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回顾沙士历史　沈祖尧一度抑郁　香港有否汲取教训？

17年前，“香港女儿”谢婉雯医生在隔离病房内不幸染上沙士离世，她的名字一直留在香港人的记忆中，不曾忘记。2003年的春天，沙士无情地夺走299条宝贵生命，当中包括八名医护人员，暴露了医疗系统的缺陷。当年防护措施及装备不足，医护人员坚守岗位背后亦承受著心理压力，有人一星期更只获发一个N95口罩；“抗疫英雄”沈祖尧面对沙士后的独立调查，更一度出现抑郁症状。
疫情过后，政府、医管局及立法会分别完成三份调查报告，点出政府的防疫漏洞，亦有点名批评11名高官及医管局高层。17年过去，又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袭港，香港有没有汲取教训？
记者 | 陈展熙　编辑 | 庄芷韵　摄影 | 陈展熙

2003年沙士在港爆发时间线节录（资料来源：立法会调查报告及各大报章内容）

当时最讽刺的画面是每星期第一个工作天，管理层派一个N95口罩，同时会派一个纸袋，叫你不可以遗失或弄破，因为没有第二个口罩可以补发，又会说这个口罩需要用一个星期。

威尔斯亲王医院的放射治疗师阿智（化名）忆述，2003年3月初医院的8A内科病房爆发沙士，医护集体感染，部门管理层为解同事担忧，向医管局提出需要N95口罩，却因储备不足只提供每人一周一个。

当年政府对沙士的来临措手不及，放射治疗部属于低风险部门，部门管理层亦有编排六人为Dirty Team，专门负责有发烧或沙士疑似症状、但医生认为有需要继续做放射治疗的癌症病人。在没有抽签或任何咨询之下，阿智被编进Dirty Team，心情十分低落：“六个入Dirty Team，四个都有怨言。”即使有机会接触怀疑个案，他获发的却是防护程度第一级（最低级）的黄色保护衣，而不是能防水、第三级的蓝色保护衣。装备不足，加上医院的感染控制措施不完善，阿智觉得心惊胆颤。

接触怀疑沙士病人后　医院要求照常工作

阿智忆述在Dirty Team的第四周，与两位同事为一名住院病人进行癌症舒缓治疗，病人事前未有量体温，完成后半小时收到病房医护电话通知，指该名病人正发烧，怀疑感染沙士。三人顿时呆坐，脑袋瞬间空白，只有一个问题：为甚么会这样？虽然他们有穿戴防护装备，但放射治疗的准确度误差不得超过5毫米，他们需要与病人近距离接触，确认治疗位置，仍然有机会被传染。

在等待病人的检测结果的3天里，担心受感染的恐惧挥之不去，但医院给予的协助接近零。阿智指医院不但没有提供隔离宿舍，没有租屋津贴，院方更没有将他们接触过病人此事上报医管局，没有安排他们接受病毒测试，反而要求他们继续工作，只着他们留意自己有否出现病征。虽然担心回家有机会传染给太太，但因无法支付另外租屋的开支，阿智还是选择回家，唯有在家做好防疫措施，例如长期戴口罩、夫妻保持3米距离、轮流吃饭及分房睡觉。

最后病人没确诊，比起开心，他感到更多的是愤怒：“如果真的感染，我不相信医管局会帮助我们。”疫情过后，阿智见证不少康复的同事因治疗时使用高剂量的类固醇而出现骨枯等后遗症，工作能力大不如前，但医管局时至今日对他们的补偿仍只字不提。面对新冠病毒，医护的防护装备仍然不足，医管局于2月初曾表示防护装备存仓量只剩下一个月用量。阿智批评两次爆发疫情同样是“政府请客，医护埋单”，政府防疫工作不力，让医护承担后果。

外科转做隔离病房　照顾染病医护

当年一名感染沙士的26岁患者入住威院8A病房，将病毒传播给医护人员，有50名医护相继在8A病房染上沙士，最终威院一共有114名医护人员受感染。内科病房不胜负荷，外科病房也转型做隔离病房，主要照顾感染沙士的医护。外科病房护士Sean（化名）当时已入职5年，甫结束大假便成为Dirty Team一员，看到躺在病床上的病人超过八成都是在8A受感染的医护，令他感觉震撼，上班犹如入战场。

每天穿着太空衣似的保护衣持续工作近8小时，Sean形容几乎全身湿透，汗水焗在保护衣内，放工脱下保护衣的感觉就像跑完步。现在医院有负压病房隔离病人，把新鲜空气透过进气口吹入病房，并利用排气口将污染气体抽出，阻隔病毒在医院内散播。但03年医院未有负压的概念，病房打开窗户通风，还添置一部功能类似空气清新机的大型机器，病毒可自由地在病房间游走。就这样工作了八个星期，配备欠完善，同房三、四位同事相继染病：病人吃饭时突然呛到呕吐，有同事经呕吐物的飞沫感染，就连时任新界东医院联网总监冯康医生也变成Sean的病人。

除了担心同事安危，他亦害怕成为下一个病人，不敢跟家人说自己在Dirty Team工作，只好在外独居，近两个月没有回家。工作压力之大，使Sean常常在睡梦中重现上班的画面，不能好好休息。纵然承受巨大压力，Sean反而更坚定要尽自己所能帮助病人。看见自己照顾的同事陆续康复出院，那份感动使他毕生难忘。

沙士后调查　致沈祖尧一度抑郁

前所未见的的病毒来袭，让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感到无形的恐惧和压力。时任威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部门主管沈祖尧为了保持团队士气，公布所有确诊数字。他每天早上6点开始走遍整间医院，了解染病人数及病情后，于部门简报会上公布，让同事们掌握最新情况。每听到有人康复出院，大家都会鼓掌互相激励，提升士气。医院欠缺防护装备，沈祖尧为前线员工打强心针，跟他们说：

即使医院不能出资，我都会用部门或大学储备的钱为大家采购口罩。让他们在前线工作时，能感受管理层与他们同坐一条船。

当年很多部门的病床借调给内科，威院几乎变成“沙士医院”。沈祖尧忆述，一位接触沙士带菌者的急症室医生感染后，由于肺部纤维化，需插喉泵气，但不幸肺部穿了，要从其他部位插喉抽出胸腔的气，身上其他部位同时插满多条喉管。“如果一个人身上插多于七条管，很大机会救不活；他插了超过七条管，幸好年轻，‘大步槛过’。”该医生康复后继续在医院工作，现在回想，沈祖尧仍感到不可思议。

不过，目睹一个又一个同事病倒，沈祖尧感到沮丧，回忆17年前的片段，今天访问时他仍然哽咽：

有位女医生在深切治疗部，情况不乐观，几乎所有药都试过。当时不能探病，她的父母只能以视像探望女儿，从电视机看到女儿要由呼吸机泵气。看到她妈妈的手摸着电视机，嚎啕大哭，情景令人很心酸。

疫情过后，沈祖尧获《时代周刊》誉为“亚洲英雄”，却迎来另一个恶梦。事隔一年，立法会针对政府与医管局处理沙士手法成立专责委员会，沈祖尧要到立法会回应议员质询，更有传报告会点名批评他在威院爆发疫情后重开8A病房，导致沙士进一步在社区爆发。近40名威院医生及中大教职员集体发公开信，质疑审讯的公平性。沈祖尧指重开病房与否决定权在医管局，若指责他犹如找代罪羔羊。独自面对议员们的穷追猛打，沈坦言压力比沙士期间更大，更一度出现抑郁症状：“我是个很容易入睡的人，但当时每晚都睡不着……睡着就会发恶梦，发恶梦时很想醒来，但又不想醒来，因为醒来就要回到残酷的现实世界里。”最终报告没有点名批评他，令他松一口气。

▼▼▼相关图辑：疫情下的香港▼▼▼

新冠肺炎袭港　政府防控配套仍存漏洞

沙士过后，政府加强传染病硬件与软件配套，包括兴建玛嘉烈医院传染病中心、加建负压病房、增加医护感染控制训练、建立中港传染病通报机制等，为香港医疗体系进行重大改革，亦为下一次大型传染病做准备。

2020年1月23日，香港出现首名内地来港的新型冠状病毒患者，个案其后不断增加。为免重现17年前的惨况，阻止更多输入个案增加医疗系统负荷，医护人员及不少专家促请政府全面“封关”，沈祖尧在2月4日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不明白政府为何不全面封关，更呼吁官员到医院感受前线医护面对的困难，但并无实现。“医管局员工阵线”在2月初发起罢工表达诉求，保障前线医护人员安全。

公立医院内科医生以恒（化名）是这次抗疫中Dirty Team成员之一，他批评现在N95口罩和保护衣供应仍然不足。原本医护在接触新病人前都要更换装备，避免交叉感染，但院方多次修改使用指引，竟说可以重用N95，后来再改口指低风险程序，替病人做例行检查时不需要配戴N95。他亦指出，即使医管局数据显示隔离病床增至1400张，但实际上不少病房已被改造作其他部门使用，或已日久失修，失去负压功能。沙士至今，香港虽然经历H1N1猪流感等其他疫情，但仍未有足够的隔离设施，以恒续批评：

17年来有很多地方应该要做得更好，在硬件上有这样的问题，软件上长期人手不足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近期一些政策，例如封关、提供足够的防疫设备亦没有做足，所以我觉得不只这个政府，过往的香港政府都做得不足够。

【本文获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实习刊物《大学线》授权转载，原文：从沙士到新冠肺炎 —— 前线医护的抗疫岁月】