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做坏事？义工团盛行致柬国孤儿院激增　大学生倡负责任做义工

柬埔寨儿童团体Friends International网站有张海报：孩子被困玻璃箱，游人从外拍照，讽刺“儿童不是观光景点”。据2011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2005年至2010年间，柬埔寨孤儿院数量上升75%，只有28%是失去父母的“真孤儿”，44%儿童由父母或亲人送至，并认为这是“孤儿院旅游”盛行令家人将儿童送往孤儿院所致。有见香港不少义工团前往探访和捐款，8名大学生成立组织“STIR搞作”，认为“服务唔系咁简单”，推动公众先学习、后服务，避免“好心做坏事”。

“捐款者对儿童慷慨　孤儿院变牟利生意”

据联合国调查，柬埔寨孤儿院由2005年的154间增加至2010年的269间，住了近12000名儿童。二百多间孤儿院中，只有21所为公营。家人送孩子去孤儿院的原因众多，47%人因家庭贫穷，其他则包括减低经济压力、让子女得到学习机会、家人患病、父母离异或再婚等。61%孩子离开后终与亲人团聚，反映孤儿院是家境贫困的中转站。

报告又指，不少收容所环境不利儿童成长，例如数十名不同年龄的孩子睡在同一房间、职员与儿童同睡、院舍聘请职员时没有严格的背景调查，因而令儿童欠缺保护，备受风险如欺凌和性侵。据2009年国际移民组织(IOM)调查，部分收容所的孩子与职员比例高达81:1，令儿童在成长阶段得不到足够关注。

正因孤儿院情况不堪，故能吸引不少善心人捐款。除了大城市如金边和暹粒的酒店和旅行社兜售“孤儿院行程”，各国的义游团也会安排前往服务，促使越来越多孤儿院出现。据柬埔寨政府估计，所有私营孤儿院皆由海外捐款支持，当捐款不足时，院方就会要求孩子向旅客表演传统舞蹈，甚至要求儿童夜间在街头筹款以增加收入。大部分孤儿院亦没有向捐款者发收据或帐目记录。

Friends International 负责人 James Sutherland 指出：“现在柬埔寨没有冲突、自然灾难和战乱，故数字实际反映旅游业发展。捐款者尤其对儿童慷慨，令孤儿院变成牟利生意。”“儿童不是观光景点”运动表示，孩子一般生活于恶劣的环境，以吸引更多捐款；有柬埔寨母亲回忆送走孩子的原因，是有人跟她说：“把子女送到孤儿院，院方就会给你钱。”

而善长的捐助往往源于不解现况，联合国报告指，近五成受访旅客以为孩子被送往孤儿院的原因是失去所有亲人、也有近六成人认为失去双亲的孤儿应该由亲友收容。Friends International 深信家庭与社区支援才是儿童成长的最佳环境，因此积极推动儿童回家运动，协助“孤儿”重返父母身边、也为失去双亲的儿童寻找亲戚或邻居照顾。

大学生组团考察：义教系统欠跟进

有见香港各大院校及民间组织每年举办无数服务团，8位大学生成立STIR(Student Take Initative Rally)。他们质疑义工在不了解当地情况下前往，提供的服务未必适切，更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他们提倡义工教育，推动有效益的社会服务。半年前，STIR联络上Friends International，组团到当地了解问题。

去年炎暑，12位学生到达柬埔寨金边，随意在街头截一架 Tuk Tuk（出租三轮车），表明想到孤儿院参观。司机爽快答应，途中带他们到糖果店和文具店。学生林姵妡回忆，司机与店家看似早有共识，两人一起推销，学生以3美元买了包糖、十多美金挑了数本记事簿与原子笔。林姵妡形容，一美元在当地可以吃到一份便餐，团员感到未到达目的地，经已走进一条龙服务的孤儿院观光旅程。

到达目的地，数十名儿童跑出来热烈欢迎。团员随即发现孤儿院的外墙亮丽，壁画重复由不同的服务团绘画，但硬件设施却没有改善，数十儿童挤在残破的木屋，他们不禁反思，义工提供的服务是否真正适切？

他们在课室遇到一位法国少女，义教简单的ABC句式，但该院的儿童都能以畅顺英语与人沟。黎悦知不解，“为何义工没发现问题所在？他们有责任找出儿童的真正需要。”她指出服务团之间欠缺学习系统，新团不能翻查旧人的教学纪录，没有沟通与交接，导致内容重复，“一般人只停留数小时至几天不等，我们建议不要教需要跟进的内容，孩子需要有系统的课程，应由长期驻守的老师负责。就算要教，也应建立纪录系统。”

“义工”反被孩子娱乐  孤儿院女孩：我们不是猴子

眼见不少人抱“到此一游”的心态，黎悦知说：“大家去到孤儿院，兴奋拍照摆上网，展示自己体验当地生活。但有没有考虑过其实在消费别人的贫穷？有没有认真感受对方需要？香港的孤儿院不开放予人随便参观，为何大家又会随便跑到别国的孤儿院，拍照公开儿童的样貌？”

另一名成员尹晓晴到过中国、尼泊尔等地的服务团，深刻感受到即使义工教学内容并不适切，孩子一样会欢喜地笑，反倒在娱乐来者。她认为，孩子生活在“孤儿”的角色设定，令义工难以得知他们的真正需要。

十年前，港人陈丽娟到柬埔寨孤儿院长期服务，后来创办“小羊教育”在当地提供幼儿教育。她回忆有位女孩，长大后抱住她说：“老师，我们不是被人观赏的猴子”。她淡然说：“他们是有感情的，如果人们只来几小时或数天，然后永远不再见，孩子对关系建立的价值观会变得短暂，他们需要的是长期生命导师。”

先向在地团体了解  建立可持续系统

STIR强调成立目的并非阻止人去做义工，而是要“先学习、后服务”。黎悦知指，现时服务团风气盛行，未计民间组织，每年大学的各个系会、属会、书院都会举办类似活动，保守估计每年有过千人到东南亚地区提供服务，“如果能让作有效益的服务，会有很大影响力。”

STIR推动义工“学习更聪明的方式”，出发前作深入资料搜集，主动询问当地机构受众的需要。完成后不止要反思自己学到什么，也需评估当地人意见。“撤离计划”亦同样重要，例如思考如何建立可持续性计划，协助当地人建立完善系统，同时纪录自己的服务，让义工离开后，影响力得以持续。

她又指，若果服务团选择不再回去，应做一次过完成却可延续影响的服务，如医科生做口腔检查；若涉及长期系统建立如教育，义工可按照专业协助当地教师制定教学框架。不少在地慈善团体欠缺资源做孤儿院调查、数据分析，STIR认为团员可考虑参与研究，取代亲自到前线接触儿童。联合国则建议捐款者及旅客改为支持推动孩子回家的运动，并捐款予提倡家庭及社区照顾模式的机构。

“义游”与各地机构合作，每年提供近3000个服务团。项目经理马蔼谊认为，孤儿院商业化不在于服务本身，而是源于搞手没有了解当地情况，故未必能帮助当地人解决问题。她建议与在地机构合作，提升服务效益。

STIR成员黎悦知补充，“大学服务团风气强盛，学生离开中学，觉得终能踏出世界做有意义的事，加上得到院校资助，不用付完整旅费，很难叫他们不要去。还望大家谨记，First golden rule, do no harm. Second rule, do go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