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福界之祸】工作薪酬不稳 现职社工：制度令人不敢发声
为何要找社工？家里被迫拆迁、贫穷或染上毒瘾——全都是需要援助的时刻。社工本应像条救命索将人从绝境拯救出来，但制度的变更将社福界生态扭转。2001年，政府推出整笔拨款津助制度（简称LSG）。以往“实报实销”的方式被轰欠缺弹性，社署便整笔过将薪金及恒常开支交由机构处理。然而，缺乏长远福利规划及透明度下，各机构的人手编制及薪酬毫无根据可依。当工作朝不保夕时，社工着眼点又可放在哪呢？林郑月娥身为当年大旗手，如今却明言改革LSG；上任在即，她会否再一次逆民意而行？
“同事说我很激进。”35岁的社工白艾荣（小白）如是说。组织年轻人发声，揭露制度不公义——这是社工的工作本质，亦是小白同事眼中的“激进”行为。现行社会福利制度及社工教育，似乎将社工的本位导向至另一端。
薪酬“海鲜价” 新旧制员工差六千元
小白于2004年成为社工。当时LSG已推行三年，他初出茅庐便要面对制度带来的冲击。“当时入职的人工只有12,000元。”他笑说。LSG推行前，社工薪金与公务员人工看齐，并同比上升（俗称“跳Point”）；但制度实施后，2001年往后入职的员工顶薪点只得公务员薪金中位数，导致机构内出现同工不同酬的情况。小白举起双手，一高一低的比着两者的差距，解释说：“我们起码争六七千；而他们就年年升，新人点升都追不上。”
根据香港社会工作者总会（社总）于2014年发布的《非政府社福机构薪酬及福利机制研究报告》显示，学位或以上社工的起薪点中位数是16,825元，而同年社署的助理社会工作主任有25,685元，社会工作助理则有17,485元。旧制员工薪金较高外，他们的职位亦相对稳定。“入职时多数是一年合约，做了几年后转三年约。”小白多次强调，他服务的机构已经算是业内较好，同比续约的例子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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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教育变求生技能
人工固然重要，但小白选择社工为终生职业，更着重服务对象的需要。他忆起实习完结那天，中心有个小孩揽着他大哭，当时他才感受到社工在别人心中的分量。“以前只想找份能够接触人的工作，没有什么立志做社工的想法。”毕业后小白被委派作驻校社工，三年内由初中性教育，到Band 3学校的驻校工作也有涉猎。当时，他跟一名患有思觉失调的学生关系紧密，时常聆听他的困难；可是，当一年服务完结后，小白便要离开。虽然还有联系，但关系显然比过往疏离。“那时候觉得没有问题。院校都讲所谓的‘专业’社工，就是离开工作岗位后，不能跟服务使用者再有联系，亦不能交换联络方法——现在我当然不赞成。”
制度扭曲衍生出待遇、服务质素等问题，小白观察到部分社工对政策和制度漠不关心，源于当初接受教育时未能感受到应当肩负的使命感及同理心。小白毕业于香港大学，“以人为本”的工作在全港最高学府当中只是一套“求生技能”。他忆起二年级时每堂都要模拟处理不同个案，然后找方法解决求助者问题。“他教你好多Skills（技巧），令你出来做事是不会死，但社工的教育应是讲信念。”本应教人理解、聆听的工作，却变成“解难”技巧，小白明言：“所以很多港大出来的都做社署。”同为社工，但小白与旧同学的理念背道而驰。旧同学曾说有求助人哭着致电社署，他答道：“你喊完先打上嚟。”小白不齿他们的行径，但同时明白这是福利制度所致。“社会福利署的社工作为gate keeper，要你搲烂块面，证明你很有需要，例如综援、公屋，但福利不应如此。”
有时听到社工要中立，但如何中立？弱势就是被打压的一群，我们的立场当然要站在他们那边。
政府商界多为出资人 NGO揸颈就命
小白怀着满腔热血与制度埋身肉搏，但不久就开始探问：“社工是否操作机器而已？”LSG制度下，拨款超过八成是员工的薪酬，剩余的不足以营运其他服务，机构因此需要撰写计划书申请津助（funding）。然而，出资者（funder）大多为政府或商界，这如同紧握机构的心脏，教他们面对大是大非时，也不能表明立场。
最近，惩教处虐打囚犯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小白眼见没有其他机构敢提供协助，感到十分气馁，“因为好多机构跟惩教处都有合作，会派社工到惩教院舍开小组。”小白直言，机构在这些服务上没有收取大笔津助，但深怕发声后会得失部门，有损合作关系。然而，身处弱势的一方已被边缘化，若社工仍然袖手旁观，他们根本无处可逃。“有时听到社工要中立，但如何中立？弱势就是被打压的一群，我们的立场当然要站在他们那边。”
1970至1990年代，社工于不同社会运动均站在最前线。当中1994年荃湾“天台屋”清拆事件，社工与天台屋居民跟政府对峙，有人更揽着石油气罐明志。带领和扶助弱势原是社工的工作本质，但如今经政府或商界介入后，背后却隐藏大量政治因素。小白曾申请扑灭罪行委员会的津助筹划活动，希望年轻人看到社会不公义的情况。当时适逢“反国教”活动，他便领着年轻人到政总、六四及七一游行。最后他们将自己的声音创作舞台剧、歌曲，内容也是批评制度、政府为主。“可是，当我们第二年申请同一个基金时，就不获拨款了。”小白道。
只为创新 冷待服务对象
小白自觉一直有心有火，认为社工的工作理应针对制度、政策，走在前线为弱势发声。他不讳言道：“我们只是少数，机构及其他社工觉得我很激进。”他解释部分社工只集中个人辅导工作，亦有部分因工作量过多而分身不暇。“社工有套‘分工论’——他负责个人辅导、而这些社会运动是你有兴趣，就你去跟吧。但这不是大家都要关注的吗？”
现时，小白于机构主要负责外展及青少年范畴。他说撰写申请津助的计划书时，出资者会要求服务不断创新，教他大感奇怪。“为何要创新？‘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应深化与对象的关系。但现在的服务就是多到不断叠上去。只求做到，不求做好。”讽刺的是，为了应付这类创新服务，冷待了原本的服务对象——街头的年轻人。他叹气说：“当你少了机会走出街，就难以掌握他们的关系。唯有靠现在参加活动的年轻人介绍认识。”
取消“五年计划” 福利规划成散沙
LSG挑起矛盾，影响社工本位的工作；但早在1990年代，政府停止进行福利规划，加上引入“竞争性服务投标制度”，社福界逐渐步入一蹚浑水当中。1973年至1998年期间，港英政府进行“五年计划”，按相关政策订立具体的社会福利服务目标，并每隔一至两年进行检讨。
立法会议员张超雄称，以前的检讨有服务使用者、机构等持份者参与，能够回应民间需要，但政府在1999年以“欠缺弹性”为由取消规划。张超雄批评现今社福规划全无方向，犹如一盘散沙。“当年社会服务的人手、地方、资源均有详细规划，但竟然全盘打翻，是一场灾难。”他推断政府于回归后停止规划，主因是逃避责任。“政府怕未能达标时，我们会穷追猛打；原本是理性的规划及资源分配，如今将权力集中于行政机关，透明度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