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屋被刁难 要求看存折 居港印尼记者：香港人总是看不起人
“我不想被看扁”
“香港人总是看不起人。”Veby是中国与印尼混血儿，爷爷是上海人。5年前来港在香港印尼报纸SUARA任职记者，她用一句说话归纳她多年来对香港人的认知。她记得初来香港时到一间洗衣店，她用英语与老板对话。老板问：“星加坡人？”Verby：“不。我是印尼人”老板续问：“马来西亚人？”Veby：“不。我是印尼人。”老板还未放弃，仍问：“越南人？印度人？”老板把东南亚国家的人全都搬出来，仍不相信眼前会说流利英语的是印尼人，Verby没好气地笑了。还有，她来港第一次租屋，一万元租了一个铜锣湾单位，业主连番要求要查阅Verby的银行存款纪录，“当时我只觉可笑，现在回想起来就得愤怒。她怎能侵犯我的私隐？她就是不相信印尼人有钱租屋。”一位记者没可能妥协，“我妥协了，让她看银行存款，我不想给她看扁。”
自少习惯做少数族裔 10岁时被邻居抛掷石头
记者问：“你来香港之后成为少数族群，有什么感受？”她耸肩而笑：“我习惯了。在印尼时，印尼人觉得我是中国人；在香港，大家觉得我在印尼人。”就像一条绳子的两岸，她就只能站在中央，进退两难。她忆起十岁时在街上遛狗，因为印尼人视狗为不洁，邻居的孩子指着她不断谩骂：‘你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又说我和狗都是不洁净，然后向我们抛掷石头。”她说，圣经中也有一位曾被抛掷石头的女人，她是一位淫妇。10岁的女孩，却被看待成淫妇一般。“我好难过，没有哭，怒气冲冲地回家，母亲说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得，要宽恕他们。”华人于印尼是异类，加以他们一家不是穆斯林，而是基督徒，在印尼群体中，就是食物𦈐中的最底层。她父亲明明是印尼人，却花了多年时间与政府周旋，在法官面前宣誓他们一家都是印尼人，“因此直至我8岁时，才能拿到印尼官方出世纸，然后才能上学。”她家富有，可进天主教会学校读书，有时候经过公立学校，那些穷家女孩都怒视著她。
下集：
【我不是家佣】弃周游列国做大新闻 “同乡”来港写印佣故事：她们却不喜欢我
印尼小岛种族歧视 分“印尼人区”与“白人区”
“我不会忘记他们那种斜睨我的眼神。”长大以后，她在报馆当上环境组的记者，某次到印尼婆罗洲（加里曼丹岛）采访。那是世界第三大岛，晚上九时，她独自穿梭于巷中却迷路，九时多店舖都正在关闸，几乎全街都黑漆漆，“我感觉到四周的人都在看着我。”那种斜睨的眼神似曾相识，像黑漆森林中饿狼群会转动的绿色眼睛。然后，一位青年人驾着摩托车向她驶来，喊：“姐姐，你是中国人吗？快跳上车。”Veby还未及细想，她跳上车，青年人载她回酒店，青年人对她说：“这里晚上九时分为brown area（印尼人区） 和white area（白人区），你刚才在brown area很危险，他们会群殴你的。”讽刺的是，她既不是白，又不是啡，她没想到在国家偏远地区，种族歧视问题如美国50年代般严峻。
父亲：不要说自己是中国人
直至高中，“中国人，还是印尼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一直盘踞Veby的脑袋。“我只记得父亲常骂我：‘不要说自己是中国人。中国政府也不会理你的死活。”为了融入印尼群体，Verby的母亲有过人的气量与耐性，即使是基督徒，还是到穆斯林的寺庙跟她们一起聚会，互相认识。“我们也改了印尼人的名字，也不会庆祝中国人的传统节日。”10岁时被抛掷石头的怒气仍未息，于是她翻查历史，明白一切歧视，源于荷兰侵占管治印尼时期（16世纪末至1942年），将人民由高至低等，区分为白人、印尼华人、印尼人三个等级，避免华人与印尼人联盟抗荷兰。“那些年，印尼孩子不能上学，华人子弟却可以。而华人和白人的学府也要分别开来，我爷爷就是那时候从上海来印尼教书。”
因歧视 学会接纳别人的不同
歧视，出于无知。因此，她想当记者，要把一切不公义都要写出来，又可以去看印尼以外的世界。“因为被歧视，被排斥，自少我便学懂接纳别人的不同。”但她惊讶香港人却不晓得。她曾认识一位印佣，读至高中远赴中东做家佣，她储下一笔钱回国，不用来起屋，却跑去大学读书，现在她是一位大学教授；甚至她认识一位德国记者亦是一名兼职的士司机。“即使是外佣，那只是她们短暂的工作，不是她们的身份。”记者问：“你在香港，有人把你误当为家佣吗？”她笑而不语，她笑，大概是“明知故问”的意思；记者又问Veby：“你为着自己作为印尼人，或中国人而自豪吗？”她又连番大笑，这回我不解，然后她一脸认真地回答：“我只为人类而自豪。”
至于，Veby要来香港做记者的故事，下回再续。
下集：【我不是家佣】弃周游列国做大新闻 “同乡”来港写印佣故事：她们却不喜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