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2047不是命题　“港独”和“公投”不是选项

最近，包括青年新政、香港民族党与香港众志在内的多个“伞后组织”建党，“港独”及“公投” 都不约而同成为他们政纲的关键词。

传统泛民被问及对这些新政党的态度，公民党梁家杰和民主党何俊仁都表示反对“港独”。不过，梁家杰称：“我不支持‘港独’，也不相信‘港独’会有市场，但若‘港独’作为讨论议题，亦无不可。”

梁家杰的回应，可能是要显示自己的开放性：“我不认同你的主张，但我誓死捍卫你的发言权”，但作为政治人物，对例如“港独”这种激进议题竟表现出如此暧昧的态度，客观上只会助长肤浅与远离现实的幼稚想法泛滥社会、令改革误入歧途。

“五十年不变”是“一国两制”的承诺，但并不能引伸“五十年必变”的结论。只不过“港独”正是利用这样的一个虚妄的前提，为2047制造政治话题，抢夺话语权。这本来只是小孩子的游戏，但有些人竟然越玩越起劲，甚至一些大人也当真起来。

占中的时候，包括何俊仁、梁家杰在内的泛民，已经在类似“和理非非”、“本土论述”等议题上，因其立场模糊而吃过大亏，现在更加不应该掉进另一个“港独陷阱”。

香港人目前需要争取的，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真普选和让港人真实感受到的“港人治港”，至于“港独”或“公投”，都是脱离历史与现实、让人误入歧途的假命题。

“中港谈判”不可能

上世纪80年代，中方在中英谈判期间确定回归后香港社会制度“五十年不变”，给予香港人定心丸。香港人在97前曾因“前途问题”的困扰发生过移民潮，但在回归后，不少人已陆续回港。对于香港主权的问题，中国的立场从来是寸步不让。就算是当时的“中英博弈”，中国还是个“弱国”，英方挟福克兰战役之余威，兼有军队驻港，美国更是英国的盟友，结果仍只得同意香港回归。今日提出“港独”的人，有没有计算过这一举动需要付出多少代价以及现实上的可行性？连拥有军队的台湾都做不到，“港独”只能是一场毫无胜算、必输无疑的“赌博”罢了。

一些香港年轻人、政客和旁观者，想要仿照中英谈判确定《基本法》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希望争取在2047之前创造“中港谈判”的现实，“解决”2047之后香港的“前途问题”。提出“公投”作为策略，不外乎是企图获得“民意授权”的声势，把它变成“代表”香港人和北京谈判的“筹码”，以为这样就可以主持大局。正如荷李活的电影人，他们先创造一个虚构的“超人”，再创造一个虚构的“蝙蝠侠”，现在更进一步，创造出他们之间的“对决”。一切基于虚构的假设，无论如何演变，仍是虚构。“港独”在香港政治现实中是“虚构”，是不可能发生的想像，将“公投”作为获得“民意授权”的另一个“虚构”，以为就可以“代表”香港人和北京谈判，这种想法就好像“超人大战蝙蝠侠”，无论“决战”得如何“激烈”，仍然只是一个挑动观众情绪的虚构情节，是虚假的。

回顾历史，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香港精英阶层曾提出“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但中国的一贯立场是不承认包括《南京条约》在内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既然如此，英国拿什么主权来换香港的治权？当年英国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今天香港人拿什么去抢夺主权，推动“港独”？香港人应该知道，“一国两制”并非靠英国人争取回来，这是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主动承诺，更是通过人大制定《基本法》来确立，换言之，香港不存在所谓“主权争议”。香港人的所有抗争都无法脱离两大前提：第一，香港在中国的主权之下；第二，香港的治权来自中国人大通过的《基本法》，而非由香港人“公投”可以决定。

“五十年不变”所指的，是中国承诺香港现行的社会和生活方式保持“五十年不变”，但港人没必要将2047年作为严肃的命题，更没有人说过2047年之后“一国两制”就会变。2047存在多种可能选项，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香港的主权不存在讨论的可能，而任何的决定，相信中央会咨询港人意见，但结果一定是经由中央通过人大来作出，香港人要争取的是延续港人治港、一国两制，不断巩固和优化这种制度安排。但对任何脱离主权的要求，即便用占中的方式，中央也不会作出让步，香港在这一点有充分的经验。

《基本法》赋予香港人以普选权，规定行政长官的选举“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而立法会议员的选举亦“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香港人今天的政改目标就是争取在《基本法》的框架内，符合香港人普遍期待的真普选，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策略和制胜之道。

“公投”不具备现实性

“公投”普遍被认为是针对特定议题获得“民意授权”的政治行为，但香港并没有支持“公投”的法律，以往的“公投”都不具备效力，亦缺乏社会认受性，是政治宣传意义的“公投”。推动“公投”的政党其实是寄望用“公投”结果作为与政府或中央谈判的筹码，就如2010年的“五区公投”、2014年的政改电子公投，但这些公投结果最终都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回归之后，香港政府的公务员角色没有改变，依然是传统的官僚体系，只能够对社会矛盾产生被动回应。以往主导社会主流思潮的精英阶层，由于缺乏适应新时期的主体论述，对社会变化无法再起到领导作用，这种主流论述瓦解所产生的领导真空，被碎片化的情绪反应取而代之。以学者和泛民为主导的“和平占中”本来是政制改革的主流论述，但在年轻人的冲击下，运动瞬即变质，甚至后来出现所谓“拆大台”和“学联不代表我”现象，导致占中最后沦为只有情绪、没有“主体论述”的无政府主义学生运动。当“占中三子”失去了领导地位，当泛民失去了领导地位，当学联失去了领导地位，当金钟失去了领导地位，那场运动已经不是原来性质的运动了。社会精英在香港长期缺位，香港政治分崩离析，山头林立，这些情绪相互博弈，缺乏现实基础，最终“殊途同归”而走向分裂趋势的“港独”和“公投”。可惜，连一些老成的政客也摆脱不了这一个浪潮的冲击，放弃香港坚持理性的核心价值，随波逐流。

香港的2047之路

不要低估了年轻人发起的“2047讨论”，绝对荒谬的论述同样可以在短时期内激发不少人心的躁动，大家没有看见美国选举中提出在墨西哥边界筑起高墙的建议吗？当这种品质的讨论占据了舆论场，它不但不能够改变现状，反而造成一种内耗。《伊索寓言》中替猫挂上铃铛的老鼠说说容易，可是谁去以死涉险却是千古难题。就算有人认为自己勇敢，要将危险的假想实现，但后果要由整体社会承担，社会未必愿意为这种“勇敢”埋单。

香港人为推动改革进行抗争是必要的，抗争就是沟通，特别是当对方无法理解香港人的追求，更无法理解香港人如何认识“一国两制”时。但抗争应该是理性的和有策略的，必须以保障香港整体利益为前提，不是去满足某些人的兴之所至。

未来中港两地的努力，都应该在“一国两制”的共同目标上，努力寻找共识。当两地的目标一致，才构成有效沟通的基础。英国人管治香港百多年，也从来没有给予“港人治港”。《基本法》赋予香港人的权利是前所未有的。过去，一些人认为“井水不犯河水”，中港就相安无事。但事实证明，两地不发生关系是不可能的。中港精英都该抚心自问，如果双方对“一国两制”有信心，希望其可以继续运作，那么是否双方都应该作出一些积极调整？中央应尽快重新启动“真普选”的政改，本港“反对派”也应承诺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框架内推动政改，这样大家才可建立互信基础，进行良性互动。

现在有些人说中央霸道，不懂香港；担心中央是否真的愿意落实“一国两制”。事实上，“一国两制”的“两制”，已经表明中港两地在社会管治上有不同的信念。作为强者的中央，必须拿出最大的善意，接受港人按照自己的逻辑和习惯行事，甚至承认中央其实不懂香港，只要香港不超越“一国”的底线即可。中央更应对香港展示更多包容和理解，例如当主管港澳事务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下月访港时，可以进一步落实中央较早前在两会期间显而易现的缓和态度，释出善意，为绷紧的中港关系松绑。

香港“反对派”的抗争，也应回归文明、理性。在政改商议中坚持无法实现的“公民提名”做谈判前提，用毫无策略的“占中”来施压，这都是情绪化和粗暴的政治手段。如果激进手段有机会成功，或许市民还可以考虑承担后果，但事实如何，大家都有雪亮的眼睛。“港独”和“公投”作为一些人表达不满的姿态，可以理解，但绝非梁家杰所言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议题”，这种言论忽略了学术讨论和政治讨论的差别，忘记了政治家对社会的承担。一如《蝙蝠侠大战超人》是一套电影，你总不能把它当成在现实中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样讨论，甚至在教材中作为学生努力的对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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