利意识已经今非昔比，青年本土运动的崛起就是香港人对自身权利有所觉醒的现象之一。港府官员若继续希冀含混度日，怕是不可能的，还是应该在反省检讨之后，尽早谋划改革方略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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