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港府须以分配正义 主导理财新哲学
不论是税务学会的意见，还是政府近年不断重施的“派糖”故伎，都难以对症下药，真正回应社会所需。究其根柢，问题是出于政府与社会大众还是未能深刻认识“分配正义”在公众资源再分配中的意义，甚至认为“派糖”就已是与民共享。特首林郑月娥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必须深入认识“分配正义”的课题，只有真正明白政府财政和施政之间的关系，才能利用财政手段，达至整体的社会效益。
所谓分配正义，就是透过政府在社会生产与消费两部分发挥积极分配角色，使各阶层都能充分享受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不会让任何一方成为其余阶层成功的牺牲品、踏脚石。只有正义的分配方式，才能持续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反之，就会引起社会矛盾、对立与冲突。
生产部分的分配正义，除了在制度上确保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者，可以依法获得其应有回报外，更重要的，是利用财政资源积极支援产业发展，以及精准地运用积累的财富投资未来。正义的生产分配不是消极的“理财”，更具进攻意味：要维持经济不断增长的活力，才能为政府带来更多解决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资源；发展是硬道理，就是硬在这里。
首先，政府须制定详细的产业政策，以具远见的目光协助企业在发展路上拆墙松绑，务求令市场力量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科学产研为例，港企近年来在创新发展路上严重滞后，又不愿意或没能力投放太多资源在科研部门，甚至连金融科技、流动支付等理应是香港强势的领域都乏善足陈，处处落后于竞争对手。香港虽然相对欠缺科研人才与风险资金，但未至于一无所有。造成今日企业不敢也不愿投资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官僚习气严重，未能积极投放资源，为有志在科研、互联网等领域发展的企业提供合理的投资环境。可以说，政府官员懒政怠政，与及欠缺真正认识科技发展的人才来主持大局，导致香港经济转型、产业升级长期流于空谈。如何把政府的财富交托予可信任的人才，真正善用“创新及科技基金”等资源开展香港的科研企划，是林郑月娥能否引领香港重回发展正轨的关键。
其次，是运用资源投资未来，当中又以投资教育为重中之重。筹备未来这部分的关键，传统上在于建立稳健的后备或保险基金，简单而言就是要降低社会未来的生产风险，防患未然。政府综合帐目中的一系列基金，都属于这类防守性储备。但相对于为巩固防守而把钱绑死，社会现时更需要政府拨调部分资源用于积极用途。例如《香港01》倡议的“八大免学费、毕业无学债”，只会令政府经常性开支增加19亿元，就能够让学生免于学债捆绑，可以积极创业创新，释放大学生生产力的同时，更能刺激经济结构革新。
至于在国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大湾区建设时，政府可考虑设立一带一路或大湾区基金，精准设计其用途，顺势推动专上教育产业化。只要成功把大中华区、东南亚发展成我们的教育产业腹地，就能吸引大量学生来港求学，当中所生财利可以拨归本地学者研究、学生求学，以取人之资、供己之用的方法，持续强化香港竞争力。政府须多作类似的大胆想像，借用殷厚的财政实力，尽其所能刺激及释放香港各类生产要素。只有勇于承担、勇于谋划未来的政府，才是真正负责任、体现正义的政府。
公共开支现时未满足社会共同需要
消费部分的分配正义可以说是政府长期以来相对疏忽的环节， 这部分涉及两个关键领域，一是公共开支、二是个人消费。
正义的公共开支，必须满足社会共同需要，以及为社会大众、特别是弱势社群提供合理社会保障、基建设施、共享资讯。政府现时的公共开支，往往未能真正做到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往往把精力集中于服务权贵、既得利益者。当然，港府没有真正耗费大量的财政资源直接进贡既得利益者，但间接的补贴却是数之不尽。例如，粉岭高尔夫球场作为珍贵的土地资源，主要用途却是供香港的一小撮“贵族”聚会、消闲或洽谈生意。又例如，主要地产商囤积的农地资源，本应用于香港农业发展，或应由政府以合理价钱回购作合理用途，政府却纵容地产商以极低成本把农地合法但极不合理地转为住宅地谋利，出现“有钱冇地用”的闹剧， 成为公共资源使用中的最大分配不正义。
至于为弱势提供合理社会保障，政府更欠缺魄力。以世界银行的“五支柱”退休保障为例，政府长期倚赖“零支柱”（以公帑为贫穷长者提供生活保障）应对，长期无视第一支柱（无条件享有的公共退休保障）缺位的问题。必须承认，政府在本年中将推出的高额长者生活津贴（每月3,485元），是改善零支柱的一大步，但相关申请条件苛刻，单身长者资产不得超逾14.6万元、夫妇则为22.1万元，仍有相当部分长者无法得到合理保障。库房结构性“水浸”，本是设立基金应对退休、Ｎ无人士、医疗支出等保障；甚至谋划构建第一支柱，推动全民退保的良机。政府纵使无意在资产价格水涨船高时成立主权基金，也须有序部署成立这一系列真正急民所需的“未来基金”，以展现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理财视野。
以上说的，是属于国民收入分配的宏观层面调控，而真正切身影响小市民生活的，则须数到个人消费，也就是个人收入的再分配。《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个人消费分配正义的极佳描述。但讽刺的是，香港现时的实况却是《老子》此文的下句，“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新自由主义主导的香港社会，经济上扬时，富者极尽剥削能事而几乎尽取所有，穷人难以分享发展成果；经济下滑时，富者或有所失，但穷人则必然面对极其恶劣的经济压迫。
事实上，要做到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极其困难的，惯于以财政货币政策作为主要经济调控手段的经济体，纵使有扶助弱势的心，往往只能做到“损有余”，却不能精准地做到“补不足”。以去年底的“贫穷线”争议为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指当局制定的“贫穷线”非“扶贫线”，贫穷线只用作调整政策及检视成效。这句说话听起上来十分难明，但只要明白政府的措施是集中于以宏观政策调控，而不是针对性地解决个别群体的贫穷问题，就大致可以明白他的说话。相对于港府的宏观调节，大陆扶贫强调的，是精准针对特定群体，既要扶贫、更要扶志，既要授鱼、更要授渔。以上的差异，源于不同的价值观，港府官员要自我革新思想，摆脱新自由主义的枷锁，从而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才能真正体现理财上的正义。
要实践上述的一系列“公平”，要政府还清一笔笔的良心债、道德债或公义债，处处都需要钱。因而，我们不但要在库房水浸时谨慎理财，更要进一步广增财源。这当中有一项根本原则，就是要社会大众都能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在这样的前提下，政府增广财富的手段既不应加重中产夹心阶层的负担，更不应以任何形式进一步剥削基层草根。
开征资产增值税 体现分配正义
政府要证明自己有能力、有决心进一步公平分配资源，先要引入的不是商品及服务税。事实上，可以替代的税项还有很多，包括香港首富李嘉诚也赞成的增加利得税、相对于商品及服务税更能精准对焦富有阶层的奢侈品税，及资产增值税等。其中，资产增值税尤值得开征。经济上扬时期，富人透过投资获利殷厚，单是股楼二市为他们带来的帐面利润已然十分可观。在锁定利润时，政府适当抽取其中的增值所得，以支援低下阶层改善生活，可谓是应有之义。开征这税项带来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可以让低下阶层也能间接分享经济上扬期的经济成果，改变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常态，真正体现分配正义。
上文论述的分配正义的种种，其核心只有两项，也就是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强调“共享”原则，即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被先富起来的小部分人长期占据。中共的这套原则， 是其官员深刻明白，若社会不能达致分配正义，会引发各种更深层次的利益矛盾和阶级冲突，最后会危及政权统治的合法性。香港在经历雨伞运动与旺角骚乱后，官员应该深刻明白政治矛盾背后的经济成因；可惜的是，梁振英政府始终没有这种觉悟。林郑上台后的首份《施政报告》已教不少人失望，陈茂波主导完成的第一份《财政预算案》应该充分展现新政府的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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