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创造上流阶梯才能真正扶贫
社会亦有声音坚决支持政府不派钱，但这并不是因为大家认为社会已经均富、毋须锦上添花，而是市民深明这种糖衣毒药只会麻痹社会痛感，甚至合理化不公义的财富分配政策。须知社会资源分配应恪守公义原则，不应沦为舆论或政治手段。无差别的派钱绝不可取，以派钱作为财政管理手段更深违公义。
归根结柢，派钱的不公义，在于贫富所得均一，而且解决不了草根阶层面对的结构性生活困局。若然这种平均派钱发生在一次分配，各阶层都能赚取公平合理酬劳，这对穷苦大众而言当然是喜讯。然而，富者在一次分配时获得远多于基层的收入，在二次分配时因为官员懒政再次获得与基层同样的津贴，社会公义不张，政府的存在就毫无意义。事实上，派钱既非良策，亦吃力不讨好。富者不会因多得数千元而感欣慰，真正需要财政辅助的基层，却得不到持久并带来实质改变的援助，久久渴望的制度改变，如住屋权利、医疗改革及退休制度改革，更会在派钱后因为官员狡辩“资源不足”而无法落实。因此，所谓“雨露均沾”实为“一夕欢愉”。事实上，派钱过后，责骂政府对社会不公、无所作为的声音仍将纷至沓来。政府应该做的，是集中资源“精准滴灌”，而非“大水漫淹”。
倘若政府不派钱，必须清晰交代“留财何用”，并谋划长远的公平收入模式，使市民不再因愤怨政府的佣懒怠政而要求无差别派钱。《香港01》曾对林郑参选特首寄以期许，相信她的果断善谋，会彻底与“前朝”守财奴思想割裂，既不作懒政式的“派钱了事”，更不会作怠政式的“留财不用”。若然政府在不派钱后，仍然是庸碌无为，届时必然因失道寡助而遭群起攻讦。
向“橄榄型收入模式”转型
事实已经证明，无论是派钱还是退税，都无法推进公平收入模式。究其原因，这种近乎还公财于富者的举措，实无助缩减贫富差距、纾缓中产和草根阶层对制度不公的怨愤，更不符二次分配原则，对提升经济竞争力毫无助益。众所周知，香港贫富差距悬殊，基层生活苦不堪言，中产沦为夹心阶层，财阀巨贾恣意挥金如土。政府的责任是借助税务或财政政策实施改革，创造向上流动的社会阶梯，把极具欺骗性的“漏斗型收入模式”转型为中产主导的“橄榄型收入模式”。
推进橄榄型收入模式的根本目的，是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而减少甚至消灭赤贫，令中产阶层成为社会公义进步的生力军、经济结构转型的主动力，促进整体社会迈向共富共享。为达致此目标，在制度上有两项方略。一是在一次分配时确保市场的“公平合理按劳获酬”制度有效运作，保障劳工免受制度剥削。二是在二次分配时，积极发挥政府⻆色，建立财富转移结构，提高基层收入、巩固中产生活品质、鼓励创业致富，适度调节巨富阶层的收益。相对于二次分配，在一次分配中保障弱势群体公平合理按劳获酬及为具发展潜力的青年提供工作机会最为有效。就此，政府急须推动的政策有二。其一，用更具创意及崭新思维全面检讨最低工资制度，按部就班将最低工资调整至公平水平，而非现时毫不符合社会现实的34.5元。近月接连的工潮与工业意外，正正揭示基层劳工备受剥削及业界丑态。只有务实渐进地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水平，针对各行业推行精准的政策扶助，用提高基层工资倒逼经济结构转变，继而提升整体劳工收入，才能真正扶基层振中产，缩窄贫富阶层的收入差距。借助税务及财政安排，鼓励商界积极参与相关措施，实为政府责任。
其二，全面落实产业政策，专注于提供更多具发展潜力及待遇优厚的创业与工作机会，还市民“好工”。现时基层市民、特别是贫困青少年对未来失去希望，归根结柢，港府在过去数十年间把所有鸡蛋都放在金融服务业的篮子里。将“中环价值”奉为圭臬的“幸运儿”在社会扶遥直上，惟不少有才干的青年却难以找到适合工种尽展所长。《香港01》曾主张，借助改革并制定精准的产业结构及教育制度，增加医生、机师、科技人员及专上教师等不同领域的高薪专业职位，为青少年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这正是直接扶倾济弱的手段。
“兜底”措施无助基层脱贫
至于二次分配，必须以调低中下阶层生活成本、扶志扶智为本，确切做到增强贫弱者自我致富的能力与动力。过往香港社会的资源调配措施长期聚焦于保障基层收入的“兜底”政策，认为这是立竿见影的方法。“兜底”措施对基层而言，无疑是“及时雨”，额外发放综援金等“一次性”纾困措施，确实短期改善基层生活。惟港府官员一直认为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足以扶助贫苦大众，而未作长远规划和结构性改革，正是怠惰于“兜底”措施的懒政表现。事实上，真正的扶贫或灭贫并非纯粹为草根保命续命，更关键是协助基层上流，鼓励其根本摆脱贫困。这种“以攻代守”的政策，才是消灭包括“N无人士”在内弱势群体的最佳方法。
降低生活成本的根本目的，在于让人民无后顾之忧。香港衣食住行无不昂贵，按最新的住户开支统计调查，单是此四项开支的中位数已逾14,000元。如此沉重的生活支出，对于过百万基层而言，根本是难以承受的重担。《香港01》曾倡议回购港铁及推行“两蚊搭港铁”，可望大幅减低基层的通勤开支。政府更须全面检讨公共房屋的定位，清晰确立住屋是权利而非福利的基本原则，调低申请公屋的门槛，让港人免受㓥房蜗居之苦。只有确立此原则，政府才能在政策上励行收地、拓地，再在财政上配合，积极兴建大量优质公屋。此外，港府应全面革新医疗系统，令公共、私营、社区医疗各司其职，为市民提供价格合理而质素稳定的医疗服务，包括重病保险。政府从各方面多管齐下，自可让市民安心奋进。
“扶智”以扶助贫弱致富，早属老生常谈。香港教育制度成本高而成效低，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不论学制、课程设计及教师薪酬等制度臃肿、漏洞百出，亦落后于时代发展，师资优化更是乏善足陈。虽然教育开支的实际金额逾800亿元，但在比例上占支出不足20%，未能协助低下阶层上流。基层家庭入读大学比率只有22%，远低于富有家庭子弟的54%，申领助学贷款的学子，毕业后更一身学债。此外，政府有意识推动传统名校转直资，导致学校阶层化。学校校政管理与学生身心成长问题，近年亦屡引丑闻。如何利用教育助基层脱贫致富，乃至以此为经济增长新引擎，是林郑必须填补的后续答卷。基层市民若“前进有装备、后退有保障”，自然更有信心向上奋进、勇敢创业，“扶贫”、“扶智”的同时，自然也起着“扶志”效果。凡此种种，处处耗财，公共财政资源岂能以派钱为借口恣意挥霍。
相反，政府可在税制改革上更为积极，例如在调整税率阶梯减轻中产负担的同时，亦可针对富有阶层调整标准税率，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应付经常性开支的能力。现时年入息近180万元的富有个人或近300万元的夫妇，只须缴纳相对较低的15%标准税率。但年入息远多于此的富豪，所缴税率则未见调整。在美国，巴菲特与比尔盖茨等超级富豪均提倡开征富人税，香港的李嘉诚先生也曾提出增加利得税，促使享尽发展红利的天之骄子和企业负担更多社会责任。这些超级富豪并非慷他人之慨，而是认为这是社会精英应有的认识和良知，更何况对此等税率稍作调整，仍不会削弱香港的税务优势。
上述财政管理手段，可归纳为“公义主导”、“体现包容”和“务实渐进”三项原则。公义主导是要令社会共享发展红利，并且避免在二次分配时作出懒慵怠政措施，积极改善政府财政在二次分配的作用。体现包容是要在社会整体发展向上时，不忘回望落后的一群，对基层加以扶掖，乃至助其致富。务实渐进是要政府准确判断社会需要，不冒进不乱取，切实制定可行及精准应对的政策。但说到底，政府要做到上述种种，关键在于须正视自身角色与责任，真正做到莫当守财奴，进取为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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