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林郑的税制改革 除了减税还是减税？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日前透露，特首林郑月娥在其竞选政纲中提出的两级利得税制改革，会在明年下半年提交立法会审议。政府虽指这项改革可为中小企减轻负担，并为发展创新科技注入动力，但这项出于旧式财税思维的政策，显然未有为香港当前的问题对症下药。港府推动税制改革实属必要，但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税制改革为何改？为谁改？
林郑月娥在竞选期间，提出引入两级利得税（two-tiered profits tax），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及初创公司减轻税务负担。根据她的建议，企业首200万元利润的利得税税率，将由目前的16.5%，降至10%；至于首200万元之后的利润，税率则维持不变。林郑月娥当时曾估计，这项政策将为数以万计企业减税40%。
至于刚刚上任的财库局局长刘怡翔，日前就此作更详细解释，表示根据估算政府会因此少收50亿元，变相将这50亿元投放到市场，是对社会的投资，对经济发展、推动创新科技等，带来正面影响。有关方案正由新成立的税务小组加以研究，会在下半年提交上立法会。
目前本港中小企业接近30万家，为百多万人提供就业机会，政府推出任何协助中小企业的政策，理论上值得支持。但是，两级利得税改革，对中小企业到底有多少帮助？就此，可以循两方面分析这个问题。
一方面，两级税制对减轻中小企经营负担有多少帮助？所谓“中小企”，其实是一个笼统的名词，泛指聘请少于100人的制造业公司，又或少于50人的非制造业公司，因此不同的中小企经营成本结构，可以千差万别，例如一家茶餐厅的成本结构，和一家物流企业的成本结构，就会有明显的不同。
但总体来说，中小企的经营负担，主要来自租金、薪金，以至原材料开支。根据一个港大在2013年进行、关于中小企开支状况的调查，除上述三大项的开支外，中小企的开支主要用在公干、商务服务、办公室用品，至于税务负担并不在中小企所关注的范围之内。出现这个情况，相信因为不少中小企在租金、原材料上涨等影响之下，近年都是呈微利经营甚至出现亏损，实际上的税务负担并不大。加上，过去几年政府都录得巨额财政盈余，“派糖”措施亦包括减免利得税，例如在2016/17财政年度，利得税税款的75%可获宽减，最多可扣减二万元，对于广大利润本来就不高的中小企来说，税务负担并不构成问题。
因此，政府若推出两级利得税制，顶多只为少数经营状况极之良好的中小企锦上添花，就算这类中小企能用尽200万元的扣税额度，减轻了当中6.5个百分点的利得税税负，意味每月能节省10,000元左右，对于一家年赚至少200万元、每年营业额可能数以千万元计的企业来说，这笔额外的税务扣减，实际意义似乎相当有限，只能说是聊胜于无。
另一方面，两级利得税是否有助创新科技发展？正如前文所述，两级税制对微利、亏损的中小企业来说，根本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而对经营状况较佳，有机会“用尽”扣税额的中小企来说，所省下的税务支出其实亦不多。这笔资金要用作更新办公室内的一般电脑软、硬件，已经捉襟见肘，每月省下约10,000元的税款，用来增聘一个文员、庶务员，在目前失业率低见3.1%、工求人多于人求工的状态下，已有相当难度，若要用这笔钱聘请一个创科专才，更是不可能的任务。如果说中小企因为省下了这笔微薄的资金，就会更加踊跃地从事科技研究研发，更是痴人说梦。
创新科技非靠简单低税制可成
政府有这个说法，显然是受到长期以来的自由经济迷思——又或更贴切是以自由经济为官僚懒政寻找借口的又一个现实案例。因为综观全球，一些地方发展创新科技有成，其成功因素显然不是所谓的自由经济，又或简单低税制，优秀的创科企业宁可在美国、欧洲、韩国、新加坡，以至中国内地发展，于税率较香港高、经济自由度更低的环境下打拼，也不选择来香港寻找机会，原因何在？
试想，假如当年香港科技大学的毕业生汪滔决定在香港，而不是到深圳开创他的大疆（DJI）无人机事业，他在香港能否找到足够的技术人才？香港有没有完善的产业链向他供应合适的技术和零部件？他要在香港找地方设办公室、厂房，要忍受多少地产商的白眼与政府官僚嘴脸？只要细心想想这个叫香港人扼腕的案例，香港的创科发展如此不济，到底是香港政府在产业政策，在人才培训、土地政策等等方面欠缺愿景、承担、配套，无法形成一个有利于创科产业发展茁壮的生态圈的问题？还是香港的税率还不够低，再减一点点税就可以解决问题？
故此，林郑月娥在竞选时提出两级利得税的建议，无论是出于为香港整体利益绸缪的善意也好，又或是为赢得商界选委的支持也好，但她上任特首后，就应该重新思考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税制改革是为何而改？为谁而改？
要为这两个问题寻求答案，现届政府应该反思，税收作为一种工具，在今天的香港社会到底有何现实意义。今天的香港，各种社会深层次结构矛盾看似千头万绪，但相当大部分的问题都指向了同一个症结，就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无日无之地触发矛盾。
就如中小企的经营问题，一些脚踏实地的中小企老板绞尽脑汁艰苦守业，陷入微利或亏损的困境，对于改善劳工福利例如上调最低工资、订立标准工时，唯有大力反对，避免经营成本进一步上涨。但另一边厢，中小企的老板却要将相当大部分的收入，向业主交租，而业主再将所收得的租金投资股票、物业等，继续“钱滚钱”，续享厚利。
这个情况正好说明香港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处于社会金字塔最底层的基层，在整个分配过程中成为不断被挤压的对象，薪金增长长期跑输社会整体财富增长；位居中层的中小企老板或许表面风光，但相当大部分的收入最终都流向了业主，努力经营实业只能享受到微利甚至要忍受亏损；至于位处社会金字塔最顶层的有产阶级，不但可以依靠其手中资产，坐享社会利益的最大部分。更重要是当普罗打工仔、中小企老板身处税网之中，努力工作之余还要将自己微薄的薪金、利润缴出部分纳入政府库房，但有产阶级买卖物业、股票所得的丰厚利润，在今天的香港，几近免税。
应藉税制改革进行二次分配
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个现象，本来就是一个奉行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之痛，香港并不是一个孤例，而在尊重私有产权的大前提下，总不能如昔日共产主义的火红年代般，将富人、地主的财产充公，将他们共产，这种极端的方法，显然不容于文明的社会。然而，如果完全袖手旁观，放任这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现象不断加剧，在资本收益率远远高于劳动所得的现实下，香港的贫富悬殊问题只会不断恶化，令各种社会深层次矛盾更趋尖锐。香港的坚尼系数已达0.539的新高，超越0.4个警戒水平，意味贫富悬殊已严重得进入社会不安的状态，如果对这个趋势放任不管，香港的贫富矛盾会再严重到什么程度，生活压力日益沉重的基层、对未来失去希望的年轻人、对上流再不感奢望的中产，种种社会怨气日积月累、不断发酵，到底会演化成怎样的方式，在什么时间爆发，实在令人不敢想像。
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单靠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只怕是缘木求鱼，尤其是社会大众总不能期望有一天环球金融市场、资产价格泡沫爆破，将富人从云端狠狠推落地上，透过“均贫”实现社会的表面公平。如果要避免以极端手段收窄贫富差距，只能靠政府透过税制改革做好社会资源二次分配，由能者多付、政府居中调拨资源、帮扶弱势，借着向普罗大众尤其基层，提供更完善的住屋、教育、医疗、安老等保障，让社会不同阶层都有改善生活、积极寻求向上流动的机会。
这种愿景，并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虚幻构想，现实是国际上不少政府都正调整其角色，由一个管理公共收支的“掌柜”，逐渐提升其在社会资源二次分配上的功能。最为香港人熟悉的例子，相信是一度和香港进行低税率竞赛的新加坡，在2015年宣布向高收入人士加税，以加强对基层、长者的社会保障。另外有一个更近期的例子，是上任刚刚满百日的韩国总统文在寅，早前宣布了一篮子的加税计划，向财阀、富人、持有多个物业的投资者增加征税，挪腾资源应对当地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目的是将韩国打造成“共同富裕的经济、普济民生的国家”。可惜的是，当全球不少政治领袖都跳出了低税制的迷思，藉税制改革促进更合理的二次分配，以纾解社会矛盾，但香港政府的高官们似乎仍未见新思维，将税制改革简单地等同减税，以为靠税率再低一点就是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答案，如果这就是新政府的理财新思维，恐怕将令人失笑。
当然，可能有人觉得，在政府财政储备超过9,000亿元、多得近乎满泻之际，所谓的税制改革如果不提减税，甚至提出加税，在政治上并不明智。但政府的盈余多少，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造成盈余过度丰厚，显然不是香港已经是太平盛世、公帑多得无处可花，而是政府对各项民生开支显得极其吝啬，只要看看挤满病人的医院、住在㓥房的近十万个基层家庭、苦候安老服务却不得要领的长者、因生活费高昂而苦恼的打工仔、为沉重学债而发愁的年轻人，大量问题正急须政府调配社会资源加快处理，关键只是政府有没有这方面的认知与承担而已。
去年，长和主席李嘉诚主动提出，政府调高利得税税率1至2个百分点，以用于医疗、教育等。一个商人建议加税，听起来相当吊诡，但这个建议背后，相信是除了出于李嘉诚多年来投身慈善事业的体会，更可能是出于一个商人的智慧，因为一个理想的营商环境，既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更需要社会大众生活安稳富足，才有能力花钱消费。当社会变得弥漫怨气、人心不稳，大部分人都因生活逼人没多少闲钱可花、只有少数富裕阶层才花得起钱，最终只会生意不成生意。粤谚所说的“小财唔出、大财唔入”道理，新一届政府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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