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福界之祸】NGO要品牌创新 创办人： 制度令社工守不了专业
翻开钟承志的著作《对着干！》，开首一页便写了简单的两行字：“就算失望，不能绝望。”轻轻一句励志说话，足已总结过去20年来，钟承志经历新旧制度后，自行创立“生命工场”的心情。
整笔过拨款制度（LSG）推行16年，钟承志于1997年怀着希望入行，眼见社工工作被扭曲至面目模糊，于是带着失意离开。前路没有灯，但心中尚有火。42岁的钟承志离开制度，以申请不同津助提供服务，目的只想守着社工的本位——与街坊建立坚实的关系。“我离开机构时，新上任的上司跟我说：‘仲想同你一齐打江山’。那一刻我着咗灯，觉得走是正确的。”当机构是一座座江山，服务则成为巩固江山的战绩，那需要援助的人们又是什么呢？
摄影：江智骞
199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的日子，也是钟承志踏入社工行列的第一天。还未入行时，社工在他心中已有清晰的轮廓——钟承志生于综援家庭，小学时常到青年中心做义工。当时家境清贫，中心的社工是他的倾诉对象，也是“妈妈”。“我们的关系很紧密，即使连文员，感觉也像妈妈啊。他们看了我六七年，到现在我们还有联络。”年少无知，当钟承志在汪洋漂流时，“妈妈”的出现让他早已定下明确目标。“我感受最深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影响如此深远；我很想将人结连起来，让大家能互相帮助。”
当“大我”变成“自我”
钟承志毕业后于青少年服务中心工作。当时LSG还未推行，钟承志眼见不同机构之间会按当时社会需要讨论服务，再建议政府拨款资助。20年前，机构尚未设立深宵外展服务，但前线社工留意到不少年轻人于晚间流连，有需要提供相应服务。“除了我的老板，还有其他（机构）老板会一起开会，告诉政府有长远需要，希望他们提供支援。结果成功了，现时夜展成为了长远服务。”
当时前线社工的着眼点仅是街坊、社区，机构间的关系如同协作伙伴。当LSG推行后，机构需要额外申请政府或私人津助开拓服务，意味着机构之间由伙伴关系，变成了竞争对手。“LSG之前，整个业界会谂‘大我’，即是整个政策、不同人的需要，这是社工本位应该要做的事；但后来要互相竞争津助，机构就要让外界知道自己做过什么。”
钟承志处于新旧制度交替的时代，深深感受到社工的价值受到冲击。他工作的中心希望提高知名度，便要社工协助举办一连串开幕典礼，迎接到场参观的来宾。“那些典礼本质没有问题，但要花几多时间去做呢？当时的参观活动多到数不清，我记得高峰时期，单是筹备典礼、参观接待都要加班，五天半都做不完。” LSG推行前，钟承志的机构也会接待政府官员探访，但只是单纯希望服务能惠及全港青少年。“以前是谈及‘大家’，现在是自己的服务、‘Branding’（品牌），以前NGO怎会说‘Branding’呢？”此消彼长，当时间花在其他活动时，根本无暇关心服务对象。“最难过的是，见住班细路有需要，但我处理不来。”
十多年前，香港的失业率高企，出现大量“双失青年”。钟承志工作的机构是政府“展翅青见计划”的协办单位。钟承志每半年要跟进30个青年的个案。当计划完结后，就再有新一批参加。“计划完了，但他们的问题还未解决；数目这么庞大的时候，有时接到细路的电话，都未有时间应付。”钟承志希望与细路维持长远的关系；但机构仅视他们为一个档案，完成后便合上文件，转身离开。“机构那条线，与社工不同——他们希望愈多愈好，但社工则觉得愈深入愈好。” LSG于2001年推行，钟承志身为旧制员工，薪酬可继续与社署的薪级表挂钩，年年递进。然而，制度泛起的种种浪潮教他意兴阑珊。“从同行口中得知，原来我那间机构已经是最好。那时就想，不如自己成立一间NGO吧。”
开办初期 人工只得以往一半
2004年，钟承志离开工作七年的机构，与几位社工创立“生命工场”。全港有99%的非政府机构（NGO）接受政府的整笔过拨款，金额由数十万至上千万不等；生命工场就在仅余1%之中。脱离政府资助，钟承志能够重新发挥社工本位的工作，与街坊建立长远稳固的关系。可是，谈愿景也要谈现实——钱从何来呢？“什么都做，一日的野外训练营、电脑班、入校服务；即使有些明知赚不到人工的，都会尽力完成。”钟承志与几位创办人的薪金最初几年只得以往一半；直到第四五年，外聘人手亦比常设机构低五至六千元。即使现在有30名员工，他们的薪金亦低于主流机构。人工低微，钟承志希望能保障员工工作，避免津助完结时受影响。“我们会筹款填补空窗期。现在有十个员工共事了八年，所以我觉得主流机构没有理由做不到，在乎有没有心。”
“跟一个细路起码要两三年才有机会帮他解决问题。如果见他六次就得，按理这一行会好掂，但事实并非如此。”
没有津助 也继续提供服务
生命工场推行首两个服务后，钟承志观察到油尖旺区跨代贫穷的问题，于是着手撰写计划书申请津助。接受整笔拨款的非政府机构，每年也会申请大量津助拓展服务增加收入；津助期限届满后，遗下还有需要帮助的街坊。生命工场仅靠政府或私人津助营运，计划同样也有结束的时候，难道这不是重蹈覆辙吗？“我要坚守的是，不能放弃他们。即使没有津助都不会放弃。”钟承志逐字逐句把说话吐出来，犹如许下誓约般坚定。
机构成立以来，关注贫困家庭的幼儿服务从未间断。当年埋下的种子纵未开花结果，但已渐见枝叶。“13年前的细路与家长，到现在仍会来中心。那个细路已考入油尖旺区的名校了。虽然他要面对另一种压力，至少机会比较多。”坊间的津助为期几天至数年不等，导致社工难以维系与参与者的关系。钟承志眼见主流机构服务类型众多但时间甚短，难以根治参加者困难。“跟一个细路起码要两三年才有机会帮他解决问题。如果见他六次就得，按理这一行会好掂，但事实并非如此。”
现时机构的服务集中于扶贫、青少年成长及社区发展，各个范畴均要申请政府或商界的津助维持服务。机构间竞争激烈，当津助期限届满后，随时未能申请下一个。“所以我们有同事专写计划书，不断申请Funding。直到现在，我们交出去的有一半都是失败。”钟承志承认非资助机构的确比较吃亏。“第一个两年project（津助）于第五年出现，去到第十年，终于申请到些三年计划，现在算是较稳定。”
工作朝不保夕 社工变做“二五仔”
钟承志离开主流规则，但眼见另外99%的机构中，部分视求助个案为数字，津助成为跑数工具，慨叹业界生态已扭曲至面目全非。他最近留意到有年轻人于Facebook设立了“防止自杀”专页，令他再度反思主流机构的角色。“很多青少年中心都说如何防止自杀；但现实是他们有事不会找社工，觉得社工听不到。”回想当初，钟承志与社工的关系是彼此信任的基石，现在却有不少社工将学生的事转告老师、家长，信任一下子就瓦解。“在‘名校secrets’都见到不少。社工的处境就是不想‘孭镬’，所以事事汇报。”政府推行LSG后，于新入职的社工均是合约制，工作朝不保夕。钟承志忆起以往社工的待遇稳定，会站在细路一方与校方及家长沟通。“制度令到社工不敢出声，这不是透明度的问题，而是信任——相信我们聆听细路的需要后，会帮他们变好。”
悲哀吗？眼见曾经最信任的人，变成别人眼中的一根刺。钟承志吸了一口气道：“悲哀。因为守不了专业。但我相信，当整个业界都坚持的话，是没有可能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