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林郑首份施政报告 莫沦官僚工作报告
今年初，林郑月娥竞选特首的时候，表明上任后将展示管治新风，而周三公布的施政报告，不少香港市民期待是她实现承诺的证据。在施政报告公布前夕，政府不断对外放风，透露多项即将公布的新措施，涉及税制、房屋、创新科技、安老等各个领域，在公众面前展现出积极的施政态度。然而，若细心分析这些“消息”，反而令人担心政府病急乱投医，甚至只是新瓶旧酒。
当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税制改革，林郑月娥曾经提出引入两级制利得税，将企业首200万元利润的利得税税率由16.5%降低至10%。在林郑月娥上任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项政策将令库房每年少收约50亿元，但亦相当于政府在市场投放50亿元，可以对香港经济带来正面帮助。而近期更有消息指，林郑月娥可能会加码减利得税，进一步把税率减至8%，涉及减税规模则会由50亿元增至逾60亿元。
近年不少企业抱怨经营环境困难，因此难以进行科研投资，又或者改善雇员福利，例如商界一直反对取消强积金对冲机制，主要原因就是担心成本上涨，经营更加困难。这种情况或许反映中小企业的状况，但将减税覆盖所有企业，包括哪些利润远超过200万的企业，又说明了什么？林郑月娥以为靠大手笔减税，就可以增强经济活力，这是一厢情愿，甚至是缘木求鱼，再次反映传统精英对经济的无知与迷思，更是香港经济发展蹉跎岁月的主因。
宜摆脱减税能促进经济迷思
香港长期奉行简单低税制，只有16.5%的利得税税率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其成员国的利得税税率平均为23%，较香港高出了6.5个百分点，中国大陆的利得税税率更高于这个水平，还没有包括经营税和增值税，但这并没有减少当地的经济活动和企业对科研的投资。当香港经济蓬勃发展之时，就从没看见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投资科研或大幅提升员工工资与福利；香港一贯以来的简单低税制，并没有令香港成为一个创新能力超卓、劳资关系和谐、经济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反而是在创新能力低落、劳资矛盾尖锐、经济发展暮气沉沉的困局中愈陷愈深。如果这些“消息”属实，林郑月娥施政之新究竟新在哪里，实在让人费解。
反观新加坡在2010年将利得税降至17%以后，就停止了与香港斗减利得税的竞赛，但近年新加坡经济发展水平却明显较香港优胜，例如去年新加坡的人均生产总值（GDP），较香港高出近两成，而新加坡的创新科技发展更在亚太区内名列前茅，就连香港一直引以为傲的金融业，新加坡亦有超越香港之势。
香港的精英阶层，相信也包括林郑月娥，一直以为满足企业的需要，包括减税，就是增强经济活力的万应灵丹，觉得减税就等于把资金投放在社会，经济就会蓬勃起来。这种过时的新自由经济学理论早已经被欧美国家和学者质疑，但在香港却依然很有市场。税率高低或许是影响营商的一个因素，但绝非关键因素，李嘉诚先生就将企业最多的投资放到税率远高于香港的欧洲，这就很好说明问题的本质，企业重视的是政府能否促进“有效市场”的发展，而不简单是税率的高低。新加坡和中国大陆政府就是敢于走在企业前面，领导经济发展的典范。新加坡政府牵头整合发展流动支付平台，为推动相关的创新科技产业发展起带头作用；中国创新科技发展的案例就更是遍地皆是。如果一家企业要对新加坡和香港进行比较，看见新加坡政府的进取，主动地为新兴产业营造环境、给予支持，而香港的官僚只懂得“无为而治”，甚至袖手旁观，两地之间的差异立竿见影。从现实的结果看，单靠低税率，根本吸引不了新兴产业，新加坡已经拒绝这种减税游戏，香港却仍“一本通书睇到老”，以为减税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怎不教人摇头叹息。事实上，香港缺少的不是经济动能，而是资源和财富分配极不合理，让劳动力品质无法提升和有效发挥，这是国民收入和劳动品质提升的问题，不是经济增长问题。香港中小企业面对的困难绝大多数来自高昂租金，减税根本不是对策。减税唯一受益的是高利润企业，这对社会毫无益处，甚至是资源错配，恶化社会不公，阻碍经济转型和发展。
应取回土地供应主导权
除了税制改革之外，房屋政策是施政报告另一重点。除了早前公布被称为“良心㓥房”的社会房屋计划，研究以货柜作为过渡性住房，供轮候公屋的基层市民入住外，施政报告的重头戏预计是个人首置上车盘计划。据《香港01》早前报道，首批单位可望达到3,000伙，协助家庭月入介乎52,001元至70,000元的夹心阶层上车。但这项政策，只是延续了公务员“头痛医头”的施政坏习惯，甚至是断错症、用错药。
这里的关键是个人首置上车盘极可能以公私合作的方式进行。造成香港现时住屋困境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失去了土地供应的主导权，无法透过有效调度土地资源兴建住屋，解决香港市民、特别是中下阶层的需要。过往两任特首都错误以为可以依赖市场力量更有效分配土地和房屋资源，结果是香港的房屋和土地政策完全向地产商倾斜，地产商多年来囤积大量新界农地，政府没有魄力改变现状，被迫在调配土地资源上优先满足地产商，造成私人住宅潜在供应量不断创新高、楼价亦不断创新高，但公营房屋却因缺乏土地，导致建设进度严重落后的窘境。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林郑月娥本应深明政府必须取得土地供应主导权的道理，她在担任发展局局长时，曾表示在新界东北新市镇的发展上，政府会运用公权力向地产商收地，再由政府统筹发展，就算此举会面临财团的法律挑战，政府亦要取回土地供应的主导权。但现在当上特首的林郑月娥却轻易“打倒昨日的娥”，甚至可能在施政报告中为公私合营的土地发展模式作政策背书，教人哑然。
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或因政府的土地库存确实左支右绌，要在短时间内兴建最多住宅，只得寻求拥有大量土地储备的地产商协助。不过财团的本质就是“在商言商”，务求将利益最大化，而政府向地产商要地兴建资助房屋，无异与虎谋皮，一来难免要与地产商作利益交换，例如向政府让地的同时，要求政府将邻近的更大片土地加快改划发展；二来更连政府今后的资助房屋供应节奏，都要仰地产商的鼻息，连有多少资助房屋可以应市，都由牢牢控制土地供应主导权的财团把持。
即使政府向地产商“低声下气”要地，可以换来的房屋供应亦相当有限，在接近28万个公屋轮候申请、近十万㓥房、每年五万多个新婚家庭面前，实在杯水车薪，有如以高昂代价向地产商要来一块药水胶布，遮掩早已病入膏肓的房屋政策伤口，连止血之效都做不到，政府失去土地供应主导权的根本问题一日未能解决，只会是养痈遗患。
无论税制改革也好、房屋政策也罢，这些施政报告事先张扬的“亮点”，突显出香港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以为香港过往的成功，都是市场力量的结果，甚至将“积极不干预”变成官员不作为的理论支持：以为政府少收一点税收，经济就会自行茁壮成长；以为将房屋土地资源放手给市场主导，香港市民就可以安居乐业；以为成立五花八门的各式创新基金，就可以“翘埋双手”坐享新兴产业发展的成果；以为医疗安老开支每年增长几个百分点，就会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对于仍然沉醉于香港昔日成就的社会精英，必须从睡梦中觉醒过来，看看今天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如何积弱不振、百病丛生。特别是当2008年的金融海啸，社会过分依赖市场、放任市场，结果就是市场失效，整个社会都遭到反噬，今天的香港，正深陷这样的困局之中。
对于社会精英阶层，包括林郑月娥，应该好好重温港英年代的1972和1989年的两份施政报告。1972年，时任港督麦理浩在施政报告之中，公布当时极其大胆的十年建屋计划，目标是为180万个香港市民提供安定的居所；至于1989年，时任港督卫奕信，在当时的施政报告之中则公布兴建赤𫚭角机场及相关配套基建的“玫瑰园”计划。
假如当年麦理浩看待房屋问题只是头痛医头，以当时仅有的土地、财政资源“限米煮限饭”，每年兴建三数千个单位交差了事，就不会有1970、80年代因为新市镇建设带来的经济动力；如果无法解决1967年暴动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尤其房屋矛盾，社会持续不稳就不会转变为有利工商百业发展的环境。假如卫奕信因为英国失去香港成为定局，就索性放弃“玫瑰园”计划，香港恐怕在后过渡期会更为动荡，没有赤𫚭角机场的出现，香港也不可能成为亚太的航空枢纽以至国际大都会。
抚今追昔，香港今天的成就，并非政府放手给市场的结果，而是前人种树后人享，因为昔日的政治领袖以极具前瞻性的眼光，构想香港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远将来的发展面貌，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政治气魄带领社会向前。当年的某些殖民地高官，尚且会对香港的未来有想像、有愿景，会为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承担起政治领袖的责任。今天不少身居要职的政府高官，包括林郑月娥本人，应该了解这段历史。今天的施政报告，已经变成只懂得“派糖”、欠缺远见且充满官僚味道的流水帐式工作报告，这是每一个香港人，特别是身处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精英阶层必须深切反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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