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勿让刘晓波悲剧重演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在上周四（7月13日）因肝癌逝世。刘晓波的离世，是令人遗憾的悲剧，作为一个爱国知识份子，却因为他的言论、思想，被判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失去自由下离世，而其家属，特别是他至爱的妻子刘霞，更遭连坐被非法软禁，这宗悲剧激起了不少人的愤慨，在香港以至国际社会都引起了巨大关注。在处理刘晓波事件上，中共已经一错再错，刘晓波的骨灰如今虽已撒入大海，但妻子刘霞的人身自由还未恢复，中共必须立即还她自由，让她和他的家人，以公民身份自由选择留在中国或是到外国过新生活。
内地《环球时报》的社评批评部分人炒作刘晓波的新闻，强调刘晓波案“有法可依，有理可循”，写这社评的人当然不会明白为什么刘晓波逝世会引来这么大的回响。民众对中共处理刘晓波的愤怒，并非是无缘无故的。因为如果从法治的角度看，刘晓波根本不应该成为这出悲剧的主角，在悲剧中结束其一生。
刘晓波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期间，先是声援学生，积极主张政治民主化和言论自由，并说服学生在清场前夕离开天安门广场，后主动放弃逃离机会，被指是六四“幕后黑手”被捕。他出狱后仍一边要求中共平反六四， 一边又针砭时弊，关注民间维权，呼吁进行宪政改革，因此成为内地强力部门的重点监控对象。直至2009年12月23日，刘晓波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重判11年有期徒刑，惟他由一名知识份子变成当代中国最知名政治“罪犯”的原因，是他在2008年12月10日，亦即“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之际，发表他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
这份宪章，到底有何威力，令中共当局要施以如此重手，对付刘晓波？所谓的《零八宪章》，从来没有提过要推翻中共政权，内容只是呼吁中共当局进行政治改革，推动民主化，改善人权状况等构想。如果真的要从中共批判的角度看待《零八宪章》，或许可以批评当中的一些构想太过富有想像力，带有浓烈的“自由主义乌托邦”味道。例如宪章提出成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处理港澳，两岸以至各族共融的问题，有些人会觉得是流于天马行空；至于宪章中提出三权分立，军队脱离党指挥等，从中国内地的现实政治环境来看，可能是“不识时务”，但这些倡议，根本是内地自由派知识份子对国家未来一贯以来的想法，并不是什么石破天惊的新主张。
因此，如果要将之扣连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不如直接说刘晓波的罪名就叫做“莫须有”。因为这份宪章，本来只是知识份子抱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情怀，对国家的发展前途积极作出建言，难以和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沾上边。
更何况，刘晓波所信奉的政治理念，真的是完全不切实际吗？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任后也提出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制现代化，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希望逐步摸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由这个纬度看，刘晓波只是在这个摸索过程中，尽善他作为一个知识份子的责任，以一种渴望推动国家进步的爱国之心与使命感，提出他的构想，纵使他的想法与中共当局有明显的差异，但两者应该都是殊途同归，就是寻求国家善治之道。
只可惜，作为爱国知识份子的刘晓波，却因为他的想法，他的言论，遭到中共当局的一些保守派以“敌我矛盾”看待和整肃，最终失去了自由，广大民众不是从刘晓波身上看到“法治国家”对法治的彰显，而是看到中共当局以法律为幌子，对刘晓波作出荒谬无稽的政治迫害，甚至连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等亲属都平白无端地失去自由。民众为刘晓波的遭遇而感到莫名愤慨，是基于每个人生而为人的良知，以及对是非曲直的认知，而不是出于所谓的中西方意识形态的矛盾。
这种局面可说是由中共一手造成，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事件都能迅速传播发酵，受宪法保护的中国公民，享有法律赋予的言论表达权利，若然遭到以言获罪的厄运，只会激起群众的愤慨。这一点在刘晓波事件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刘晓波患病保外就医的消息传出以后，香港、台湾以至国际的舆论，批判声音汹涌澎湃，不少人甚至认为，刘晓波离世标志着中国法治和民主建设的前景将更加黯淡，共产党会愈发专制。
从此之后，刘晓波的遭遇，将成为中共在历史上无法抹去的污点。今后每逢有人提起刘晓波，不但会想起他是一个良心犯，更会想起他是历史上，唯二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死亡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名字，会和被纳粹德国囚禁至死、1935年的和平奖得主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并列在史册之中，因为从本质上，奥西茨基和刘晓波，都是被以言入罪，被当权者错误地剥夺自由，任凭中共官员再反驳，也改变不了事件本质。
尤其是中共本来就有亡羊补牢的机会，就是按照刘晓波尚在病榻时的意愿，安排他与妻子刘霞及其他亲属一同出国，但不知何故，中共当局却再三无理拒绝，人们因此感到对中共的所作所为怀有满腔恨意，也是中共当局在处理刘晓波问题上一错再错，冥顽不灵，咎由自取的结果。
在上周六刘晓波遗体被火化时，同样是丧失了最爱亲人的“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读出了一段给刘晓波及其妻刘霞的录音，说刘晓波“拥有人间的大爱”。是的，刘晓波曾在他面对法院审判的陈述书《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写道：
“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包括现在代表控方起诉我的张荣革和潘雪晴两位检察官。在12月3日两位对我的询问中，我能感到你们的尊重和诚意。
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对很多人来说，刘晓波对把苦难加诸自己身上的人宽大得近乎不可思议。但年轻时代曾经历各种政治运动，以至文化大革命的刘晓波，应该很清楚中共建政后的中国，正是相当长时间都是以连绵无尽的“恨”写成的血泪史。而只有恨而缺乏爱的社会，必然没有对不同意见者的包容，必然很容易把问题诉诸暴力。
刘晓波的离开，已经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但中共必须深刻反思，如果继续以“敌我矛盾”看待异见人士，到底会扼杀多少知识份子的爱国心？又会为国家民族，播下了多少仇恨的种子？如果国家要继续正向发展，不可能没有知识份子的参与，中共必须深刻汲取刘晓波事件的教训，真正的学会包容和尊重知识份子，将每一位知识份子都看成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最宝贵财富。如何将知识份子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愿景与承担，转化成积极的能量，将是中国能否走向善治不可回避的问题。
同时，中共必须把依法治国和执政现代化的承诺，确切落实到每一个个体命运身上， 以每一位公民的自由幸福为依归，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依法治国和现代化执政的水准，让其内化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内容，才能真正令人信服。
现代文明社会不是说一个国家发展好经济，提升了实力，就可以获得世人的尊重，它还必须尊重现代世界普遍认同的基本价值，展现出与时代诉求相匹配的现代化执政能力。否则，任凭投入再多财力进行形象公关，也难令天下归心，遑论提高港人对中国的身份认同。
刘晓波在弥留之际，惦记的是他的爱妻刘霞。事到如今，中共应该尊重其遗志，不应该再软禁刘霞，让她和他的家人，按照其自由意志，选择留在中国或是离开这片伤心地，到外国过新生活，乃至在适合的时机，为刘晓波的冤罪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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