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中港关系步入新常态

从李飞早前就《基本法》发表的讲话内容，到中共中央宣讲团自回归后首次来港，反映北京在十九大后，对一国两制已有了完整的论述，并且会按步就班全力推行。香港人，特别是一众自诩社会精英的公务员、高官以及政商界人士，必须认识今天北京对香港的要求，不能停留在过去“河水不犯井水”的思维。那就是说，就算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若只理解香港的一制已经不足够，必须同时认识中国大陆推行的另一制，包括中共的思考方式及处事作风，否则，会连香港的一制也不保。

过去内地官员一般都是以中央人民政府身份来港，少有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直接参与香港事务。但中央宣讲团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这次来港的“中央”乃“中国共产党中央”，而非“中央人民政府”，反映中共对直接就香港事务发声已毫不避嫌。

的而且确，中央宣讲团这次来港，目的就是要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中共向来重视政策和理论的下达，自十六大过后，中共均会组成中央宣讲团向外宣讲讯息，解释党中央的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在本月11日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讲团动员会”向宣讲团提出“七个讲清楚”，包括“讲清楚党的十九大的鲜明主题”、“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意义”、“讲清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深远影响”等，就是订立了宣讲团的解释方向。中央宣讲团这次首度来港，意味着中共已有意识地要加强香港各界，特别是香港官员，对更好地掌握国内政策或中共对国家治理的认识。

王志民在演讲中提及必须把握《宪法》和《基本法》、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融入国家和自身发展、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港事港办”“港式思维”和“内地方式”“北京思维”、“一国”和“两制”等“六对关系”。这说法与早前李飞的讲话一脉相承，也就是强调中央对港的主权，意思虽然要尊重及认识内地、香港制度之别，但是不容否认一国之实；香港拥有自治权，但这项权力是中央政府授予，而且不代表中央没有权力参与香港事务。从李飞、王志民的讲话内容可见，江泽民、廖晖的“无为而治”治港路线已成过去，中港关系步入了新常态。

这次中央宣讲团来港包含了重要讯息；可惜，正如港府及香港社会均对李飞来港的意义未能充分理解，不少人仍抱着把事件淡化的心态。两者的讲话内容，在社会上亦乏人回应。 林郑月娥指出中央宣讲团访港的性质是“讲座”、“政策简介”，未能清晰理解到这事件的重要性：“宣讲”的意义并不同“通报”、“简介”，更不是一般的“讲座”，因为“宣讲”有从上而下的意思。其实，林郑已不是第一次错判形势，她在竞选期间对23条立法表现得模棱两可，明显是未能察识中央治港方针的改变；李飞出席《基本法》研讨会当日直言23条未立法对香港有不良影响，便是纠正香港官员的错误理解。

港官治理能力受质疑

这次宣讲团来港，也反映了香港官员的治理能力受到中央政府的质疑。对于中央来说，若然香港官员治理得宜，他们固然乐见其成，也不须“积极”介入香港事务。诚然，林郑月娥比起前数届特首有心有力，也具诚意。但诚意归诚意，同样重要的是她对香港问题有没有足够认识，有了认识才能用得上力、才可能通过制度设计彻底解决结构性问题。从现时的情况看来，她在这方面似是捉襟见肘。

中央过去少有运用直接治港权力，不代表这权力不存在。在北京眼中，既然过去“无为而治”的政策不奏效，甚至引起混乱，于是适时而变。正如1987年邓小平在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曾言：“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因为香港有机会出现危害国家、香港根本利益的事，而这些事未必是香港可以解决的，故他又言“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

据报道，王志民在演讲提及他对青年在占中期间离家住在帐幕感到心痛。香港人向来实事实干、少谈政治，走上抗争之路，很大程度是社会不公、发展不平衡所致。部分港人明知港独百害而无一利仍执意为之，必须批评。但港府对民情突变，仍必须负上责任。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易纲在同日晚上的活动提及的“五位一体”发展模式，大可供作港府参考。所谓“五位一体”，即是富强的经济、民主的政治、文明的文化、和谐的社会以及美丽的生态五个方面要平衡发展，他指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方式，例如贫富悬殊，将会影响市民对幸福美满生活的追求。香港现时的发展方式，是否能够做到平衡、充分，官员实要好好反思。

香港的治理成效不彰源于没有有效的问责机制，这令高官、公务员并不自视为有使命在身的政治家，而是一个目光如豆、只懂见步行步、但求得过且过的经纪人。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16年发行了《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列出中西部22个省级党委和政府须总结扶贫成效，并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报送。在严谨的问责机制下，中国过去和近年的扶贫成效举世瞩目，更是联合国赞赏的案例，西方大国领袖无一不称许，而且中国有可能在2020年全面灭贫，这可能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最伟大的成就；也因为如此，习近平在十九大敢于以五年内全面建成小康为目标。

反之，近日林郑月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竟言香港没可能灭贫。无可否认，香港的情况与中国有异，但任何政府，不论意识形态，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让人民生活于幸福之中，而不是为了某个阶层的利益而工作。当日特区政府订立贫穷线，目标自然是为了解决贫穷问题，将贫穷线的设计解释为香港不可能彻底灭贫，这种无能而且不负责任的狡辩，实在让市民心寒。香港的贫穷人口愈来愈多，这既反映扶贫政策成效不彰，更反映政府根本不知道这项政策的本意和愿景。在文革过后中国百废待兴，邓小平当时尚且敢于以全面小康为目标、在1987年订立“三步走”的长远规划；今日香港坐拥近万亿储备，对贫穷问题仍只作小修小补，实在匪夷所思，这种发展方式亦难言平衡、充分。

过去，我们的公务员体系常说要政治中立，但是，从一国两制的“一国”来说，香港的“政治任务”就是要履行保障国家安全和统一的责任；至于在“两制”的香港这一制，最大的政治莫过于民生，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公务员对香港这一制的最大“政治使命”，就是把香港的民生搞好。

通过掌握中共的视角来认识中国

长久以来，香港人心目中的中共是指文革时期的中共，或者是与西方普世价值不同，甚至是冲突的中共。这种印象，在不少港人心目中根深柢固；大部分港人对大陆政治的理解，很难超越“一党专政”的想像，对中共党与国的关系，更缺乏深刻的认识。但当今天“两制”已不能成为拒绝面对“一国”的避难所，香港既是在政治和法理上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更是在经济（包括地缘经济关系）上完全依附内地，那就必须要放下心结，认识今天的中国。而要认识今天甚至明天的中国，就有必要认识主宰中国命运的中共，通过掌握它的视角来认识中国。无论你同意或反对它，都不可能再用鸵鸟思维视而不见。香港人从不畏惧不确定的未来，更大的挑战也曾一一跨越，那是因为香港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既然如此，就应该勇敢掌握状况，迎难而上， 直面这种新常态，重新认识一国两制，主动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掌握在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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