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福界之祸】 社工九年转N次 照顾者:宁愿伴尸也不入院舍

撰文: 柯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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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余大侠,束着短辫子,架起眼镜,顶着个大肚腩——单凭外表,难以看到大侠的风姿,但佛家僧人觉得他不平则鸣的性格,像个现代“大侠”,便因而得名。大侠的生活并不逍遥。每天下午四点,他站在屋企楼下,等待儿子靖海由特殊学校坐校巴回家。当儿子步出车门,余大侠拿出拨扇及宝矿力,上前给儿子擦汗、扇凉。除了16岁的靖海,余大侠还有两名儿女。太太于九年前诞下𡥧子后,患上了严重的产后抑郁症。
多年来,余大侠扛着家庭寻求援助,但眼看院舍的人手编制、社工质素因政府于2001年推行的整笔拨款津助制度(LSG)而缺乏保障。“九年来,太太转了超过十次社工;儿子在学校的社工亦只能点头问好,试问在这个制度之下,社工是否能够做到‘以人为本’呢?”
摄影:黄宝莹

余大侠每天下午会带齐拨扇及毛巾接儿子放学,他说:“天气热儿子心情就会差。”

15年前的画面,余大侠至今仍记忆犹新——当他打开家门,四只小狗高声吠叫朝他跑过去,余太太发现当时只有1岁半的靖海,仍然专注地看着电视,对周遭的环境毫无反应,他们开始怀疑儿子患有自闭症。余太太四出参与讲座,搜集资料,发现儿子的行为与自闭症的病征相似——不能控制情绪、没有眼神接触、沟通对象单一等等。
 
夫妇二人带儿子到健康院求医,医生说年纪太小,未能诊断病征,着他们半年之后再来覆诊;拖拉一年半,儿子已经三岁半,但医生坚持儿子没有任何事。“我那次真的拍台骂他,已经拖了那么久,为何还说他没有问题?”那次之后,儿子半年内接受评估;直到五岁,他才能入读特殊幼儿中心。可是,中心的年龄限制是二至六岁,这意味靖海只能接受一年的教育。

只能点头问好 难以长谈求援
 
入读特殊幼儿中心只是第一步,过程犹如在泥沼中行走,但至少能靠岸。不过,靖海上课后没多久,别的问题便随之而来——难以找到驻校社工的援助。“我常常看到他(驻校社工),但每次只会点吓头。平时他要喂饭、带活动,做到面如死灰,我也不忍心留着他详谈。”余大侠以为这是个别例子,但当他担任家长教师会副主席的时候,听见其他中心的家长提起LSG推行前后的分别,让他开始关注制度的问题。“主要是人手编制的问题。有家长说其他中心竟然没有‘三师’——职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及言语治疗师,他们要额外为小朋友找‘补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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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制之下,社会福利署明确订立了每项服务的人手编制,并以“实报实销”的方式批出款项,确保单位有相应的人手服务;LSG则把资金调配的自由度交还给机构,服务的人手、标准则需符合《津贴及服务协议》。可是,以特殊幼儿中心的《协议》为例,人手方面只简单列明所需的职位,详细的数目及编配却留有空白。

余大侠牵着靖海时,不时会缩起手臂叫道:“痛啊!”原来靖海喜欢用指甲抓着他的手,教他臂上留有多条伤痕。余大侠忆起,初时照顾靖海的责任主要落在太太的身上,忙乱的生活同样埋藏了一道伤口。“太太当时患有产后抑郁,但心神都花在靖海上,就无暇正视病情。”九年前,余太太产下𡥧仔时难产。虽然母子平安,但潜伏多时的情绪终于爆发出来。“当晚她就在玛嘉烈自杀。”余大侠平静地说。

他们第一次会讲“你可否再略略讲吓”这等于要我们自插一刀,把伤口拿开给他看一看。
照顾者余大侠

每转一个社工 经历一遍痛苦
 
太太的性命救了回来,但是被击溃的情绪仍然散落一地。那段时间,有四间机构的社工先后接触过余太太,希望能够为她提供辅导。余大侠接过一张张名片,先是惊讶机构的反应如此迅速,但不久便感到十分混乱。“隔个星期便有不同机构打来要家访,我也分不清谁是谁了。”
 
余太太被四间机构同时跟进,但社工的人选犹如赌桌上的转盘般,不停流转。余大侠举起四只手指说,“第一个社工跟了两年,有些跟了年半、半年,他们都因为岗位调动,以及合约期满而转人。在这个情况下,试问一个患有严重产后抑郁,以及有自杀倾向的女人,她还怎能讲清楚自己的思绪?”

治疗情绪病是一场持久战,像是在一堆绳子当中找出绳头,再把一个个死结解开。然而,社工不停转换,有些在解开了第一个死结时,便被迫放手离去,有些更是连绳头也没有找到就走了。于社工而言,这或许只是工作岗位上的调动;但对余太太来说,那是在敞开心扉之后,一次又一次被遗留下来,余大侠看在眼内也极为痛心。
 
余太太在九年内,先后有超过十个社工跟进,大约两年转一次,确实数字她记不起来了。每当有新社工接触余太太时,她就要重新经历一遍过去的痛苦。“他们第一次就会讲‘我同事在File写了你们的背景,但你可否再略略讲吓?’这等于要我们自插一刀,把伤口拿开给他看一看。”

靖海现时16岁,余大侠说儿子的气力比他大,当他乱抓时也难以控制。

社工态度敷衍 :“今日点啊?有冇食药啊?”

余大侠也会找社工倾诉,但没有如太太般掏心掏肺。“我是男人嘛,与社工的关系较保守。但你看到她由喊讲到唔喊;与第二个倾本身唔喊,最后又讲到喊,情绪与精神上的负担真的很重。”
 
多年来,余太太的情绪像过山车般,时而低落,时而躁动,余大侠觉得除了社工不停流转外,跟他们的态度也不无关系。余太太当时的情绪脆弱而敏感,社工是否真诚相待,会直接反映在她见面后的行为上。“曾经遇过两个很好的社工,他们真的会想尽办法帮你,聆听你的需要。太太见完之后那三四个月,心情真的平稳了许多。”可是,有些敷衍了事的,对病情毫无帮助。“有些见到面的时候,只会说‘今日点啊?有冇食药啊?又系咁啊?’。太太见完他们之后,情绪明显变差,经常会发脾气骂人。”

的确,余大侠认为太太的病情,不能完全依赖社工;但夫妇二人除了对方,就再没有依靠。当一人不断坠落的时候,另一人纵使奋力抓紧双臂,也有耗尽力气的时候。这时,社工本应成为救命索拉他们一把;但在制度下,他们难以发挥专业的辅导技巧,有些甚至加重求助者的精神压力。

自闭症的孩子反应直接,高兴会拍手大叫。

缺归属感 社工流失严重

LSG推行后,新入职社工只能以合约制聘请,且薪酬无法与旧制社工看齐,出现同工不同酬的情况。立法会议员张超雄称,制度导致新入职的社工缺乏归属感,流失率非常严重。根据2015年发布的《社会工作人力需求系统报告书》,非政府机构的社工离职率达14.4%,比2013/14年度上升2.2%。“旧制时人手稳定,社工与服务对象也能维持长久的关系。例如独居老人、特殊儿童需要稳定的关系才能建立信任,继而帮助他们与外界接触。”
 
社工与求助人建立的关系往往成为他们重返社会的契机。余大侠与家人面对这套制度,犹如身处一场没有结果的泥浆摔角,他直言:“现在我们看不到前景。”现时靖海正排期轮候院舍,早前接二连三揭发有机构员工虐待院友的报道,教余大侠担心不已。坊间院舍的质素参差,余大侠从其他家长的口中也能探知一二。每次以为找到质素较好的院舍的时候,最后也是失望而回。“听到家长赞间院舍有多好多好,但往往两年后就会说人手完全不同了,服务也变质了。我从未听过说会变好,只会变差。”

“宁愿伴尸,都不要进院舍。”

自闭症患者对于环境的变动异常敏感,余大侠担心这会牵动靖海的情绪,令他四处乱跑乱抓,后果堪虞。“当院舍人手不足时,我惊员工只会绑他在床上,或者不断加药,到最后送他进青山终老。”眼见负面新闻不断,余大侠仿佛已看到将来靖海于院舍的情况。“将来或者会选择伴尸。”空气一下子凝住,他平和地继续说:“宁愿我老死的时候他仍在我身旁;也不要送进那些院舍。”
 
当制度令到余大侠毫无退路,这会否是他及靖海的结局——去年四月,深水埗患自闭及认知障碍症的中年汉,伴母亲尸体多日仍不知情;去年十月,老妇于沙田家中跌倒失救,死去一星期,智障儿相伴在旁。

“伴尸”是否余大侠及靖海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